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徐东日(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吉林延吉133002)
作者简介：徐东日，男，朝鲜族，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亚比较文学。
基金项目：2004年全国高等院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助经费研究项目(200412)；教育部“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朝鲜朝使节《燕行录》中的中国形象”；吉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重点科研项目：朝鲜<燕行录》中的中国文化形象。
摘要：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由于其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而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会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我们从中也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
关键词：朝鲜朝燕行使臣；清朝；中国形象；嬗变；内因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0)04-0001-05
在古代，由于地理上的便利，位于中国东北方向的朝鲜受到儒家礼治文化的熏陶最多。源自中国儒家的大一统的礼治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融为古代朝鲜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基础，中朝两国之间从明朝开始就建立了典型的以君臣关系为原则的宗藩封贡关系。到了清朝，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出现了一些变化，再加上其个体成员的中国体验各不相同，因而其燕行使臣所描述的中国形象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
一、朝鲜朝对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及其笔下中国形象的嬗变
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是建立在朝鲜民族将汉文化的优势以及汉族在政治、军事上的强大加以绝对化、将其认定为人类文化与政治的普遍价值的评判标准基础之上的。
（一）
壬辰倭乱之后，朝鲜朝的士大夫通过战争亲身体验了与自身（内集团）文化不同的日本（外集团）文化，并引发了内集团意识的增强，使明朝与朝鲜朝增强了同盟关系。在朝鲜朝士大夫看来，清朝是一种威胁内集团的存在，只能属于外集团的领域。这种北清朝、南日本的危机状况，起到了加强内集团意识的作用，也能动地反映了朝鲜朝士大夫试图在内集团中确认自我正统性并将自己的文化与他者文化区别开来的意识。与此同时，朱子学作为内集团的主要准则，凡是对不符合基准的其它国家的风俗或文化，就以与我们的文化不同的理由而定性为野蛮文化并加以贬斥。另外，朱子学作为朝鲜朝士大夫集团的主要思想意识愈加教条化和保守化。不仅如此，由于朝鲜朝士大夫不能从明朝那里再看到中华的基准，于是，现实中留有中华思想成分最多的朝鲜为中华具体基准的以朝鲜朝为中心的小中华思想便开始萌芽了。他们认为，比起清朝文化，朝鲜朝文化保留着更多的明代文化的痕迹，所以朝鲜朝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或者守护者。因为自己是“小中华”，即“大中华”的化身，所以就拒绝与蛮夷进行交往，就算是被武力征服，他们心底里也拒绝与中国的新统治者进行交流。这就是这一时期朝鲜民族对清朝社会的总体想象。
朝鲜人对清朝的称谓比起对明朝的称谓有较大不同。首先，与表现对明朝绝对尊崇的“天朝”、“上国”等称谓不同，对清朝经常使用单纯的具有政治、军事含义的“大国”、“清朝”等用语。昭显世子在《沈阳日记》中将清朝贬斥为“夷”时，仅限于“清主”、“清人”、“胡人”、“清帝”等称谓，但在麟坪大君的《燕途纪行》或此后的《燕行录》中，则将清朝贬斥为“夷”，把有关清朝的“胡地”、“胡山”等事物的称呼也都称之为“夷”。这说明，尽管明朝已经灭亡几十年，但是将清朝视作“夷”的华夷分离意识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不断得到增强。
基于对清朝的这种社会总体想象，在17世纪下半叶，朝鲜朝对满族人的形象描述是否定性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将不符合其基准的清朝的风俗或文化定性为野蛮文化并加以贬斥，并以一个文化相对发达的强势民族对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弱势民族的那种具有优越意识的价值判断以及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描述满族人野蛮而残暴的行为，指称他们是“胡人”，还将他们“见利忘耻”、“不识事理，不惯风教”的品格指称为整个满族人的民族品格。出于这种“社会总体想象”，不少朝鲜朝燕行使臣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野蛮而且富有攻击性及侵略性的满族人形象。这一时期的朝鲜朝燕行使臣，据实描述了在中国各地进行烧杀抢掠的“妖魔化”的清军形象。清军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杀戮百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的遗民不肯“剃发”、“易服”。