后殖民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有关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反思
后殖民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有关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反思
徐雪涛
摘要：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困扰着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后殖民批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西方汉学再现中国文化身份过程中所隐含的权力话语，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然而后殖民批评家专于话语层面的解构，无视权力背后的商品化，以及热衷理论轻实践等弊端，注定了它只可能在理论话语资源的层面对中国文化身份建构做出有限的贡献。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只能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的自我抉择。
关键词：后殖民；权力话语；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11-0040-04
中国的独特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按照自己的轨道向前发展着。然而近150年来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进程在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中被突然打断，中国的社会历史，从此被迫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并按西方的方式被书写着。与传统文化相连的中国自我的文化身份也随之沉人历史的地表之下。构建中国的文化身份，降解文化身份阐释的焦虑，扭转被人书写的命运，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不至于被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的浪潮所埋葬。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在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时候，时带会陷入一个似乎难以逃脱的悖论——在现代化过程中，学习西方必然会被西方的话语牵引，被西方的强势文化书写：而转向传统又会发现传统已支离破碎却和现代性隔膜太深。有感于当今铺天盖地的“与世界接轨”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所表现的中国文化身份的两难处境，笔者想发表一点自己的感言。谈到文化身份的建构，我们首先必须厘清以下几个问题：解构西方再现中国文化身份中的权力话语、解构霸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试图建构一个新的霸权？后殖民批评家们批判西方话语遮蔽东方文化身份表达的论述是否为中国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蓝本？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自我文化身份的问题？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笔者将在下面三个部分谈到这样一些问题。
西方文学、文化文本中对于中国形象的大量再现，开始于18世纪，后来在西方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西方汉学研究。具有戏剧性的是，西方文化文本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由好转坏的过程。18世纪，中国文化的研究，曾经在法国形成一股热潮，在普通法国人甚至在法国宫廷贵族跟中，中国是一个富庶的国度，充满着奇珍异宝。同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尤其推崇中国文化中的理性，认为中国是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最严密的国家。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再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人被描述成为狡猾，肮脏，不开化的一群软体动物。如英国的小说家笛福通过他小说的主人公鲁滨逊的眼睛，这样再现中国：“他们的建筑与欧洲的宫殿和皇室建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城市相比，哪有那样富强，哪有那么鲜艳的服装、富丽的摆设和无穷的多样？他们的港口不过有几只破船和舢板，哪里比得上我们的商船队和我们强大的海军？我们伦敦城里做的生意，比他们整个帝国的贸易还要多，一艘有八十门炮的英国、法国或荷兰的军舰，便能战胜并且可以摧毁中国所有的战船……中国人……只是一群可鄙、下贱而无知的奴仆屈服于只配统治这样一个民族的政府。”
他们这些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形象的再现，都是主观的臆想。这种建立在主观臆想基础上的再现，实际上是主体欲望的投射：西方特别是18世纪法国称赞中国的理性，目的也在于为法国的启蒙运动张扬理性找到依据；而小说家笛福，也不过在为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扩张寻找借口。从表面上看，这种东方落后，不开化对应于西方进步，文明的“善恶对立寓言”是一种话语关系，在话语背后，它体现出来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把东方说成一个有别于“我们”（西方）的“他们”，需要“我们”去开化，而“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只有武力和暴政，“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是应该被统治的。
随着西方的全球殖民扩张，一门涵盖更大研究领域的东方学建立并发展起来，西方汉学从此被纳入到东方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它的一个分支。所谓“东方学”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美国家学术机构中的以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人为目的的一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科。从东方学对于东方的文化身份的建构中可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理论资源吗？因为西方的学术不是号称建立在以理性、客观、独立、超然的人文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吗？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家们，为我们揭示了东方学隐藏在中立外衣下的权利运作机制。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科的话语理论为基础。德里达解构了传统的真理观，认为真理还是一种叙述，而叙述就意味着权力。福科更是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赛义德据此认为，东方学知识同福柯所考察的知识一样，它也不是对真实东方的客观反映，它也充斥着权力。不仅如此，权力在东方学中的表现比在其他知识领域中的表现更为明显。他说“权力与知识的并存在近代语言学历史中远没有在东方学中那么突出。”东方学家，传教士，政客，旅行者们自以为他们对东方的研究反映了真实的东方，而实际上，由于西方价值体系的潜在或直接的影响，他们所呈现的东方学知识中，充斥着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权力话语，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东方，而只能是他们的想象：“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于是从权力中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因此，东方学中的东方是西方人虚构出来的，是对真实东方的歪曲。西方在认识东方，形成东方学的同时，巧妙地把西方包含价值观、运思方式和检验标准以学科形式扩展到东方。因而东方主义不是东方的一部分，而是西方的一部分。
那么这种权力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有思想家认为正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观念使得他们认为，他们种族的优秀性注定了他们拯救世界的使命。正是这种“拯救世界”的崇高使命感使西方的民族主义将殖民世界变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殖民者把自己的民族想象得至高无上，而在疆界之外的其他民族，尤其是被殖民者则被想象成低下的、劣等的种族。“（上帝）选民的思想对遥 《后殖民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有关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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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雪涛
