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
科学发展观”的讲稿，在成书时拿来即用，充满了政工干部的说教意味；这一部分叙述的是“五百年来，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创生者’，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后一部分“漫长的19世纪”中的部分内容，来自作者给北大文科研究生所开的“现代西洋理论阅读”课。作者描述的是“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史。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大致就是从明亡到清亡的历史”。作者得出的三个结论是：“第一，‘漫长的19世纪’是‘未完成的世纪’；其次，‘漫长的19世纪’还是一个‘颠倒’的世纪。第三，‘漫长的19世纪’总体上看来又是欧美列强的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支配世界的世纪，但是，这个靠‘军事实力’和‘金融财力’说话的时代，却是一个没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时代，因而也不能说是一个‘文明’的时代。”两者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本书。
该书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作者只有观点和意见的提出，被其用来作为支持的一手材料和历史文献极少，仅有一些综合性著作中大可质疑的片面性的部分观点和作者经过过滤与挑选之后的“史实”，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并没有经过作者的消化吸收后重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充满了“韩式著史”的臆想和推断，其立论和观点都十分可疑。在观点上，作者极少在学术上站得住脚而属于自己的创见（对此，下文将详述）。在论据上，没有坚实的史实为基础，作者的那些“韩式社会动员口号”显得空疏而片面，没有任何说服力可言。
二、沙滩上面建高楼
作者在自认为找到了中国五百年来积贫积弱的病根——国家能力差、白银货币权丧失。就后者而言，作者以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证据就极其可疑。在作者的论述中有一个“既定”的说法，即1567年前后，大规模引进白银来解决内部的货币短缺之前，存在着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
“中国主导的世界”是否存在？对此，著名学者秦晖早在《传统十论》中指出，弗兰克以外贸盈余来证明经济发达是其一大硬伤，从现实视角看，中国是世界外贸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弗兰克用外贸盈余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中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汉代和唐代，贸易逆差都很明显。
不消说，弗兰克观点的硬伤，被韩毓海不假思索地全部拿了过来，并将“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作为“韩式著史”重要的立论基础，这无异于沙滩上面建高楼。无论是中国学者马克壶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袁行霈、严文明主编的《中华文明史》，还是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马克思·韦伯的《世界经济史纲》，以及《剑桥中国明代史》等众多著作，均无“1400-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或这一时间段是“中国主导的世界”的说法。显然，弗兰克的观点极其可疑。
弗兰克本人1957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白银资本》产生的争论，相当一部分并非其学术价值，而是其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所致。非专业经济史学者的弗兰克本人也承认自己“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这几乎也意味着，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研究必然有很多局限、不足和偏差。试想，一个对中国历史颇多隔阂的学者，能够对明代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做出可靠而准确的研究吗？对中国读者而言，大抵希望能够从韩毓海所描述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历史中重享昔日的光荣，遗憾的是，慷慨激昂的“韩式著史”并不足信，无法给予读者心灵安慰。刻意夸大和自欺欺人的说法非但无助于认清历史，反而容易误导现实，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该书中的第二部分“漫长的19世纪”中，叙述的是，五百年来，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创生者”，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在论述中，作者大量使用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彭慕兰的观点，并往前走得更远：“彭慕兰也指出，与中国的‘勤劳革命’不同，与其说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财富，不如说新的财富的发现，导致并推动了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驱动：‘向下’（挖煤）和‘向外’（殖民地市场）……其次是‘朝下’。正如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象征都是黑暗的矿坑—恰恰是‘黑暗的矿坑’形象地表明了‘底层’这个社会学的范畴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没有煤的大量采用，没有煤的热能对于太阳能的替代，工业革命其实就根本谈不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当时世界的90%，这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
而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关于煤的使用的观点，已经被学者黄宗智有力地质疑和批驳。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彭慕兰对1800年以后的历史的看法，关于煤炭的论述主要基于瑞格里。但是，彭扭曲了瑞格里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瑞格里讨论的是18世纪而不是其后的英国的煤炭生产。而且瑞格里强调的是两种因素的巧合，即煤炭的偶然发展与英格兰非常发达的有机经济这两者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煤炭的偶然发展因素。可是彭慕兰却把瑞格里对英国1700-1800年间的观察，转换成了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并由此得出单单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的结论。如此一来，瑞格里关于英国工业化过程带有机遇因素的相当奥妙的论点，到他手里变成了单一的‘煤炭和殖民地’的解释。”
