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黄宗羲、全祖望史学思想之异同
林于皓首，封已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巧乎逾”。在这里他把无事于“谈书穷理”或读书穷理只是在“字义从违”上用功，一辈子“封已守残”而且“皓首”于章句摘索之人，讥为“纤儿细土”，这些人在国家危难之时，仍倾心于礼教的“说同道异”，置百姓，民族之大业于不顾，显出一付“茫然无事”的精神状态，这是他们以诡巧的办法在逃避生活现实的表现。
黄宗羲坚决反对将经世致用的功利价值与性命礼义的道学原则对立起来，以为事功与学道应统一而非对立，说：“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求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21强调“学贵适用”，做一个“真儒”，要具有“救国家之患难”的精神品格，把事功与学道良好地结合起来。
黄宗羲从不仅从学理上阐述了“经世致用”之思想，而且以自身的实践贯彻了这种思想。黄宗羲孜孜不倦地收集明代史料目的是为了探讨明朝兴衰之原因，使后人为之借鉴。全祖望终身致力于搜求和整理故用文献，表彰明末人物之忠义气节，也是经也致用之思想的表现。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全氏的经世致用原则贯彻的更为彻底，如梁启超所说：“梨州虽然不大作玄谈，然究未能尽免，谢山著述，却真无一字理障了”22。可见全望从不空谈性理，讲究治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做学问应“经世务方可见施行”则与黄宗羲的治学原则是一致的。全祖望又告诫学生：“读书贵有用，岂徒咕华夸精能”。23他特别反对空谈性理或者专事考察，脱离现实的做法。对黄宗羲晚年“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24的空谈玄理行为，提出了批评。因此我们在全祖望的著作中很难看到玄理之作，而大量的是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记和考证之作，这表明了他希望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出发来考察和分析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以达到“致用”、“应务”之治学目的。
（三）讲究求实考信，实地调查的治史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注重历史文献的搜集，尤其注重对明代历史文献和乡邦文献的编集。
黄宗羲在反清复明的抗争失败以后，便花了很大精力从事明代文献编撰和研究。他先搜集南明经营恢复之事迹续成《行朝录》九种的纂辑，后又编纂《明史案》44卷。对那些为国献身的爱国之士，则生平搜集他们的事迹，还加上自己的耳闻目睹以及求证于旁人，然后用墓志碑铭的形式予以表彰。黄宗羲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整理和编撰了大量故国文献，编辑了《明文集》、《明文海》等大作。编写了《行朝录》、《恩旧录》、《弘光朝实录》、《海外恸哭记》等，在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方面有《剡源文创》、《姚江逸诗》、《四明山志》等。
全祖望生活在康乾盛世，深惑于“故国乔木日以陵夷，而遗文与之俱剥落，微文微献将于何后？此予之所以累唏长叹而能自己也！”25， “百年以来，文献以忌讳脱落。而其后人，亦不甚了了”26。因此他的文集《鲒埼亭集》中大约一半以上是记述故国人物生平事迹的墓志铭碑传记，这些传记中的内容补充了《明史》中的许多缺漏，是研究明末社会人物所必需的文献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大多为浙东人士，在此是以看出全氏对乡邦人物的重视。不仅如此，全氏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收集乡邦人士的文章诗篇编纂成书如《沦田录》和《续甬上著旧诗》等。
2、打破传统的正史观念，注重铭碑、方志、文集等的史料价值。
