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黄宗羲、全祖望史学思想之异同

略论黄宗羲、全祖望史学思想之异同

【摘要】黄宗羲与全祖望是浙东史学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黄宗羲开有清一代浙东史学之先河，全祖望私淑黄宗羲，其学风与黄宗羲亦最为相似。因此近人研究他们的史学思想，往往以一人之思想而概括其他浙东史家的思想。然而黄全二人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加上性格、遭际之不同，他们的史学思想在浙东学术宗旨一致的前提下，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二人史学思想的相同与差异一方面体现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派所拥有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在共性下浙东史家所具有的鲜明个性。这种共性与个性的交融也最终也使浙东史学成为了独树一帜的史学流派。
【关键词】黄宗羲  全祖望  浙东史学  史学思想  相同  差异

【Abstract】A comparison between Huangzongxi’s and Qquanzuwang’s historical thoughts. Huangzongxi who was a great historian in Qing dynasty was a beginner of eastern Zhejiang history of Qing dynasty.Quanzuwang was a student of Huang ,so his study was similar with Huang. Though their historical thoughts were similar ,they are lived in a different century ,their thoughts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lives’experence and personnalitis.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 of their historical thoughts imply eastern Zhejiang history was special group of history ,the historians of eastern Zhejiang accept other historian’s thoughts ,and also developed their thoughts.
【Key words】 Huang zongxi   Quan zuwang   eastern Zhejiang history  difference and similar
浙东地区在历史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两宋三百年间，更是书院林立，学者迭出，讲学论道蔚然成风。全祖望云“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1，是不为过。随着学术的日益昌盛，代表这一地区学术思想的“浙东学派”逐渐形成。总的来说，浙东学术是以史学而得名，章学城云：“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2故而浙东史学这一称呼正点出了浙东学术的内涵。浙东史学“自宋元以来历有渊源”3，可以说是几百年间一脉相承。两宋期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学大师。如吕东莱的文献史学,陈傅良、叶适的经制之学,陈亮等人的功利之学。更有史学大师王应麟“兼取诸家，综罗文献所著玉海一书，为文献之大宗。”4到了元初，浙东史学进一步得到传承，胡三省身为宋代遗民，所著《通鉴音注》，把历史研究和现实的观察结合起来，从历史的经验中探求现实世界的出路。其爱国之史学思想以及民族气节对有清一代浙东史学大师黄宗羲、全祖望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浙东史学人才仍然层出不穷,如鄞县袁桶,绍兴之杨淮桢等等。
浙东史学发展到明代逐渐被理学所同化,因此这一时期内浙东地区并没有产生什么大史学家。但是出身于浙东地区的理学家大师在他们的众多著作中仍有着大量具有史学思想的文章,如王阳明便提出了“五经皆史”的进步史学思想。浙东史学渊源流长,历经数百年而不衰,到了清代，更是蔚为大观。
有清一代,浙东史学出现了中兴之局面,产生了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一大批史学大师,他们史学思想的存在照亮了整个清朝的史学,在有清一代的史学家中,他们无疑是最灿烂的明珠,诚如仓修良先生所说"有清一代的史学家中,有创见有贡献有作为有影响的大家多出自浙东学派。”5下面我们拟具体论述浙东史学家的两位关键性人物: 黄宗羲和全祖望。
一、黄宗羲与全祖望生平思想概述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治理发愣功年），卒于清朝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学问渊博，名冠海内”，生平又长于史学，开有清一代浙东史学之先风，他所倡导的史学理念也被后来浙东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自号鲒埼亭长，学者称谢山先生，生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卒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全祖望一般认为是浙东史学的第三代，他上承黄（宗羲）、万（斯同），下启邵（晋涵）、章（学诚），为清代浙东史学薪火传递之关键人物，被誉为“浙东史学之大柱”6。
   后来学者认为全祖望虽为黄宗羲之私淑，然其二人学风之相近实过其他浙东学者。黄云眉先生说道：“祖望步趋宗羲，实过万氏兄弟”，“祖望的学问和宗羲学问的风貌，最为相似”7。造成这两位相隔一代的学者学风如此相似的原因我认为是由以下两方面：其一：性格气质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即二人都有疾恶如仇、坚贞不屈的品质。根据史书记载，黄宗羲十七岁时，袖长锥，草疏入京为父讼免，至则逆阉已被处死　，会讯其党许显纯，崔应元，及与对簿，遂出所袖锥，打中奸臣许显纯，又打伤崔应元的胸部，并拔下其须发。至明亡、反清无望的条件下，又闭户著述，从事国史，屡次辞去清廷的征召，保持了民族气节。这种性格与全祖望又何其相似，全祖望年青时谒学宫，看到乡贯名宦诸祠中有着谢三宾、张杰二位奸人的神主，便发怒想把他们击碎，“击之不碎”，就把它们投入了伴池里。全祖望曾主讲蕺山书院，因为郡守失礼，便拂然而去。因此可见，正是由于全祖望和黄宗羲在性格气质上的某些心灵相犀之处，才促使了全祖望学风相近于黄宗羲。其次，地域学风的影响。余姚、鄞县同属甬上，二者地域相近相,黄宗羲归隐后又多在甬上讲学，培养了一大批甬上学者。