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代文官制度的得失

世家的势力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即使家族中屡出叛逆罪徒而被朝廷剿灭，也不影响家族势力的延续，宋代宰相时而自称“措大”，即一介穷书生，这是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一种体认，宰相所体现出来的权威和权势，就是皇帝的权威和权势的反映。赵普三度入相，且独相近十年，不可谓不显赫，然他深有警惕，告诫其子弟说：“吾本书生，偶遇昌运，受宠逾分，固当以身许国，私家之事，吾无预焉。 英宗初即位，因疾废事，国家大事皆取决于二府大臣，此时宰辅们的权力不可谓不大，然当时的参加政事欧阳修对太后说：“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 元祐初年，司马光推荐文彦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认为文彦博有“震主之威”，司马光辩护说：“窃惟彦博，一书生耳。……‘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工，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 文彦博被起用为平章军国重事后，“对上恭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日，上屡曰：“太师少休。公顿首谢，立不去，时公年九十矣。”仁宗时宰相杜衍将他们的进退出处讲得更为清楚，他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王铚《默记》卷上载了丁谓罢相过程很有典型性。仁宗即位初年（1022年），太后垂帘听政，“”丁谓当国，权势震主。”当时的参知政事是王曾，因丁谓的荐引而入中书。王曾却设计独见太后，“尽言谓之盗权奸私”，“太后大怒，许之。”当天，丁谓就被罢免，后贬窜远方。丁谓“阴谋诡诈，多智 ”，真宗末年为首相，权倾一时，太后新当政，片言便可使其所有的权势冰消自解，可见宋代相权虽重，却完全操纵在皇室之中。
宋代史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帝王抉择“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正确性。北宋学者邵雍称当代有五大超越前人的盛事，其一是“百年无心腹患”，即没有其他的政治势力对赵宋皇位构成威胁。赵宋王朝是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外族入侵势力所颠覆，从王朝内部来说，横亘两宋三百多年始终没有一股政治势力膨胀到足以威胁赵宋皇位的稳固。宋代从来没有皇帝被摒弃，其他政治势力成为国家主导力量的政变事件发生，维系、支撑宋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就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势力。在两宋近320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有过三次类似于“宫廷政变”的篡权，一次失败，两次成功，这三次宫廷政变都发生在南宋兵荒马乱的年月，士大夫在其间所起的正是稳固赵宋王室的作用。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次政变发生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时值南渡伊始，高宗皇位未稳，统制官苗傅和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由于赏薄，不满枢密院大臣，嫉恨内臣用事等原因率兵作乱。这一次叛乱仅一个月就被平定，四月高宗复位。叛乱之所以迅速平定，内赖宰相朱胜非的安排调度，外靠张俊、吕颐浩鼓动组织的勤王大军，士大夫朱胜非，张俊、吕颐浩等人在平乱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后，只能使皇帝更加信赖文人士大夫，而对武人更多一层提防。高宗任用秦桧夺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帅的兵权，乃至自毁长城，诬杀岳飞，上述事实肯定是祸因之一。第二次政变发生在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光宗从绍熙二年（1191年）十一月开始，就因疾不视朝，失去政务处理的基本能力，受到皇后和内臣的一定控制。又与孝宗反目，公然违背“以孝治天下”的原则，失去皇帝治国的象征意义。矛盾至绍熙五年六月因孝宗去世而激化，光宗坚持不执丧礼，引起朝野震动，“中外讹言，靡所不至”。左丞相留正逃离京城，“都人大骇”，“京口诸军讹言汹汹，襄阳归正人陈应祥亦谋为变。”事态的发展已经威胁到赵宋王位的稳固。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二府大臣，借太皇太后圣旨，扶持皇子嘉王登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帝，形势转危为安。在威胁到赵宋王朝的这场风波之中，显然是依赖士大夫，政权才得到平稳过渡。第三次政变发生在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韩侂胄自庆元元年（1195）开始专擅朝政，开禧二年（1206）五月发动北伐战争。韩侂胄不知审时度势，不了解敌我双方力量之对比，没有充分的战前准备，不懂用将用兵、冒然发动战争。所以，战争一经发动，南宋军队便全线溃败，金兵渡过淮河，步步紧逼。韩侂胄仓皇之下又欲议和，金人捃意要得韩侂胄首级始肯议和，韩侂胄恼羞成怒，便欲孤注一掷，再次发动战争。南宋已没有可再战的资本，战争的持续将危害到宋室的地位。宫内杨皇后与朝臣礼部侍郎史弥远两位参知政事钱象祖和李壁密谋政变，诛杀韩侂胄，结束了战争。这次政变不涉及皇位更替，矛头只对准权臣韩侂胄  ，政变的结果对平稳局势是有利的。从上面的简单回顾看来，三次政变皆因士大夫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使事态向着有利于赵宋王室的方向发展，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皇位适用篡夺政变截然不同。这三次事变都能说明宋代帝王选择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正确性和士大夫在宋代所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此外，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政治势力还曾经多次将未成型的宫廷政变或宫廷危机消弥于萌芽状态之中。太宗晚年曾确定真宗皇太子的皇位继承权，太宗病危时，宦官王继恩忌真宗不听操纵，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且共谋，欲立真宗兄楚王云佐以代之，并得太后同意。