黄宗羲与全祖望的一生都写了大量的铭碑，对这些史料的接触都有着自己亲身的体会，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认为“夫铭者，史之类也。”认为碑铭之文往往蕴含着一些重要的史事可补正史之阙，或者可以用来校正其他史料，对于地方志、年谱之类史料，他们都认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祖望所说：“地志佳者，正以其能力旧史拾遗”“年谱之学，别为一家要以钜公魅儒事迹繁多，大而国史，小而家传墓文，容不能无舛谬，所籍年谱以正之”27。黄全二人还十分注重文集的史料价值，黄宗羲认为文集能弥补、参正史籍记载之不足，“有裨于史氏之缺文”，又如“《实录》有所隐避，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28。正因如此，黄宗羲与全祖望都十分重视文集的这种功用，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每个案主的史料均来源于各自的文集，全氏也为许多明末清初人士的文集作序，以阐明文集之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黄全二人虽然注重铭、方志、文集等的史料价值，但他们都对之以科学的态度，认为可信但不可轻信。黄宗羲就曾总结出方志、族谱等许多谬误之处，并详细地分析了谬误产生的原因。全祖望重视方志的编修，但也对以往方志的许多失实之处提出了批判。
3、实地考察之治史态度。
为辨明史实之真伪，黄宗羲与全祖望都很注重实地探访，这又秉承了司马迁治史之遗风。崇祯十五年，他畅游四明山，“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履痕”，发现“足之所历与纪传文集相勘每徵悟失实。”29便考求古迹，博采群书，订正伪考，充实新得，纂成《四明山志》，考证精深，纠正了一些错误。漫游庐山时，对文献有关庐山的不实记载多有辨析。全祖望作明末人物之传记，每作一人物，都考证于史籍，并亲自到其故址参观、考察，如名作《梅花岭记》，就亲之上梅花岭作实地考察。
4、“寓褒贬于史”秉笔直书的治史原则。
黄宗羲与全氏都主张作史要据事直书，反对为尊者，贤者讳，认为史书要起到“扬恶惩善”的作用。就必须如实记载，不能作性情褒贬。黄宗羲指出：“为史而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30全祖望强调作史就要实事求是的反映历史真实面貌。他认为“不知史以纪实，非其实者非史也。”又说：“春秋之旨，能诛之不能削之。惟据其实则可诛之，若削之，则天地之所不能，而书生能之，无是理也。曰：然则当如何书？曰，惟从其实书之耳。”31从这种思想上，黄全二人写作了大量关于明末清初之抗清人物的传记，如实地记载了他们的抗清事迹，表彰了他们的忠君爱国的行动。
（四）二人都注重学术思想史，对于学术思想的延承和变迁都非常注重。
作为理学家出身的黄宗羲与全祖望都比较重视宋元明这三个朝代的理学发展史。而且在他们的努力下，完成了对这一段时期的关于理学发展的总结性学术著作《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
从《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全祖望关学术史方面的思想，充分发挥他们深厚的史家功底，把宋、元、明时期的重要名学派全数网罗，不以爱憎去取，在书中他们发掘了许多史书所遗漏的理学家；其次学案中的思想观点，皆摘要于学者原著，既不袭前人陈说，又能集中反映学者的“一生精神”。
《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记载了有明一代，以及宋元两代的学术流迁，理了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使之划分归类，为后人了解宋元明三代的理学思想提供了方便。黄宗羲、全祖望不仅重视思想的变迁，而且在他们著作中也为理学家们立了小传，对各人生平经历、著作情况、学术思想以及学术传授，均作扼要述评。在这一方面，全祖望更是花了大量精力搜集理学家的生平事迹，发掘了很多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补充了许多正史的不足以及缺漏之处。
三、史学思想之不同点
以上论述是对黄宗羲与全祖望史学思想的相同之处，所作的简单概括。二人虽同为浙东史家，学风思想颇为相似，然而由于个性及时代之不同所造成的思想差异也颇大。而且同一思想在他们身上的具体表现也是不同的。如二人都高举经世致用思想，我们在黄宗羲身上体现的会更加明显，他的许多史论都是针对当世而发，足以启发后世，而在全祖望身上则表现的更多是从历史文献的整理中。因此比较二人的史学思想并非易事，其中有许多的复杂之处。下面试析黄宗羲、全祖望史学思想的不同之处。
（一）由于二人所处时代学风的影响，造成了他们治史的某些差异。
前文讲过黄宗羲身遭“天崩地解”之明末清初这一社会政治、文化巨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上改朝换代，外来民族入主中原取得政权，文化上许多学者纷纷对明末王学明心见性的空谈提出了激烈的批判，学风为之一变，强调“实践”、、“实功”、“实行”“实事”，专讲经世致用之事务。这一时期的学者“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32代表人物包含了这一时期大部分的学者如顾、黄、王等。正是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在加上自己原有的家学，师承的关系，黄宗羲对“经世致用”之宗旨提倡可谓不遗余力。