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
的“准自愿服从”。当人民只是在权力的压迫下被动的充当输血者，或者在过重的税赋以及官吏的盘剥下苦苦生存，自然就不会积极响应国家的动员——所谓“君视民为草芥，则民视君为寇仇”，此之谓也。在我看来，这才是“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
四、“三重视野”三重盲
在该书中，作者反复强调治史者的三重视野即“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遍览全书，窃以为作者可谓“三重视野三重盲”。
以作者所称的“基层无组织”而论，如上所述，明代统治者用户帖制、黄册制和里甲制牢牢控制了人民，并限制他们流动和迁徙。另据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的研究，宋代民间自发产生的“乡约法”，到明代以后，朱元璋发现“乡约”具有驯化百姓、维系社会稳定功能，有利统治集团的长治久安，于是加以增删，颁布了所谓《六谕》；到清代以后，康熙把乡约增为《十六条圣谕》，从而使乡约成为官方基础政权的辅助性组织。在明代，除了乡约之外，还有家训、族规、格言、先贤语录和官方公布的上谕等等，都是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的教材。这些族规、族戒等内容从服从国家律令到自觉的“为王前驱”等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毫无疑问，这些族规、族戒在推广与普及皇权专制思想和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秩序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皇权专制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基础。从中不难看到，家族和专制政权对农民实施了无法摆脱的双重控制，农民在遭受皇权压迫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家族的宗法压迫和剥削，而这些压迫和剥削得到了法律和道德舆论的支持。不知韩毓海先生看到农民被陷入如此严密的组织化压迫与剥削之后，对于自己的“基层无组织”“体制无为”的说法做何感想？
而作者的“上看财政金融”同样盲目。他多次在书中提到，作为一个贫银国，明代将白银定为主要货币，没有坚持使用纸币宝钞为法定货币，导致“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他如是写道：“黄仁宇研究明史，他没有最终挑明的一个最大历史秘密其实是：如果没有白银的大规模引进，明代本来有可能通过建立一个准确的国家预算，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宝钞（纸币）发行制度——反过来说，倘明代的宝钞最终能够稳定，它也就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大规模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问题了，进一步说，明代如果不大规模进口白银，那么，五百年的世界史也就完全可以改写了，甚至数百年后，由于白银外流导致的鸦片战争也都不可能发生了！”
根据著名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在其名著《中国货币史》中的研究，明代想恢复纸钞，但金元留下的银两制度不可能推翻。“自五代以来，白银的使用，一方面由于中国自己的需要，同时受了中亚币制的影响，已经酝酿了几百年，到明代已根深蒂固”[16]，“明初虽然想不用金银，但大明宝钞仍有对金银的比价。随着宝钞的跌价，白银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自洪武二十七年禁用铜钱以后，许多地方，专用白银交易”。白银的使用，至少在洪武末年便已盛行。而白银的使用很大程度是因为纸币的贬值和铜钱的减少，纸币贬值使人民需要一种稳定的货币以求自卫。但是，明初铸钱很少，洪武、永乐、宣德年间曾少量铸钱，但政府为了推行纸币，把这些钱贮存国库不发行，或只颁赐给外国使节。宣德以后，五十年间完全没有铸钱，因此民间铜钱不够用。所以白银的通行，原是辅充货币数量的不足。后来恢复孤铸，但由于私铸猖獗，钱分等级，不是适当的价值尺度，这更促进了白银的使用。
彭信威教授还指出，明初币值的波动，完全因为纸币发行无度。纵使不用铜钱，钞价还是会下跌。从制度上说，钱钞兼用，如同天平两端，平衡才是健全状态。如果两者价值上发生差异，就知道一方发行太多，或另一方数目太少。这也意味着韩毓海的谬误：彭信威教授所说的宝钞发行过多，停止铸造铜钱，是白银被促进使用的原因。这意味着，白银被使用和大量进口，只是统治者政策失误造成的结果，明代统治者未能坚持将纸币宝钞确定为法定货币，非不欲也，乃不能也！而过多发行纸币导致纸币贬值，从经济学常识来说，这也意味着统治者过于贪婪，以此掠夺人民的财产。如果真如韩毓海所称，明代大规模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问题，造成了统治者其后的困境，那也完全是他们自作自受——只是连累了中国的老百姓跟着遭殃！
而作者所谓的“外看世界大势”，则是以早已被摒弃的意识形态和单一思维，粗暴而简单地看待英国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他以“阴谋论”的眼光，对这两者予以了根本性的否定。至于五百年期间启蒙运动在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知识领域的积极作用，及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等等，在作者笔下不值一提。启蒙思想家们宣扬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等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等作用，作者更没有涉及。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及其后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及两党制度等，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的重要影响，作者同样未置一词。如此盲人骑瞎马般的“外看世界大势”，怎不让人慨叹！
五、在陌生的经济史中“无力自拔”
在该书中，作者着力强调了白银在明清两代的作用，称1630年代美洲白银供应短缺是明朝垮掉的重要原因；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变，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18]。作者认为：“明亡的根本原因，像其他帝国一样，主要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而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从而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供给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按照基本的逻辑推论，作者的理论很难站住脚。一个国家的货币问题确实很重要，问题在于，美洲白银供应短缺，与明朝垮掉有多大的关联？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变，与清朝的灭亡有多大关系？
关于白银与明朝灭亡之间的关联，学者王家范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一文中提供的数据显示，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大顺“拷掠”抄家时，仅仅掌握在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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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重视野”三重盲
