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
益。这些基本的道理，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早已呼吁多年。韩教授以阴谋论找到的“假想敌”和“替罪羊”，显然与此并无直接关联。
《李炜光说财税》中算过一笔账，我国行政管理费的绝对额，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为45.2亿元，到2005年上升为6512.34亿元，增长了144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前的5.4%上升为2005年的19.2%，增长了约3.6倍，若加上预算外因素，不会低于38%，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为12.5%。而公权力商品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形成一种可以自我强化的“权力经济”和各类利益集团，无孔不入地凭借特权牟利，与民争利，却不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虽然GDP猛涨，但是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公共卫生等投入却在世界各国的末尾。
按照基本的常识，政府不是会下蛋的鸡，其庞大的行政开支都是由纳税人承担。造成腐败盛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体制的落后和政治权力未能得到纳税人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有赖于温家宝总理今年三番五次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
韩毓海一再声称，所谓“闭关锁国”，在中国明、清两朝确实出现过，但那都是为了消除外患所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外患解除，相关政令也就取消了，只要看看明清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规模，就可知“闭关锁国说”并非历史事实。那么，历史事实究竟为何？
明代为维护其政权，明初即颁布包括锁海与禁耕等妨碍经济发展的禁令。由于朱元璋的这一禁令，走私者形成的海寇与日本浪人勾结而形成倭寇。郑晓在《皇明四夷志》中称：“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十之一二。”尽管如此，沿海三个市舶司并未废止，中日仍有贸易关系。到嘉靖年间，皇帝朱厚熄下令罢置省沿海市舶司，明朝海禁政策达到了极点，结果导致倭寇集团更为强大，明朝为此增加了更多的军力和军费。明朝历代皇帝对海禁的态度虽不尽相同，但是，整个明代全面实行海禁的政策非常明确，禁阻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时紧时松，却始终不曾撤销。
徐宏业在《千秋兴亡·清》中指出，所谓“闭关”政策，是指清政府在与外国交往时所采取的一整套对内对外的政策和措施，并不限于外贸和外交，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带有一种与世隔离、盲目排外的倾向。而清代在锁海与禁耕上和明代如出一辙。1661年，清廷发布迁海令，北起北直（河北）中经山东、江南（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将六省沿海居民内迁到离海岸线距离三十里以上的区域，这一做法延续了二十二年，到清政府1683年平定台湾后，才开辟了少量对外贸易港口，对外打开了一条门缝。可惜好景不长，1711年之后，康熙重申海禁政策。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清政府规定对外贸易只准在广州进行，闭关制定了许多禁令。越往后，禁令越严密和繁琐。这些禁令，对外的部分，包括大量苛刻专横的规定限制外商；对内的部分、对于货物的出口等方面做了许多严格的限制。
尽管明清两代禁令频出，但是南方的海上贸易并未完全停止，移民活动也始终没有停止。但是，以此来说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并非事实，明显是罔顾事实，以偏概全。准确的描述应当是官方禁止，而民间不从，导致封锁无效。
七、敌视宪政，仇恨“精英”
“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五百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
“正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造了中国的基层结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绝不能小视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创立社会基层结构的伟业，因为它一方面使得农业上的剩余得以转用到工商业，同时又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谋生，而且，国家从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财政管理，这又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的发钞权和货币主权——但是，对于这一浅显的道理，却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的。以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
以上这两段话，仅仅只是《五百年来谁著史》中众多昏话中最具代表性的两段。其中，作者的心态大可玩味：对于在西方早已成熟并且被检验为国家机器有效运作方式的代议制民主（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从形式上说也属于此），作者有着莫名的敌意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对于约束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以免使人民受到国家权力侵犯、压迫和凌辱的宪政，作者显示出惊人的蔑视。在这种蔑视的背后，除了其扭曲的心态和预先采取的言说立场，更显示出作者对现代国家的起源、宪政的诞生及其走过的历程、产生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新的政治运作方式等方面惊人的无知。而他对农民、对建国前土地制度之后的变迁，以及当下围绕土地制度产生的矛盾的根源，如果不是故意的视而不见，那么他所下的妄断同样显示出他对于土地制度沿革的惊人无知。
土地制度从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土地改革到现在几经变化，土地问题一直没有真正的解决。著名近代史学者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以土地改革作为战争动员方式，以此获得农民的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的全力支持，打败国民党的原因和经过有着详实而可靠的研究。人大教授张鸣在《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湖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中的研究结论是，土改“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与国民党争天下进行社会动员的手段”。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通过轰轰烈烈的“土改”为运动方式，充分发动农村中最弱势的边缘人群，让他们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调动起了人们的阶级仇恨，以此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并将其他社会成员全部卷入这场斗争漩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连一些早已经过多次土改，早已不存在严重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也在这次运动中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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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说财税》中算过一笔账，我国行政管理费的绝对额，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为45.2亿元，到2005年上升为6512.34亿元，增长了144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前的5.4%上升为2005年的19.2%，增长了约3.6倍，若加上预算外因素，不会低于38%，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为12.5%。