一方面对王学末流进行了鞭苔，谓他们“束书从事于游谈”空讲心性，败坏了学风。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经史并重，讲究学要以根柢，以达致用之目的。他的思想巨著《明夷待访录》无疑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一本杰著，在书中他纵横捭搕，探究有明一代之兴衰，提出了许多治世的思想。无怪于清人汤斌说：“待读《待访录》，见先生经世之学。”33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全祖望所处时代的学风。全氏身处“康乾盛世”，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风早已被考据所取代。当时的学者在清统治者高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文化政策下纷纷逃避现实，埋首书斋，大搞探徵索检的繁琐考记，为考据而考据。全祖望生于当世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而使自己带上考据者的习气。其同窗杭世骏就曾说过：“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近代罕有伦比”34可见他在京时期乃至以前，是以考据而得名，直到后来遇到挫折，才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这样的研究也符合那个时代的学风。全祖望在考据上的代表著作有《困学纪闻》三笺和七校《水经注》。虽然前人认为全氏之考据有其深意，有着一定的“致用”目的，然而我们反过来可以思考一下，在那个考据学风盛行的年代，全氏之考据工作又何尝不是学风所影响。清代中期的学者普遍都有考据之癖，学风所靡，恐怕不是任何学者所能避免的。
（二）在对待学术门派上，黄宗羲尚存门户之见，而祖望身上则完全无党人习气，门户之见尽去。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的凡例中说道：“比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在此他明确表示了在做学问上，对于不同学者都应一视同仁加以研究。话虽如此，但他在《明儒学案》中的一半以上的案主是陆王心学，作为王门的弟子黄宗羲在这一点上被多数人认为有偏爱门户之嫌。这一点全祖望就曾批评过黄宗羲：“党人习气未尽，盖少年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35。这种门户之见的深入，梁启超就曾说到过“季野（万斯同）晚年对顾习斋的学术像是很悦服的，他替李刚主所著的《大学辨业》作一篇序，极表推崇之意，据刚主述季野自道语云：“吾自误六十年矣，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曰：‘朱子道；陆子禅，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言予叛黄先生，先生亦怒，予谢曰：‘请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36这也从反面说明了黄宗羲到了晚年其学问造诣已达到博雅精深之地步，仍对门人信服异说采取了愤怒的态度，正如梁启超所说“梨洲门户之见颇深”。
这种门户之见在全祖望身上就表现的“一点也没有”，祖望私淑黄宗羲万斯同，应该说是陆王心学的门生，但如要讲他的学术全体“可以说时超王学的”他对“王学以外的学问他一样的用功，一样的得力”，“生平治学，最反对门户之见。”黄宗羲撰修《明儒学案》以王学为正宗，而全祖望继修《宋元学案》不专以一家为宗，对各家派都是平等看待。在他看来，学术当“去短集长”，以使“和同受益”，而决“不应各持其门户”。
（三）、在学术史的具体编撰，以及三人对学术思想的理解也表现了差异。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堪称学术创作的典范，他在《明儒学案》中创立了编撰学术的若干原则，为后来继写《宋元学案》全氏等人所继承，但是继承并不是代表着相同，全氏一方面延袭了黄宗羲所创立的原则，另一方面他对学案体也进行了许多改造，体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思想。