在该书中，作者反复强调治史者的三重视野即“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遍览全书，窃以为作者可谓“三重视野三重盲”。
以作者所称的“基层无组织”而论，如上所述，明代统治者用户帖制、黄册制和里甲制牢牢控制了人民，并限制他们流动和迁徙。另据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的研究，宋代民间自发产生的“乡约法”，到明代以后，朱元璋发现“乡约”具有驯化百姓、维系社会稳定功能，有利统治集团的长治久安，于是加以增删，颁布了所谓《六谕》；到清代以后，康熙把乡约增为《十六条圣谕》，从而使乡约成为官方基础政权的辅助性组织。在明代，除了乡约之外，还有家训、族规、格言、先贤语录和官方公布的上谕等等，都是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的教材。这些族规、族戒等内容从服从国家律令到自觉的“为王前驱”等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毫无疑问，这些族规、族戒在推广与普及皇权专制思想和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秩序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皇权专制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基础。从中不难看到，家族和专制政权对农民实施了无法摆脱的双重控制，农民在遭受皇权压迫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家族的宗法压迫和剥削，而这些压迫和剥削得到了法律和道德舆论的支持。不知韩毓海先生看到农民被陷入如此严密的组织化压迫与剥削之后，对于自己的“基层无组织”“体制无为”的说法做何感想？
而作者的“上看财政金融”同样盲目。他多次在书中提到，作为一个贫银国，明代将白银定为主要货币，没有坚持使用纸币宝钞为法定货币，导致“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他如是写道：“黄仁宇研究明史，他没有最终挑明的一个最大历史秘密其实是：如果没有白银的大规模引进，明代本来有可能通过建立一个准确的国家预算，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宝钞（纸币）发行制度——反过来说，倘明代的宝钞最终能够稳定，它也就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大规模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问题了，进一步说，明代如果不大规模进口白银，那么，五百年的世界史也就完全可以改写了，甚至数百年后，由于白银外流导致的鸦片战争也都不可能发生了！”
根据著名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在其名著《中国货币史》中的研究，明代想恢复纸钞，但金元留下的银两制度不可能推翻。“自五代以来，白银的使用，一方面由于中国自己的需要，同时受了中亚币制的影响，已经酝酿了几百年，到明代已根深蒂固”[16]，“明初虽然想不用金银，但大明宝钞仍有对金银的比价。随着宝钞的跌价，白银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自洪武二十七年禁用铜钱以后，许多地方，专用白银交易”。白银的使用，至少在洪武末年便已盛行。而白银的使用很大程度是因为纸币的贬值和铜钱的减少，纸币贬值使人民需要一种稳定的货币以求自卫。但是，明初铸钱很少，洪武、永乐、宣德年间曾少量铸钱，但政府为了推行纸币，把这些钱贮存国库不发行，或只颁赐给外国使节。宣德以后，五十年间完全没有铸钱，因此民间铜钱不够用。所以白银的通行，原是辅充货币数量的不足。后来恢复孤铸，但由于私铸猖獗，钱分等级，不是适当的价值尺度，这更促进了白银的使用。
彭信威教授还指出，明初币值的波动，完全因为纸币发行无度。纵使不用铜钱，钞价还是会下跌。从制度上说，钱钞兼用，如同天平两端，平衡才是健全状态。如果两者价值上发生差异，就知道一方发行太多，或另一方数目太少。这也意味着韩毓海的谬误：彭信威教授所说的宝钞发行过多，停止铸造铜钱，是白银被促进使用的原因。这意味着，白银被使用和大量进口，只是统治者政策失误造成的结果，明代统治者未能坚持将纸币宝钞确定为法定货币，非不欲也，乃不能也！而过多发行纸币导致纸币贬值，从经济学常识来说，这也意味着统治者过于贪婪，以此掠夺人民的财产。如果真如韩毓海所称，明代大规模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问题，造成了统治者其后的困境，那也完全是他们自作自受——只是连累了中国的老百姓跟着遭殃！
而作者所谓的“外看世界大势”，则是以早已被摒弃的意识形态和单一思维，粗暴而简单地看待英国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他以“阴谋论”的眼光，对这两者予以了根本性的否定。至于五百年期间启蒙运动在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知识领域的积极作用，及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等等，在作者笔下不值一提。启蒙思想家们宣扬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等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等作用，作者更没有涉及。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及其后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及两党制度等，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的重要影响，作者同样未置一词。如此盲人骑瞎马般的“外看世界大势”，怎不让人慨叹！
五、在陌生的经济史中“无力自拔”
在该书中，作者着力强调了白银在明清两代的作用，称1630年代美洲白银供应短缺是明朝垮掉的重要原因；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变，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18]。作者认为：“明亡的根本原因，像其他帝国一样，主要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而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从而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供给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按照基本的逻辑推论，作者的理论很难站住脚。一个国家的货币问题确实很重要，问题在于，美洲白银供应短缺，与明朝垮掉有多大的关联？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变，与清朝的灭亡有多大关系？
关于白银与明朝灭亡之间的关联，学者王家范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一文中提供的数据显示，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大顺“拷掠”抄家时，仅仅掌握在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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