摘要：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困扰着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后殖民批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西方汉学再现中国文化身份过程中所隐含的权力话语，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然而后殖民批评家专于话语层面的解构，无视权力背后的商品化，以及热衷理论轻实践等弊端，注定了它只可能在理论话语资源的层面对中国文化身份建构做出有限的贡献。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只能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的自我抉择。
关键词：后殖民；权力话语；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11-0040-04
中国的独特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按照自己的轨道向前发展着。然而近150年来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进程在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中被突然打断，中国的社会历史，从此被迫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并按西方的方式被书写着。与传统文化相连的中国自我的文化身份也随之沉人历史的地表之下。构建中国的文化身份，降解文化身份阐释的焦虑，扭转被人书写的命运，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不至于被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的浪潮所埋葬。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在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时候，时带会陷入一个似乎难以逃脱的悖论——在现代化过程中，学习西方必然会被西方的话语牵引，被西方的强势文化书写：而转向传统又会发现传统已支离破碎却和现代性隔膜太深。有感于当今铺天盖地的“与世界接轨”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所表现的中国文化身份的两难处境，笔者想发表一点自己的感言。谈到文化身份的建构，我们首先必须厘清以下几个问题：解构西方再现中国文化身份中的权力话语、解构霸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试图建构一个新的霸权？后殖民批评家们批判西方话语遮蔽东方文化身份表达的论述是否为中国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蓝本？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自我文化身份的问题？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笔者将在下面三个部分谈到这样一些问题。
西方文学、文化文本中对于中国形象的大量再现，开始于18世纪，后来在西方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西方汉学研究。具有戏剧性的是，西方文化文本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由好转坏的过程。18世纪，中国文化的研究，曾经在法国形成一股热潮，在普通法国人甚至在法国宫廷贵族跟中，中国是一个富庶的国度，充满着奇珍异宝。同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尤其推崇中国文化中的理性，认为中国是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最严密的国家。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再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人被描述成为狡猾，肮脏，不开化的一群软体动物。如英国的小说家笛福通过他小说的主人公鲁滨逊的眼睛，这样再现中国：“他们的建筑与欧洲的宫殿和皇室建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城市相比，哪有那样富强，哪有那么鲜艳的服装、富丽的摆设和无穷的多样？他们的港口不过有几只破船和舢板，哪里比得上我们的商船队和我们强大的海军？我们伦敦城里做的生意，比他们整个帝国的贸易还要多，一艘有八十门炮的英国、法国或荷兰的军舰，便能战胜并且可以摧毁中国所有的战船……中国人……只是一群可鄙、下贱而无知的奴仆屈服于只配统治这样一个民族的政府。”
他们这些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形象的再现，都是主观的臆想。这种建立在主观臆想基础上的再现，实际上是主体欲望的投射：西方特别是18世纪法国称赞中国的理性，目的也在于为法国的启蒙运动张扬理性找到依据；而小说家笛福，也不过在为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扩张寻找借口。从表面上看，这种东方落后，不开化对应于西方进步，文明的“善恶对立寓言”是一种话语关系，在话语背后，它体现出来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把东方说成一个有别于“我们”（西方）的“他们”，需要“我们”去开化，而“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只有武力和暴政，“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是应该被统治的。
随着西方的全球殖民扩张，一门涵盖更大研究领域的东方学建立并发展起来，西方汉学从此被纳入到东方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它的一个分支。所谓“东方学”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美国家学术机构中的以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人为目的的一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科。从东方学对于东方的文化身份的建构中可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理论资源吗？因为西方的学术不是号称建立在以理性、客观、独立、超然的人文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吗？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家们，为我们揭示了东方学隐藏在中立外衣下的权利运作机制。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科的话语理论为基础。德里达解构了传统的真理观，认为真理还是一种叙述，而叙述就意味着权力。福科更是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赛义德据此认为，东方学知识同福柯所考察的知识一样，它也不是对真实东方的客观反映，它也充斥着权力。不仅如此，权力在东方学中的表现比在其他知识领域中的表现更为明显。他说“权力与知识的并存在近代语言学历史中远没有在东方学中那么突出。”东方学家，传教士，政客，旅行者们自以为他们对东方的研究反映了真实的东方，而实际上，由于西方价值体系的潜在或直接的影响，他们所呈现的东方学知识中，充斥着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权力话语，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东方，而只能是他们的想象：“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于是从权力中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因此，东方学中的东方是西方人虚构出来的，是对真实东方的歪曲。西方在认识东方，形成东方学的同时，巧妙地把西方包含价值观、运思方式和检验标准以学科形式扩展到东方。因而东方主义不是东方的一部分，而是西方的一部分。
那么这种权力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有思想家认为正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观念使得他们认为，他们种族的优秀性注定了他们拯救世界的使命。正是这种“拯救世界”的崇高使命感使西方的民族主义将殖民世界变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殖民者把自己的民族想象得至高无上，而在疆界之外的其他民族，尤其是被殖民者则被想象成低下的、劣等的种族。“（上帝）选民的思想对遥 《后殖民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有关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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