“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上（真宗）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字，令亲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继恩自后至中书召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绐继恩，使入书阁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清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吕端因此被夸奖为“大事不糊涂。”在这一新旧政权的交替过程中，士大夫政治势力起决定性作用。又英宗以外藩入继大统，惊悸成疾，时太后曹氏垂宗帘听政，英宗“举措或改常度 ，其遇宦官尤少思，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宰相韩琦每每为其调度，弥合两宫，遂使政局得以稳定。总之，两宋期间的每次政权更替，政局有所波动，都是依赖士大夫的力量来平稳局势，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保证国家的久治长安。
（三）宋代文官制度使书院兴起，学者辈出，经学、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均甚发达。
有宋一代，出现了一系列大部头的著作，如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及全国总地志《太平寰宇记》,真宗时编篡的类书《册府元龟》等等。宋代是中国科技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时期。比如说船舶制造业，这种行业技术密集度高，投资巨大，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福船（尖府海船），沙船（近海平府船，一直使用到现在）。平衡舵（窗孔船），水密隔舱，舱府排水法，指南针应用等大大提高了航海技术。当时万石船（1200吨）已很多。此时的大宋商船，载重数以千百吨，最早装备了罗盘，开辟了远达东非的海上商路，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世界一流远洋船队；与之对应的宋军水师装备精良，招募的职业水平精湛，不同于屡战屡败的陆军，宋军水师在抗金战争中战功赫赫。如果不是依靠强大的水师舰队，南宋小朝廷根本不可能偏安江南。
二、宋代文官制度的失
宋代推行的强干弱枝，重之轻武的文官政策，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即造成有宋一代积弱的局面。下面略举其弊病：
（一）政出多门，效率低下，由于相权低落，台谏权重，致政出多门；互相掣肋，官吏因循保守，冗官充斥于朝，行政效率低下。史称“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务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这是后人对他们的尖锐讽刺。
（二）冗费增多，财政拮据：为牵制地方，宋室加设了许多官职，使官僚机构庞大。“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令人不执记事之笔；……至于仆射，尚书、丞、朗、朗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亡，惟内侍所常，犹仿佛故事。九寺、五监、尤为空官。”另太祖认为“可以利百代才，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故大举招募禁军，无退役制度，虽年老也供养终身。而更戍频繁更使军费支出浩大。冗官冗兵、冗禄大大消耗公帑，加以皇室的奢靡，对外战败而纳币求和，遂使宋代财政拮据，国用日竭。
（三）头重尾轻，地方凋弊：宋代之中央集权虽有助消除军事割据，然矫枉过正，造成地方之过度嬴弱，地方官吏事事听命于中央，施政不能自主，税收又尽收归于中央，故地方贫弱。无从建设，一旦有事很难应变，南宋朱熹对此曾有如下评议：“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逐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上，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四）国力积弱，边患深重，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用文官指挥军队，“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加上兵多而弱，缺乏训练，禁兵调度频繁，地方厢兵嬴弱，使有宋一代国力积弱，武功不振，无力抵制外患。北宋与辽、西夏、金等强邻交战，迭遭失败，终至灭亡。后来南宋亦偏安一隅，屡败千金，终于为蒙元所灭，此实乃强干弱枝，重之轻武国策之最大流弊。
宋代“以文抑武”的文官制度贯彻实施，在宋代培养起一种轻蔑武人的观念，尹洙曾比较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未及也。”民间谚语也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充分体现了普通百姓对从军的态度。尽管宋朝政府拥有此时在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库收入，同时还有技术工艺最高超的强弓坚甲装备着数量举世无匹的百万棠备军，但在屡次对外战争中败多胜少，与这种萎靡的民族心态干系不小；试想一个社会人人以从军为耻，只能用高薪招募的方式获得兵源，还需要在士兵脸刻字来维系军队的稳定性，这样的军队如何会有强大的战斗力，人数再多也只是浪费米粮的一群饭桶。

参考文献
1、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2、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4、汪圣铎：《宋朝文官俸禄与差遣》，《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张希清：《论宋代恩荫之滥》，《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何忠礼：《北宋扩大科举取士的原因与冗官冗吏的关系》，《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目  录

题目……………………………………………………………1
中文摘要及关键词……………………………………………1
英文摘要及关键词……………………………………………1
一、宋代文官制度的得…………………………………………2
二、宋代文官制度的失………………………………………11
参考文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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