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力主让汉族人“剃发”、“易服”，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为了避免满族被“汉化”。另外，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的顺治不仅是一个“气象桀骜”、“气狭性暴”的皇帝，更是一个“荒淫自恣”的胡皇。他们之所以这样描述顺治，是由于朝鲜朝士大夫对中国的总体想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由礼仪之邦沦落为颠覆文明的蛮夷之邦，因而从值得尊崇的对象变成了应该讨伐的对象。而这种形象，在满族人缺席的情况下，被掌握着想象控制权的朝鲜朝文人逐渐加以“文本化”，与此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朝鲜人的“社会总体想象”，这使得两者在反复交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描述满族人的固定模式。
（二）
18世纪上半叶，随着丙子胡乱已逝去百余年，朝鲜朝与清朝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朝贡体制。随着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清朝的政治安定与经济繁荣，使得清朝与朝鲜朝之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现实差距愈加凸现，朝鲜朝士大夫盲目敌视清朝的社会意识逐渐降低，朝鲜朝士大夫们更加意识到“北伐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由于朝鲜朝士大夫内心仍念念不忘明神宗出兵援朝御倭的救国之恩，对明朝残余势力的抗清斗争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再加上朝鲜朝在儒学“华夷观”的作用下，还将满族建立起来的清朝视为“夷狄”，存在着轻视和不信任的心理，由此更加强化了“尊周思想”和“华夷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反清尊明”的民族意识（即“北伐论”和“小中华思想”），从而严重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民族主体意识。其结果，朝鲜朝士大夫对程朱理学的维护要比清帝国的文人厉害得多。在这种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下，金昌业等朝鲜朝燕行使臣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十分重要，并在自己的“燕行”作品中，十分鄙视汉族人将“易服色”看得比较轻易的作为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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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东日(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吉林延吉133002)
作者简介：徐东日，男，朝鲜族，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亚比较文学。
基金项目：2004年全国高等院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助经费研究项目(200412)；教育部“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朝鲜朝使节《燕行录》中的中国形象”；吉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重点科研项目：朝鲜<燕行录》中的中国文化形象。
摘要：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由于其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而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会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我们从中也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
关键词：朝鲜朝燕行使臣；清朝；中国形象；嬗变；内因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0)04-0001-05
在古代，由于地理上的便利，位于中国东北方向的朝鲜受到儒家礼治文化的熏陶最多。源自中国儒家的大一统的礼治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融为古代朝鲜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基础，中朝两国之间从明朝开始就建立了典型的以君臣关系为原则的宗藩封贡关系。到了清朝，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出现了一些变化，再加上其个体成员的中国体验各不相同，因而其燕行使臣所描述的中国形象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
一、朝鲜朝对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及其笔下中国形象的嬗变
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是建立在朝鲜民族将汉文化的优势以及汉族在政治、军事上的强大加以绝对化、将其认定为人类文化与政治的普遍价值的评判标准基础之上的。
（一）
