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对“胡人”的先入之见。再譬如，老稼斋金昌业等人笔下的康熙形象。在金昌业等一些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的那个神气清明、朴素节俭的康熙形象)就置换了由朝鲜朝对康熙的社会总体想象及其作者对康熙的“前理解”所虚构的一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康熙形象，这是金昌业等朝鲜朝燕行使臣根据自己的“个人体验”、以一个作家的在场身份（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所塑造的比较客观但略趋理想化的康熙形象。再譬如，朝鲜朝北学人士笔下的乾隆形象。乾隆在位时期，清朝对朝鲜朝实行了更加积极的以恩为主、辅之以威的政策，因而朝鲜朝正祖对其十分敬佩，朝鲜朝对乾隆也普遍赞赏有加。在朝鲜朝对乾隆的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下，力主北学的朝鲜朝燕行使臣自然愿意将乾隆塑造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圣君形象。他们也的确将乾隆描写成“满面和气”、勤于政事、孜孜求治的英明君主。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深入观察乾隆的“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客观地描述了行为专横独断、生活愈益腐化的乾隆形象。
其次，是在满族人形象的塑造方面。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不少朝鲜朝燕行使臣受到源于“华夷观念”的“北伐论”、“小中华思想”等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在自己的“燕行录”作品中，往往将满族人描写成为具有政治、军事意义的“野蛮”、“残暴”、“见利忘耻”的形象和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丑陋”、“凶狠”、“顽劣”的形象。但与此同时，一些深入观察清朝社会的朝鲜朝燕行使臣（尤其是北学派人士）却通过燕行的见闻，对满旗人的看法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依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大大克服了当时支配朝鲜朝社会的反清心理，将满族人塑造成为强壮、具有顽强生命力以及长于骑射、崇尚武功的具有阳刚之气的形象。他们认为，清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原因，除了清军善于骑射的因素之外，还由于满族人的马匹“体大良善”，并且实施了有针对性的科学的饲养方法。另外，他们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也切实认识到满族人的衣冠十分讲求实用性，在天寒地冻的中国北方的山地环境下，皮质袍服的袖子做得窄紧一些，既可以防止冷风灌人、暖手防冻，又方便打牲射箭、提缰策马，更便于征战。尤其是他们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了中国北方市集一派繁荣的景象，就马上意识到清朝远非是朝鲜能够战胜的对象，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由此非常沮丧，不想继续前行。事后经过反省，他们又觉得这是由于自己的嫉妒心在作怪，而这种嫉妒心又正是出于自己“所见者小”的原因。“所见者小”的人心中有偏见，目光狭窄，犹如井底之蛙看不到外部的广阔天地。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朝鲜先祖们长期固守的理念价值在清朝早已过时，在不知不觉间他们从前坚守的“北伐”主张逐渐被“北学”意识所替代。因而，他们开始致力于寻找清朝经济繁荣的具体原因，并积极力主“北学中国”，进而改革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他们认为朝鲜朝只有摒弃对清朝的偏见，虚心学习清朝发达的实用技术，才能实现国富民强，然后才有实力“尊明攘夷”，进行北伐。他们通过对中国的车、船、城、甓、瓦、道路、桥梁、畜牧、商贾等方面的详细考察和研究，找出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他们还主张取长补短，引进清朝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进朝鲜朝的劳动工具，改革其操作方法，提高其生产效益。其结果是，这一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满族人的描述就进入了“客观化”的时期。
再次，是在对汉族人形象的塑造方面。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虽然仍持有以朝鲜为中心的“小中华思想”以及“华夷分离”意识，但他们在实际的燕行路途中，却大都没有拘泥于大明义理的名分论，因而同情与理解力求通过科举谋求一生功名的汉族文人，认为这些人若不试举就将湮没于草莽之中，况且康熙之后太平盛世又持续了百余年，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强求他们也同样坚守对明义理而不去试举。正因为朴趾源等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已经基本摆脱了他们长期遵奉的朱子学的理论束缚，所以就能在当时清朝禁止朝鲜朝燕行使臣与清朝文人进行直接交游的环境下，为了输入清代文物与学术思想，敢于在较广泛的领域内大胆地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层次的清朝文人展开平等的思想交流与学术交流，从而在较高层次上复归于原始的实用儒学并探究儒学的真髓本义，以此托古改今，对传统的只以伦理道德为价值标准的一维思维方法进行了质疑与批判，然后再以经济的、政治的、现实的多维价值观念审时度世，品评人情事物，因此具有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
在朝鲜朝燕行使臣看来，他们在中国所交游的严诚、潘庭筠、李调元、李鼎元、纪昀等汉族文人，尽管崇尚宋代理学，但都不完全拘泥于朱子学，而是表现出灵活的学风与诗才，都是一些令人景仰的学识渊博的学者、文人。他们不论是作诗还是研究学问都表现出绝不拘泥于接受某一流派影响的博大胸怀。其结果是，洪大容等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与中国文人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其历史意识也变得更加精深。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肯定清朝的优越性，而且在社会文化方面也大胆怀疑他们所长期遵奉的朱子学理论，开始尊崇发端于先秦儒学基础上的具有近代意识的实学思想。另外，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与许多清朝汉族文人的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情投意合。与此同时，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汉族文人做出了诸如姿貌雅洁、儒雅纯朴、学识渊博等赞赏性的描述。譬如，在朴趾源笔下，清朝汉族文人大多是为人朴实纯正、学识渊博，而不是因民族的不同就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再譬如，洪大容在赞美严诚不为世俗所迷惑的耿直、刚正性格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其文学才能与人品。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汉族文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