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一致认为吴三桂是断送大明锦绣河山的历史罪人。在吴三桂举兵反清行动最终失败之后，朝鲜朝士大夫便从军事意义上的反清意识“北伐论”转换为文化意义上的“小中华思想”。在以朝鲜为中心的中华思想的现实中，朝鲜朝士大夫的这种社会意识也出现了一种比较怪诞的现象：即一部分士大夫肯定清朝在政治、经济方面发展的倾向；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却反倒无视甚或蔑视清朝的这种发展。他们在社会文化方面以明朝的制度与风俗作为基准，并自诩自己所保留的明朝的文化要素最多，认为自己是中华思想的继承者，并试图在现实中寻找其具体根据（服饰、冠婚丧祭等），从而比17世纪更加彻底地体现出要将作为“华”的朝鲜朝与作为“夷”的清朝区分开来的强烈的华夷分离意识。譬如，这一时期，他们在论及清朝与朝鲜朝的关系时，使用了“皇孙、皇帝、皇族”等用语，比起前一时期(17世纪后半期)使用“清主”等用语的情况，他们显然已经承认了清朝在政治上的优越性。虽然有时也使用“胡皇”等用语，但在正式称谓国家或皇帝时，则毫无顾忌地使用事大的用语。
这一时期，受到朝鲜朝这种“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朝鲜朝的燕行使臣所塑造的“满族人形象”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满族人的形象由政治、军事意义上的“野蛮”、“残暴”、“见利忘耻”转变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丑陋”、“凶狠”、“顽劣”的形象。
（三）
进入到18世纪下半叶，随着清朝与朝鲜朝之间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距离愈拉愈大，朝鲜朝士大夫在政治、经济方面更加肯定清朝在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甚至出现了努力学习清朝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思想潮流（如北学派）。但是在社会文化方面，仍然沿袭以朝鲜为中心的中华思想，继续坚持华夷分离的意识，并以此作为判断现实的标准去贬斥清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呈现出将清朝贬斥为“夷狄”的倾向。它表现为或多或少地拒绝接受清代文化或者拒绝接受西方文化。只是与前一时期相比，随着社会现实矛盾的日趋激化，洪大容、朴趾源等北学派人士也开始透过清朝在政治、经济上的繁荣景象认识到以朝鲜为中心的中华思想的局限性，并开始怀疑朱子学世界观，强烈批评当时朝鲜朝社会的思想意识与现实状况相悖离的状态。但是，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以朝鲜为中心的朱子学世界观作为判断现实的标准。由此可见，他们所批判的不是朱子学的原理，而是批判当时学习朱子学的士人们的实践态度。更何况，他们的这种思想并不代表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士大夫在社会文化方面仍然将清朝视作“夷狄”的普遍倾向。
相对于满族人，这一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汉族人的心理期许似乎更高一些。他们发现，在清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汉族士大夫的反清意识已开始淡漠，而向清朝献颂、献策者急剧增多。在他们笔下，当时的汉族文人被描写成不得不在满族统治下过着屈辱生活的一群人。因而，他们同情和理解这些汉族文人如不试举就将湮没于草莽的两难境地，同时也觉察到汉族士大夫在清朝统治下思明但又不敢表露出思明的微妙心态，也深感汉族士大夫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淡薄、儒家义理精神的缺失，并为此深感痛心。
由此可见，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是由清代中国的现实社会图景及其丰富的文化积淀与朝鲜文化的想象、愿望结合而创造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通过文本分析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清朝形象的同时，还必须研究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还必须研究清朝的现实社会和中国丰富的文化。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根源，两者始终是互动的关系。
二、“使华录”作者的个体感受及其中国形象的嬗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朝鲜朝作为一个阐释集体，对清朝的认识具有较稳定的一致性。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却会在大体一致的同时又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因为异国形象也是文本记录者的情感与思想的产物，他们在深入观察、感知异国的过程中自然会在作品中表露出自己对异国的独特看法。
当然，由于朝鲜朝燕行使臣的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譬如，朝鲜朝有些燕行正使、副使、书状官所撰写的呈献给朝鲜国王的“使华日记”，考虑到中朝两国的外交关系以及朝鲜朝对清朝的政策，社会总体想象的成分较多；而其他朝鲜朝的“使华”作品，尤其是子弟军官们（如洪大容、朴趾源）所撰写的“使华日记”则较少这方面的禁忌，可以较自由、较客观地描述明朝、清朝的实景。再譬如，对中国观察时间较长或观察程度较深的人（如麟坪大君曾有一年作为人质生活在沈阳，又曾十二次出使清朝）就能较真实地描述出自己对清朝社会相对深刻的印象，也能比较充分地表现出对中国的独特情感与思想；反之，对中国视察时间较短或观察程度较浅的人则基本受制于作者所属国的社会总体想象。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之间较为密切的影响关系或师承关系。譬如，金昌业的家族中有曾祖父、父亲、叔父及长兄等人曾先后以正使的身份出使过中国。因而，他很早就从父兄的谈话以及祖辈的“朝天录”与“燕行录”作品中对中国有了较多的认识，并形成了对中国的“前理解”，而这种“前理解”与当时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又是不尽相同的。再譬如，在对清朝形象的描述方面，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之间有着某种师承关系，像朴趾源对中国器物制度的描述就是承袭了洪大容的《燕记》，进而在很多方面强化了洪大容笔下理想化的中国形象。
因而，比起其他朝鲜朝燕行使臣，那些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能够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一般说来，一个形象与社会总体想象物间的距离越大，就愈具有独创性；反之，则被视为总体想象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制”或“再生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皇帝形象的塑造方面。无论是麟坪大君李窗、老稼斋金昌业、湛轩洪大容、燕岩朴趾源、炯庵李德懋，还是其他朝鲜朝燕行使臣，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朝鲜朝对中国皇帝的社会总体想象。譬如，麟坪大君李窖笔下的顺治，不仅具有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所要求的“气象桀骜”、“气狭性暴”、“荒淫自恣”的一面，还具有麟坪大君所特别观察与感受到的“慕效华制”、“力学中华文字”的一面，具有独创性。从麟坪大君所描述勤奋学习、锐意改制的顺治形象中，我们不难看到，朝鲜朝燕行使臣在游历中国接触到清朝皇帝的过程中，尽管还无法摆脱作为朝鲜朝社会对清朝总体想象的“华夷观念”的影响，但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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