梁启超在比较《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时就说：“拿这书（指《宋》一书）和《明儒学案》比较，其特色最容易看出者。第一，不定一尊，各派各家乃至理学以外之学者平等看待；第二，不轻下主观的批评，各家学术为並时人及后人所批评者，广搜之以入附录，长短得失令学者自读自断，著作绝少作评以乱人耳目；第三，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流别，每案皆先列一表，详其师友及 《略论黄宗羲、全祖望史学思想之异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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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坚决反对将经世致用的功利价值与性命礼义的道学原则对立起来，以为事功与学道应统一而非对立，说：“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求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21强调“学贵适用”，做一个“真儒”，要具有“救国家之患难”的精神品格，把事功与学道良好地结合起来。
黄宗羲从不仅从学理上阐述了“经世致用”之思想，而且以自身的实践贯彻了这种思想。黄宗羲孜孜不倦地收集明代史料目的是为了探讨明朝兴衰之原因，使后人为之借鉴。全祖望终身致力于搜求和整理故用文献，表彰明末人物之忠义气节，也是经也致用之思想的表现。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全氏的经世致用原则贯彻的更为彻底，如梁启超所说：“梨州虽然不大作玄谈，然究未能尽免，谢山著述，却真无一字理障了”22。可见全望从不空谈性理，讲究治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做学问应“经世务方可见施行”则与黄宗羲的治学原则是一致的。全祖望又告诫学生：“读书贵有用，岂徒咕华夸精能”。23他特别反对空谈性理或者专事考察，脱离现实的做法。对黄宗羲晚年“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24的空谈玄理行为，提出了批评。因此我们在全祖望的著作中很难看到玄理之作，而大量的是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记和考证之作，这表明了他希望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出发来考察和分析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以达到“致用”、“应务”之治学目的。
（三）讲究求实考信，实地调查的治史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注重历史文献的搜集，尤其注重对明代历史文献和乡邦文献的编集。
黄宗羲在反清复明的抗争失败以后，便花了很大精力从事明代文献编撰和研究。他先搜集南明经营恢复之事迹续成《行朝录》九种的纂辑，后又编纂《明史案》44卷。对那些为国献身的爱国之士，则生平搜集他们的事迹，还加上自己的耳闻目睹以及求证于旁人，然后用墓志碑铭的形式予以表彰。黄宗羲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整理和编撰了大量故国文献，编辑了《明文集》、《明文海》等大作。编写了《行朝录》、《恩旧录》、《弘光朝实录》、《海外恸哭记》等，在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方面有《剡源文创》、《姚江逸诗》、《四明山志》等。
全祖望生活在康乾盛世，深惑于“故国乔木日以陵夷，而遗文与之俱剥落，微文微献将于何后？此予之所以累唏长叹而能自己也！”25， “百年以来，文献以忌讳脱落。而其后人，亦不甚了了”26。因此他的文集《鲒埼亭集》中大约一半以上是记述故国人物生平事迹的墓志铭碑传记，这些传记中的内容补充了《明史》中的许多缺漏，是研究明末社会人物所必需的文献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大多为浙东人士，在此是以看出全氏对乡邦人物的重视。不仅如此，全氏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收集乡邦人士的文章诗篇编纂成书如《沦田录》和《续甬上著旧诗》等。
2、打破传统的正史观念，注重铭碑、方志、文集等的史料价值。
黄宗羲与全祖望的一生都写了大量的铭碑，对这些史料的接触都有着自己亲身的体会，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认为“夫铭者，史之类也。”认为碑铭之文往往蕴含着一些重要的史事可补正史之阙，或者可以用来校正其他史料，对于地方志、年谱之类史料，他们都认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祖望所说：“地志佳者，正以其能力旧史拾遗”“年谱之学，别为一家要以钜公魅儒事迹繁多，大而国史，小而家传墓文，容不能无舛谬，所籍年谱以正之”27。黄全二人还十分注重文集的史料价值，黄宗羲认为文集能弥补、参正史籍记载之不足，“有裨于史氏之缺文”，又如“《实录》有所隐避，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28。正因如此，黄宗羲与全祖望都十分重视文集的这种功用，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每个案主的史料均来源于各自的文集，全氏也为许多明末清初人士的文集作序，以阐明文集之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黄全二人虽然注重铭、方志、文集等的史料价值，但他们都对之以科学的态度，认为可信但不可轻信。黄宗羲就曾总结出方志、族谱等许多谬误之处，并详细地分析了谬误产生的原因。全祖望重视方志的编修，但也对以往方志的许多失实之处提出了批判。