而公权力商品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形成一种可以自我强化的“权力经济”和各类利益集团，无孔不入地凭借特权牟利，与民争利，却不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虽然GDP猛涨，但是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公共卫生等投入却在世界各国的末尾。
按照基本的常识，政府不是会下蛋的鸡，其庞大的行政开支都是由纳税人承担。造成腐败盛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体制的落后和政治权力未能得到纳税人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有赖于温家宝总理今年三番五次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
韩毓海一再声称，所谓“闭关锁国”，在中国明、清两朝确实出现过，但那都是为了消除外患所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外患解除，相关政令也就取消了，只要看看明清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规模，就可知“闭关锁国说”并非历史事实。那么，历史事实究竟为何？
明代为维护其政权，明初即颁布包括锁海与禁耕等妨碍经济发展的禁令。由于朱元璋的这一禁令，走私者形成的海寇与日本浪人勾结而形成倭寇。郑晓在《皇明四夷志》中称：“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十之一二。”尽管如此，沿海三个市舶司并未废止，中日仍有贸易关系。到嘉靖年间，皇帝朱厚熄下令罢置省沿海市舶司，明朝海禁政策达到了极点，结果导致倭寇集团更为强大，明朝为此增加了更多的军力和军费。明朝历代皇帝对海禁的态度虽不尽相同，但是，整个明代全面实行海禁的政策非常明确，禁阻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时紧时松，却始终不曾撤销。
徐宏业在《千秋兴亡·清》中指出，所谓“闭关”政策，是指清政府在与外国交往时所采取的一整套对内对外的政策和措施，并不限于外贸和外交，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带有一种与世隔离、盲目排外的倾向。而清代在锁海与禁耕上和明代如出一辙。1661年，清廷发布迁海令，北起北直（河北）中经山东、江南（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将六省沿海居民内迁到离海岸线距离三十里以上的区域，这一做法延续了二十二年，到清政府1683年平定台湾后，才开辟了少量对外贸易港口，对外打开了一条门缝。可惜好景不长，1711年之后，康熙重申海禁政策。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清政府规定对外贸易只准在广州进行，闭关制定了许多禁令。越往后，禁令越严密和繁琐。这些禁令，对外的部分，包括大量苛刻专横的规定限制外商；对内的部分、对于货物的出口等方面做了许多严格的限制。
尽管明清两代禁令频出，但是南方的海上贸易并未完全停止，移民活动也始终没有停止。但是，以此来说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并非事实，明显是罔顾事实，以偏概全。准确的描述应当是官方禁止，而民间不从，导致封锁无效。
七、敌视宪政，仇恨“精英”
“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五百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
“正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造了中国的基层结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绝不能小视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创立社会基层结构的伟业，因为它一方面使得农业上的剩余得以转用到工商业，同时又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谋生，而且，国家从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财政管理，这又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的发钞权和货币主权——但是，对于这一浅显的道理，却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的。以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
以上这两段话，仅仅只是《五百年来谁著史》中众多昏话中最具代表性的两段。其中，作者的心态大可玩味：对于在西方早已成熟并且被检验为国家机器有效运作方式的代议制民主（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从形式上说也属于此），作者有着莫名的敌意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对于约束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以免使人民受到国家权力侵犯、压迫和凌辱的宪政，作者显示出惊人的蔑视。在这种蔑视的背后，除了其扭曲的心态和预先采取的言说立场，更显示出作者对现代国家的起源、宪政的诞生及其走过的历程、产生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新的政治运作方式等方面惊人的无知。而他对农民、对建国前土地制度之后的变迁，以及当下围绕土地制度产生的矛盾的根源，如果不是故意的视而不见，那么他所下的妄断同样显示出他对于土地制度沿革的惊人无知。
土地制度从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土地改革到现在几经变化，土地问题一直没有真正的解决。著名近代史学者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以土地改革作为战争动员方式，以此获得农民的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的全力支持，打败国民党的原因和经过有着详实而可靠的研究。人大教授张鸣在《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湖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中的研究结论是，土改“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与国民党争天下进行社会动员的手段”。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通过轰轰烈烈的“土改”为运动方式，充分发动农村中最弱势的边缘人群，让他们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调动起了人们的阶级仇恨，以此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并将其他社会成员全部卷入这场斗争漩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连一些早已经过多次土改，早已不存在严重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也在这次运动中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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