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
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总数至少在五千多万两以上，约占弗兰克所说由欧亚贸易流人中国的白银总数的1/6。河北的一个退休官僚，窖藏白银达几百万两，如果算上全国类似的官员数量，贮藏的白银数量可想而知[20]。这些数据有力证明，明亡更多的因素在于崇祯和官僚集团对于白银和财富的贪婪，和1630年代美洲白银供应短缺并无直接关联。
而安震在《千秋兴亡·明》中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及其官员们，在寇乱和特大自然灾害、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反而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无所不用其极。不少官吏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逼民为盗。崇祯皇帝极其吝啬，在大灾面前，不顾百姓死活，不愿掏钱赈灾。在北京城被李自成大军围困时，他声称皇宫中无钱可做军需，催逼勋戚、太监、文武百官出钱助饷。但是，这些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官员们和他一样装穷。朱由检密谕岳父周奎纳银12万两，周奎只拿出l万两。朱由检嫌少，周奎到宫中向女儿求助，周皇后暗中派人送去5000两，周奎反而扣下3000两，上交2000两。起义军攻破北京后，在其家中抄出白银53万两。内官王之心仅献出l万两，李自成军队破城后重刑追赃，他吐出白银15万两。明朝社会内部的矛盾极度恶化，官僚统治集团的残酷、愚昧与顽固迫使广大面临绝境的人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这些综合因素最终使明朝灭亡。而清政府的灭亡，固然与西方的冲击有很大关联，但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利益，三番五次地拒绝、拖延立宪是更为直接的因素，与“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变”，同样没有直接关联。
另一方面，影响到明代灭亡真实的经济原因是否真如韩毓海所说，1630年代美洲白银供应短缺而引起？关于这一问题，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赖建诚在《边镇粮饷》中的研究，较之韩毓海的解释显然更具说服力。
多位明史专家的研究均显示，边镇粮饷是明代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边防与财政危机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在史学界，有人称“明代亡于边防”。赖建诚在《边镇粮饷》中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结论。本书提供的数据显示，明代的军事支出，足以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嘉靖二十七年(1548)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之间，从国库所支付的军费银两数，占国库岁出银两数的百分比，从万历十八年(1590)之后，一直高于85%，到公元1612年竞高达97.25%。赖建诚指出，如果没有北方的外患，明代的财政结构会明显不同，整体经济会有更好的繁荣，明代的寿命也可以显著延长[22]。
而韩毓海有“明代辉煌的经济之所以土崩瓦解，恰恰是因市场化过度”一类的“妙论”[23]。对于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作者如是写道：“中国历史上的商是伴随着小农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的，它有摧毁和破坏小农经济的作用，但是却没有突破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新阶段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赚到了钱无非做两件事，一件是买地。土地本无绝对价值，而一旦与地租相联系就有了很大的价值，而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和国家土地税的减少，所以历代国家起码为国税考虑，也要抑商。”[24]
侯家驹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的研究显示，汉代文景之治期间实施黄老的无为而治，在经济活动上自由放任，本有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不幸的是汉武帝对外用兵，将重要产业收归国营，并对产权蹂躏，对人权践踏，对资本掠夺，使自由经济骤变，致使人类第一个可能趋于成熟的自由经济惨遭扼杀。南宋内因君庸臣劣，坐失统一良机，外因蒙古崛起，受其铁蹄蹂躏；明代因神宗的矿监税监遍天下，以及后来的边饷，致使刚刚欣欣向荣的经济夭折。这三次趋向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机会，就此丧失[25]。而韩毓海此番论断，和他在本书中的习惯做法一样，只是信口开河，没有任何史实支持。
对于商人的社会功用，海外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称．16世纪至18世纪这三百年间，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商人的“睦媚任恤之风”已使他们取代了一大部分以前属于“士大夫”的功能（如编写族谱，修建宗祠、书院、寺庙、道路、桥梁等）。清代政府对于商人的社会功能开始重视，到19世纪后的政府公文告示中已绅、商并提。韩毓海对于商的描述，显然谬误百出。
而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原因，李炜光在教授在《李炜光说财税》中的研究显然更为可信。中国的统治者一般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一般以田赋和政府专卖的盐课收入为主，来自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商杂税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一直很低，其中海关收入更加微不足道。乾隆十八年(1753)四口通商时，海关收入只有九十九万余两，占不到岁人总额的四十分之一。无论从商业需要还是财政需要来说，海外贸易对于封建政权并没有多大的推动力量。因此，统治者可以完全抛开财政方面的顾虑，单纯从稳定政治秩序的需要出发，实行禁海、促进耕织结合（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对工商业发达地区征收极沉重赋税的政策。这些“重农抑商”政策，除了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还有维护自然经济和皇权专制统治的功用[26]。相对于中世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对商业活动的支持，可谓天壤之别！
六、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源在外国？
在该书的第15页，作者如是写道：“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国家与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谓‘官民对立’），而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实则肇始于1970年代初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一经济政策，它以货币投资政策的巨大调整（以维持美元和美国债券价值为主要目标），又一次使得资本主义凌驾于‘世界经济’之上。”
韩教授将中国“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归罪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一经济政策，这种说法倒是极其新鲜，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被韩毓海丰富的想象力联系到了一起。