3、实地考察之治史态度。
为辨明史实之真伪，黄宗羲与全祖望都很注重实地探访，这又秉承了司马迁治史之遗风。崇祯十五年，他畅游四明山，“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履痕”，发现“足之所历与纪传文集相勘每徵悟失实。”29便考求古迹，博采群书，订正伪考，充实新得，纂成《四明山志》，考证精深，纠正了一些错误。漫游庐山时，对文献有关庐山的不实记载多有辨析。全祖望作明末人物之传记，每作一人物，都考证于史籍，并亲自到其故址参观、考察，如名作《梅花岭记》，就亲之上梅花岭作实地考察。
4、“寓褒贬于史”秉笔直书的治史原则。
黄宗羲与全氏都主张作史要据事直书，反对为尊者，贤者讳，认为史书要起到“扬恶惩善”的作用。就必须如实记载，不能作性情褒贬。黄宗羲指出：“为史而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30全祖望强调作史就要实事求是的反映历史真实面貌。他认为“不知史以纪实，非其实者非史也。”又说：“春秋之旨，能诛之不能削之。惟据其实则可诛之，若削之，则天地之所不能，而书生能之，无是理也。曰：然则当如何书？曰，惟从其实书之耳。”31从这种思想上，黄全二人写作了大量关于明末清初之抗清人物的传记，如实地记载了他们的抗清事迹，表彰了他们的忠君爱国的行动。
（四）二人都注重学术思想史，对于学术思想的延承和变迁都非常注重。
作为理学家出身的黄宗羲与全祖望都比较重视宋元明这三个朝代的理学发展史。而且在他们的努力下，完成了对这一段时期的关于理学发展的总结性学术著作《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
从《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全祖望关学术史方面的思想，充分发挥他们深厚的史家功底，把宋、元、明时期的重要名学派全数网罗，不以爱憎去取，在书中他们发掘了许多史书所遗漏的理学家；其次学案中的思想观点，皆摘要于学者原著，既不袭前人陈说，又能集中反映学者的“一生精神”。
《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记载了有明一代，以及宋元两代的学术流迁，理了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使之划分归类，为后人了解宋元明三代的理学思想提供了方便。黄宗羲、全祖望不仅重视思想的变迁，而且在他们著作中也为理学家们立了小传，对各人生平经历、著作情况、学术思想以及学术传授，均作扼要述评。在这一方面，全祖望更是花了大量精力搜集理学家的生平事迹，发掘了很多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补充了许多正史的不足以及缺漏之处。
三、史学思想之不同点
以上论述是对黄宗羲与全祖望史学思想的相同之处，所作的简单概括。二人虽同为浙东史家，学风思想颇为相似，然而由于个性及时代之不同所造成的思想差异也颇大。而且同一思想在他们身上的具体表现也是不同的。如二人都高举经世致用思想，我们在黄宗羲身上体现的会更加明显，他的许多史论都是针对当世而发，足以启发后世，而在全祖望身上则表现的更多是从历史文献的整理中。因此比较二人的史学思想并非易事，其中有许多的复杂之处。下面试析黄宗羲、全祖望史学思想的不同之处。
（一）由于二人所处时代学风的影响，造成了他们治史的某些差异。
前文讲过黄宗羲身遭“天崩地解”之明末清初这一社会政治、文化巨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上改朝换代，外来民族入主中原取得政权，文化上许多学者纷纷对明末王学明心见性的空谈提出了激烈的批判，学风为之一变，强调“实践”、、“实功”、“实行”“实事”，专讲经世致用之事务。这一时期的学者“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32代表人物包含了这一时期大部分的学者如顾、黄、王等。正是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在加上自己原有的家学，师承的关系，黄宗羲对“经世致用”之宗旨提倡可谓不遗余力。一方面对王学末流进行了鞭苔，谓他们“束书从事于游谈”空讲心性，败坏了学风。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经史并重，讲究学要以根柢，以达致用之目的。