壬辰倭乱之后，朝鲜朝的士大夫通过战争亲身体验了与自身（内集团）文化不同的日本（外集团）文化，并引发了内集团意识的增强，使明朝与朝鲜朝增强了同盟关系。在朝鲜朝士大夫看来，清朝是一种威胁内集团的存在，只能属于外集团的领域。这种北清朝、南日本的危机状况，起到了加强内集团意识的作用，也能动地反映了朝鲜朝士大夫试图在内集团中确认自我正统性并将自己的文化与他者文化区别开来的意识。与此同时，朱子学作为内集团的主要准则，凡是对不符合基准的其它国家的风俗或文化，就以与我们的文化不同的理由而定性为野蛮文化并加以贬斥。另外，朱子学作为朝鲜朝士大夫集团的主要思想意识愈加教条化和保守化。不仅如此，由于朝鲜朝士大夫不能从明朝那里再看到中华的基准，于是，现实中留有中华思想成分最多的朝鲜为中华具体基准的以朝鲜朝为中心的小中华思想便开始萌芽了。他们认为，比起清朝文化，朝鲜朝文化保留着更多的明代文化的痕迹，所以朝鲜朝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或者守护者。因为自己是“小中华”，即“大中华”的化身，所以就拒绝与蛮夷进行交往，就算是被武力征服，他们心底里也拒绝与中国的新统治者进行交流。这就是这一时期朝鲜民族对清朝社会的总体想象。
朝鲜人对清朝的称谓比起对明朝的称谓有较大不同。首先，与表现对明朝绝对尊崇的“天朝”、“上国”等称谓不同，对清朝经常使用单纯的具有政治、军事含义的“大国”、“清朝”等用语。昭显世子在《沈阳日记》中将清朝贬斥为“夷”时，仅限于“清主”、“清人”、“胡人”、“清帝”等称谓，但在麟坪大君的《燕途纪行》或此后的《燕行录》中，则将清朝贬斥为“夷”，把有关清朝的“胡地”、“胡山”等事物的称呼也都称之为“夷”。这说明，尽管明朝已经灭亡几十年，但是将清朝视作“夷”的华夷分离意识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不断得到增强。
基于对清朝的这种社会总体想象，在17世纪下半叶，朝鲜朝对满族人的形象描述是否定性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将不符合其基准的清朝的风俗或文化定性为野蛮文化并加以贬斥，并以一个文化相对发达的强势民族对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弱势民族的那种具有优越意识的价值判断以及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描述满族人野蛮而残暴的行为，指称他们是“胡人”，还将他们“见利忘耻”、“不识事理，不惯风教”的品格指称为整个满族人的民族品格。出于这种“社会总体想象”，不少朝鲜朝燕行使臣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野蛮而且富有攻击性及侵略性的满族人形象。这一时期的朝鲜朝燕行使臣，据实描述了在中国各地进行烧杀抢掠的“妖魔化”的清军形象。清军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杀戮百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的遗民不肯“剃发”、“易服”。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力主让汉族人“剃发”、“易服”，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为了避免满族被“汉化”。另外，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的顺治不仅是一个“气象桀骜”、“气狭性暴”的皇帝，更是一个“荒淫自恣”的胡皇。他们之所以这样描述顺治，是由于朝鲜朝士大夫对中国的总体想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由礼仪之邦沦落为颠覆文明的蛮夷之邦，因而从值得尊崇的对象变成了应该讨伐的对象。而这种形象，在满族人缺席的情况下，被掌握着想象控制权的朝鲜朝文人逐渐加以“文本化”，与此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朝鲜人的“社会总体想象”，这使得两者在反复交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描述满族人的固定模式。
（二）
18世纪上半叶，随着丙子胡乱已逝去百余年，朝鲜朝与清朝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朝贡体制。随着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清朝的政治安定与经济繁荣，使得清朝与朝鲜朝之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现实差距愈加凸现，朝鲜朝士大夫盲目敌视清朝的社会意识逐渐降低，朝鲜朝士大夫们更加意识到“北伐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由于朝鲜朝士大夫内心仍念念不忘明神宗出兵援朝御倭的救国之恩，对明朝残余势力的抗清斗争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再加上朝鲜朝在儒学“华夷观”的作用下，还将满族建立起来的清朝视为“夷狄”，存在着轻视和不信任的心理，由此更加强化了“尊周思想”和“华夷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反清尊明”的民族意识（即“北伐论”和“小中华思想”），从而严重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民族主体意识。其结果，朝鲜朝士大夫对程朱理学的维护要比清帝国的文人厉害得多。在这种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下，金昌业等朝鲜朝燕行使臣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十分重要，并在自己的“燕行”作品中，十分鄙视汉族人将“易服色”看得比较轻易的作为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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