在本书中，韩毓海还如是写道：“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其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更进一步说，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这个国家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煤是天然的燃料，这也是英国向下发展（掘煤）的根本动力所在——对比而言，尽管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江南地区同样存在燃料短缺的问题，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广大的南方并不产煤，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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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作者只有观点和意见的提出，被其用来作为支持的一手材料和历史文献极少，仅有一些综合性著作中大可质疑的片面性的部分观点和作者经过过滤与挑选之后的“史实”，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并没有经过作者的消化吸收后重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充满了“韩式著史”的臆想和推断，其立论和观点都十分可疑。在观点上，作者极少在学术上站得住脚而属于自己的创见（对此，下文将详述）。在论据上，没有坚实的史实为基础，作者的那些“韩式社会动员口号”显得空疏而片面，没有任何说服力可言。
二、沙滩上面建高楼
作者在自认为找到了中国五百年来积贫积弱的病根——国家能力差、白银货币权丧失。就后者而言，作者以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证据就极其可疑。在作者的论述中有一个“既定”的说法，即1567年前后，大规模引进白银来解决内部的货币短缺之前，存在着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
“中国主导的世界”是否存在？对此，著名学者秦晖早在《传统十论》中指出，弗兰克以外贸盈余来证明经济发达是其一大硬伤，从现实视角看，中国是世界外贸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弗兰克用外贸盈余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中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汉代和唐代，贸易逆差都很明显。
不消说，弗兰克观点的硬伤，被韩毓海不假思索地全部拿了过来，并将“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作为“韩式著史”重要的立论基础，这无异于沙滩上面建高楼。无论是中国学者马克壶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袁行霈、严文明主编的《中华文明史》，还是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马克思·韦伯的《世界经济史纲》，以及《剑桥中国明代史》等众多著作，均无“1400-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或这一时间段是“中国主导的世界”的说法。显然，弗兰克的观点极其可疑。
弗兰克本人1957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白银资本》产生的争论，相当一部分并非其学术价值，而是其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所致。非专业经济史学者的弗兰克本人也承认自己“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这几乎也意味着，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研究必然有很多局限、不足和偏差。试想，一个对中国历史颇多隔阂的学者，能够对明代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做出可靠而准确的研究吗？对中国读者而言，大抵希望能够从韩毓海所描述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历史中重享昔日的光荣，遗憾的是，慷慨激昂的“韩式著史”并不足信，无法给予读者心灵安慰。刻意夸大和自欺欺人的说法非但无助于认清历史，反而容易误导现实，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该书中的第二部分“漫长的19世纪”中，叙述的是，五百年来，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创生者”，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在论述中，作者大量使用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彭慕兰的观点，并往前走得更远：“彭慕兰也指出，与中国的‘勤劳革命’不同，与其说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财富，不如说新的财富的发现，导致并推动了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驱动：‘向下’（挖煤）和‘向外’（殖民地市场）……其次是‘朝下’。正如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象征都是黑暗的矿坑—恰恰是‘黑暗的矿坑’形象地表明了‘底层’这个社会学的范畴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没有煤的大量采用，没有煤的热能对于太阳能的替代，工业革命其实就根本谈不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当时世界的90%，这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
而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关于煤的使用的观点，已经被学者黄宗智有力地质疑和批驳。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彭慕兰对1800年以后的历史的看法，关于煤炭的论述主要基于瑞格里。但是，彭扭曲了瑞格里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瑞格里讨论的是18世纪而不是其后的英国的煤炭生产。而且瑞格里强调的是两种因素的巧合，即煤炭的偶然发展与英格兰非常发达的有机经济这两者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煤炭的偶然发展因素。可是彭慕兰却把瑞格里对英国1700-1800年间的观察，转换成了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并由此得出单单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的结论。如此一来，瑞格里关于英国工业化过程带有机遇因素的相当奥妙的论点，到他手里变成了单一的‘煤炭和殖民地’的解释。”
在本书中，韩毓海还如是写道：“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其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更进一步说，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这个国家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煤是天然的燃料，这也是英国向下发展（掘煤）的根本动力所在——对比而言，尽管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江南地区同样存在燃料短缺的问题，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广大的南方并不产煤，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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