他的思想巨著《明夷待访录》无疑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一本杰著，在书中他纵横捭搕，探究有明一代之兴衰，提出了许多治世的思想。无怪于清人汤斌说：“待读《待访录》，见先生经世之学。”33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全祖望所处时代的学风。全氏身处“康乾盛世”，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风早已被考据所取代。当时的学者在清统治者高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文化政策下纷纷逃避现实，埋首书斋，大搞探徵索检的繁琐考记，为考据而考据。全祖望生于当世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而使自己带上考据者的习气。其同窗杭世骏就曾说过：“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近代罕有伦比”34可见他在京时期乃至以前，是以考据而得名，直到后来遇到挫折，才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这样的研究也符合那个时代的学风。全祖望在考据上的代表著作有《困学纪闻》三笺和七校《水经注》。虽然前人认为全氏之考据有其深意，有着一定的“致用”目的，然而我们反过来可以思考一下，在那个考据学风盛行的年代，全氏之考据工作又何尝不是学风所影响。清代中期的学者普遍都有考据之癖，学风所靡，恐怕不是任何学者所能避免的。
（二）在对待学术门派上，黄宗羲尚存门户之见，而祖望身上则完全无党人习气，门户之见尽去。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的凡例中说道：“比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在此他明确表示了在做学问上，对于不同学者都应一视同仁加以研究。话虽如此，但他在《明儒学案》中的一半以上的案主是陆王心学，作为王门的弟子黄宗羲在这一点上被多数人认为有偏爱门户之嫌。这一点全祖望就曾批评过黄宗羲：“党人习气未尽，盖少年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35。这种门户之见的深入，梁启超就曾说到过“季野（万斯同）晚年对顾习斋的学术像是很悦服的，他替李刚主所著的《大学辨业》作一篇序，极表推崇之意，据刚主述季野自道语云：“吾自误六十年矣，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曰：‘朱子道；陆子禅，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言予叛黄先生，先生亦怒，予谢曰：‘请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36这也从反面说明了黄宗羲到了晚年其学问造诣已达到博雅精深之地步，仍对门人信服异说采取了愤怒的态度，正如梁启超所说“梨洲门户之见颇深”。
这种门户之见在全祖望身上就表现的“一点也没有”，祖望私淑黄宗羲万斯同，应该说是陆王心学的门生，但如要讲他的学术全体“可以说时超王学的”他对“王学以外的学问他一样的用功，一样的得力”，“生平治学，最反对门户之见。”黄宗羲撰修《明儒学案》以王学为正宗，而全祖望继修《宋元学案》不专以一家为宗，对各家派都是平等看待。在他看来，学术当“去短集长”，以使“和同受益”，而决“不应各持其门户”。
（三）、在学术史的具体编撰，以及三人对学术思想的理解也表现了差异。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堪称学术创作的典范，他在《明儒学案》中创立了编撰学术的若干原则，为后来继写《宋元学案》全氏等人所继承，但是继承并不是代表着相同，全氏一方面延袭了黄宗羲所创立的原则，另一方面他对学案体也进行了许多改造，体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思想。
梁启超在比较《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时就说：“拿这书（指《宋》一书）和《明儒学案》比较，其特色最容易看出者。第一，不定一尊，各派各家乃至理学以外之学者平等看待；第二，不轻下主观的批评，各家学术为並时人及后人所批评者，广搜之以入附录，长短得失令学者自读自断，著作绝少作评以乱人耳目；第三，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流别，每案皆先列一表，详其师友及 《略论黄宗羲、全祖望史学思想之异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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