全祖望生于后，无缘亲自师从黄宗羲，但是他与万世家族兄弟乃为世交，这种地域学风家学渊源的关系，最终也影响到谢山治学的宗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人学风的相近，并不代表着没有差异。相反由于二人所处时代以及身世遭遇的不同，某些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仓修良先生所说：“浙东学派诸大师，在学术宗旨一致的前提下，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他们还是存在着各自的差别”8。而且同出为浙东史家，浙东史学之特征在各个史家的偏重点也是不同，此正如杜维运所说：“黄万二氏最能见浙东史学之博雅，全氏最能见浙东史学之精神”9。以往的研究，学者大都重视浙东史学的总貌，并以黄氏一人之史学思想而代表整个浙东史学的思想，忽视了浙东史家的鲜明个性，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本论文就以黄宗羲、全祖望二人为代表概括其史学相近、相似的一面，并突出他们史学思想中差异的一面。
二、史学思想之相同点
黄宗羲与全祖望既然同为浙东史学家，在治学的宗旨方面是一致的，这种治学之宗旨，章学诚已经有详细的论述：
“浙东之学，虽出倭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抵……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10
当代学者杜维运把之概括为；“重当世,明近代,表彰人物,尊崇文献,为其史学之大特色,而以性灵之真,情感之挚,褒奖气节,发明幽微,以维持天地宇宙间之正气,尤为史学之主要精神”11。
当代学者仓修良把浙东史学的特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对门户主见,二是贵专家之学,三是主张学术要经世致用”12。这些都对以黄宗羲、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史学的总体概括,具体说来，两位史家史学思想的相同之处,重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经史关系上,二人都持经史并重的思想，主张“读经必究于史””以史事证经学”。
黄宗羲、全祖望都为理学家出身,对宋明理学都有精深的造诣,都比较赞同顾亭林之“经学即理学”的观点。二人受家学与师承之渊源关系的影响,少时即攻读经史之书,因此培养了经史并重,学贵致用之理念。黄宗羲认为学问之道须“本之经以穷其源,参之史以穷其委”13,因此读史读经是为学之基础,经史并重才能触类旁通,学有所成。他曾经谆谆告诫弟子,曰：“读书当以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舍是则另蹊曲径矣”14。以为经是载道之书,故需必读,然惟读经而不读史,则会流于空疏或只停留在经籍的章句之上,仍惟以把握社会变迁的深刻道理而参之史。就能真正证明了经世之大业,况且“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黄宗羲将史与经同等看待,重经而不弃史,视史为解经之正路,认为“经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学,不适于用,欲免迁儒,必兼读史”。15
全祖望在这一方面与黄宗羲也非常的相似,主张读经必兼读史,他在谈及黄宗羲的治学原则时曾说过“公谓：明入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力根柢，束书而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于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16 “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是以应务”17。虽然这是讲黄宗羲的治学原则，可这又未尝不是全氏治学之所在。
黄全二人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自身也亲自实践了。黄宗羲的一生博览经史百家之书阅卷不缀，遍读《春秋》、《诗经》、《尚书》传注皆数十家；《三礼》传说十余家；《周易》传注百余家。于史籍则读毕《献征录》、《明实录》和《二十一史》，因此全祖望赞誉黄宗羲；“梨洲以濂洛之统诸合诸家，横梁（张载）之礼教、康节（邵雍）之数学，东莱（吕祖谦）之文献。艮斋（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经制，水心（叶适）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为从而儒林所未有”18。
全祖望不仅与黄宗羲一样饱览经史百家之书，而且自身实践以“史事证经学”。他这种经史融合作法，使他的史学研究和理学研究，珠联璧合，交辉相映，开拓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为后来浙东史家所赞赏。
例如他热衷于修举宋明理学诸先师之故址，而且充分利用历史文献之研究，来发掘宋元时期许多被埋没的理学家，重新疏理他们的理学思想，使之载入史册。而且为了使自己的经史研究有浓厚的学术根底，全祖望一方面大力从事搜集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则下苦功从事考证工作。
（二）提倡经世致用之史学思想，主张学术与事功相统一，为社会现实服务。
经世致用是浙东史学的根本宗旨，黄全二人提倡经史并重的出发搜点就是为了致用。如全祖望谓黄宗羲“先生始谓学必极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而后是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19。可见其经术之学，“证明于史”都是为了“应务”。
其实，浙东学术历来有经世致用之传统。两宋期间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永嘉、永康学派，都几乎提倡事功、主张经义与政事、义理和事功相结合，都强调为学要切于务实，要学以致用。黄宗羲在谈到永嘉之学时，对这一点也大为称赞，他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是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于一种闭目合理，朦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务之变，不知为何等也” 20。从这可以看出浙东先贤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割裂义理与事功，强调经世致用的治学特点无疑对黄宗羲，全祖望等人具有启发。
黄宗羲亲历明末清初社会政治、文化之巨变，对晚明时期理学家空谈性命之学风深恶痛绝，他在《留别海昌同学序》中说道：“奈何今之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