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直接原因显然与中国的财富分配制度、行业垄断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劳方权利缺位等等因素有直接联系。这是连中国政府都已经公开承认的事实。而劳方谈判权利丧失以及诉求渠道的阙如，劳资双方谈判机制和政府、劳方、资方协商机制的缺失，都造成了劳方在遭受资方盘剥时，无法保护自身基本权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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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安震在《千秋兴亡·明》中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及其官员们，在寇乱和特大自然灾害、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反而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无所不用其极。不少官吏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逼民为盗。崇祯皇帝极其吝啬，在大灾面前，不顾百姓死活，不愿掏钱赈灾。在北京城被李自成大军围困时，他声称皇宫中无钱可做军需，催逼勋戚、太监、文武百官出钱助饷。但是，这些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官员们和他一样装穷。朱由检密谕岳父周奎纳银12万两，周奎只拿出l万两。朱由检嫌少，周奎到宫中向女儿求助，周皇后暗中派人送去5000两，周奎反而扣下3000两，上交2000两。起义军攻破北京后，在其家中抄出白银53万两。内官王之心仅献出l万两，李自成军队破城后重刑追赃，他吐出白银15万两。明朝社会内部的矛盾极度恶化，官僚统治集团的残酷、愚昧与顽固迫使广大面临绝境的人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这些综合因素最终使明朝灭亡。而清政府的灭亡，固然与西方的冲击有很大关联，但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利益，三番五次地拒绝、拖延立宪是更为直接的因素，与“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变”，同样没有直接关联。
另一方面，影响到明代灭亡真实的经济原因是否真如韩毓海所说，1630年代美洲白银供应短缺而引起？关于这一问题，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赖建诚在《边镇粮饷》中的研究，较之韩毓海的解释显然更具说服力。
多位明史专家的研究均显示，边镇粮饷是明代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边防与财政危机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在史学界，有人称“明代亡于边防”。赖建诚在《边镇粮饷》中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结论。本书提供的数据显示，明代的军事支出，足以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嘉靖二十七年(1548)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之间，从国库所支付的军费银两数，占国库岁出银两数的百分比，从万历十八年(1590)之后，一直高于85%，到公元1612年竞高达97.25%。赖建诚指出，如果没有北方的外患，明代的财政结构会明显不同，整体经济会有更好的繁荣，明代的寿命也可以显著延长[22]。
而韩毓海有“明代辉煌的经济之所以土崩瓦解，恰恰是因市场化过度”一类的“妙论”[23]。对于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作者如是写道：“中国历史上的商是伴随着小农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的，它有摧毁和破坏小农经济的作用，但是却没有突破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新阶段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赚到了钱无非做两件事，一件是买地。土地本无绝对价值，而一旦与地租相联系就有了很大的价值，而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和国家土地税的减少，所以历代国家起码为国税考虑，也要抑商。”[24]
侯家驹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的研究显示，汉代文景之治期间实施黄老的无为而治，在经济活动上自由放任，本有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不幸的是汉武帝对外用兵，将重要产业收归国营，并对产权蹂躏，对人权践踏，对资本掠夺，使自由经济骤变，致使人类第一个可能趋于成熟的自由经济惨遭扼杀。南宋内因君庸臣劣，坐失统一良机，外因蒙古崛起，受其铁蹄蹂躏；明代因神宗的矿监税监遍天下，以及后来的边饷，致使刚刚欣欣向荣的经济夭折。这三次趋向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机会，就此丧失[25]。而韩毓海此番论断，和他在本书中的习惯做法一样，只是信口开河，没有任何史实支持。
对于商人的社会功用，海外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称．16世纪至18世纪这三百年间，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商人的“睦媚任恤之风”已使他们取代了一大部分以前属于“士大夫”的功能（如编写族谱，修建宗祠、书院、寺庙、道路、桥梁等）。清代政府对于商人的社会功能开始重视，到19世纪后的政府公文告示中已绅、商并提。韩毓海对于商的描述，显然谬误百出。
而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原因，李炜光在教授在《李炜光说财税》中的研究显然更为可信。中国的统治者一般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一般以田赋和政府专卖的盐课收入为主，来自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商杂税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一直很低，其中海关收入更加微不足道。乾隆十八年(1753)四口通商时，海关收入只有九十九万余两，占不到岁人总额的四十分之一。无论从商业需要还是财政需要来说，海外贸易对于封建政权并没有多大的推动力量。因此，统治者可以完全抛开财政方面的顾虑，单纯从稳定政治秩序的需要出发，实行禁海、促进耕织结合（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对工商业发达地区征收极沉重赋税的政策。这些“重农抑商”政策，除了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还有维护自然经济和皇权专制统治的功用[26]。相对于中世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对商业活动的支持，可谓天壤之别！
六、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源在外国？
在该书的第15页，作者如是写道：“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国家与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谓‘官民对立’），而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实则肇始于1970年代初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一经济政策，它以货币投资政策的巨大调整（以维持美元和美国债券价值为主要目标），又一次使得资本主义凌驾于‘世界经济’之上。”
韩教授将中国“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归罪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一经济政策，这种说法倒是极其新鲜，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被韩毓海丰富的想象力联系到了一起。
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直接原因显然与中国的财富分配制度、行业垄断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劳方权利缺位等等因素有直接联系。这是连中国政府都已经公开承认的事实。而劳方谈判权利丧失以及诉求渠道的阙如，劳资双方谈判机制和政府、劳方、资方协商机制的缺失，都造成了劳方在遭受资方盘剥时，无法保护自身基本权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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