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
被推到极端。乱打乱杀的现象普遍存在，到1947年底才开始纠正，但直到1948年三四月份，国共两党胜负大局已定才基本结束[32]。被动员起来的农民，出钱、出粮、出力，使得解放军获得了巨大的支持，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效果，连被俘的国民党将领黄维、杨伯涛都感叹不已。而这种动员方式，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其组织形式为由上而下，并非农民自发组织和发动而产生。
而土地制度在解放后更是出现了数次变化。原本分给农民的土地，后来被政府以“入社”为名全部收归国有。到改革开放之后实行了分田到户，但是，农民所有的只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近年来，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农民因为土地问题被地方政府剥夺权益，危及生存边缘而不得不组织起来抗争，由此产生官民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于建嵘在其《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中有很详细而深入的研究。由于没有宪政的约束，农民没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即韩毓海所蔑视的“一纸宪章”“民意代表”），不得不走上艰难的上访之路，或者被逼无路而不得不团结起来和地方政府公然对抗。此类事件，媒体的报道近年来可谓屡见不鲜。奇怪的是，韩毓海的“下看基层组织”对此熟视无睹。我很少看到真正的精英（当然不包括韩毓海先生这样的教授）‘‘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倒是韩毓海先生的高论，显示出他自己的“不成熟”。
而韩毓海对于把人民“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做法有着特殊的喜好，对于计划经济造成的农民权益被国家剥夺、几十年陷入赤贫的状态视而不见；对于造成几千万人丧生的“三年自然灾害”等只字不提。借用“韩式话语”的表达方式：对于铁证如山的史实，韩毓海不愿意承认，这其实就是作者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
作者声称“变制度易，变社会难”，更是让人怀疑他是“星外来客”。自秦代以后，中国的王朝更替，只不过是简单的皇权专制制度的循环，从来就没有在制度上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元代官员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发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叹——这无疑也是历代底层民众真实生活的写照。从清朝灭亡的政府来看，如果慈禧和既得利益集团能够顺应时局变化，放弃手中的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采取真正的立宪制，那么，后来的革命很可能会被改良所代替，中国近代史也可能因此被改写。
八、只批贪官，不批皇帝
在该书中，作者一方面抨击官僚政治，攻击“豪强巨族、土豪劣绅”，声称要打击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对于五百年来皇权专制体制所造成的危害毫不涉及，熟视无睹，显示出其“梁山好汉”一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奇特思维。
中国的皇权专制体制经过秦始皇统一之后建立，到唐宋的时候已经基本定型了。到明清两朝时，皇权专制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朝的统治者从各个方面积累、总结出了一整套驾驭臣民之术：废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五府与兵部、三法司之间相互牵制，而集兵刑大权于皇帝；实行内阁与宦官双轨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并加强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实行特务统治，加强对百官的检查和士人文化思想的控制；打击豪强、严格控制户籍等等。这些制度上的设置遂使皇权空前膨胀，甚至以此可以廷杖一百多个朝臣，锦衣卫、东厂、西厂恣意横行。作为法律体系的《大明历》比《唐律》更为完备和严酷，充分肯定了皇帝的独裁统治，显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满清入关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制度，大多被清朝继承，皇权高度集中。
在政治上，作者所称的官僚也好，“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也好，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也好，无不依附于皇权为核心所形成的权力链而存在。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皇权可以通吃一切。一旦握有专制权力的君主出于维护专制权力或其他考虑，决定大开杀戒之时，官僚也好，“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也好，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也罢，如果不起来造反，只有引颈待戮。明代的熊廷弼、袁崇焕和东林党人，清代的和坤等等莫不如此。在经济上，侯家驹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称汉代、南宋，明代三次趋向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机会，无不因为皇权专制力量的强大而被扼杀。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民众在受到皇权欺压和凌辱时从没有宪政和法治为依仗保护自己，人身安全和私人财产权没有任何保障——显然，这样的制度之下，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
而皇权的专制和贪婪，始终是市场经济的大敌。以明清两代为例，在搜刮钱财方面，万历皇帝贪婪异常，派大批太监充任矿监开采矿产，充任税使到全国各地征收商税。这些矿税使带领大队人马作威作福，凌驾于当地政府之上。由于他们的暴虐行径，激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反对矿税使的斗争绵延了二十多年，共计三十多起，最终迫使朝廷取消了这一苛政。从表面看，是太监的胡作非为激发了人民的反抗，而问题的实质是万历皇帝借此搜刮民财所致。朱元璋没收沈万三私产，所谓“和坤跌倒，嘉庆吃饱”，都是皇权通吃一切的个案。
显然，韩毓海“只批贪官不批皇帝”的奇特思维在史实和逻辑上必然面临无法调和的悖论。在皇权专制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必然要成为皇权权力运行上的受益者。唯其如此，官僚制才能够产生维系皇权专制的动力。正是在对皇权及其派生权力的远近程度和依附关系的差别上，诞生了韩毓海指称的“豪强巨族、土豪劣绅”等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而韩毓海“只批贪官不批皇帝”，显然是倒因为果，无法自圆其说。
九、知识的欠缺与志大才疏
经由该书可以看出，作者既不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最基本的研究素养，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史学对治史者“才学识”三大素养中任何一项的要求。在学术积累和知识储备上，作者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都极其陌生。如此“著史”，并且敢于以如此的书名招摇过市，作者有的不仅仅是“一点”勇气，几近“无知者无畏”。
卓越网的编辑推荐，将《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称为宋鸿兵《货币战争）×曾人选烂书榜）的历史升级版，对于该书来说不失为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该书都毫无新意，作者在本书中的观点和其所谓的“三重视野”，不仅没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史料支撑，而且没有基本的逻辑自洽。全书观点、史实和论述充满了谬误与盲区，恰如一个技艺拙劣和审美眼光低下的服装设计师，用不同观点拼接组成了一件样式难看且污浊不堪的乞丐服，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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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土地制度在解放后更是出现了数次变化。原本分给农民的土地，后来被政府以“入社”为名全部收归国有。到改革开放之后实行了分田到户，但是，农民所有的只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近年来，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农民因为土地问题被地方政府剥夺权益，危及生存边缘而不得不组织起来抗争，由此产生官民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于建嵘在其《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中有很详细而深入的研究。由于没有宪政的约束，农民没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即韩毓海所蔑视的“一纸宪章”“民意代表”），不得不走上艰难的上访之路，或者被逼无路而不得不团结起来和地方政府公然对抗。此类事件，媒体的报道近年来可谓屡见不鲜。奇怪的是，韩毓海的“下看基层组织”对此熟视无睹。我很少看到真正的精英（当然不包括韩毓海先生这样的教授）‘‘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倒是韩毓海先生的高论，显示出他自己的“不成熟”。
而韩毓海对于把人民“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做法有着特殊的喜好，对于计划经济造成的农民权益被国家剥夺、几十年陷入赤贫的状态视而不见；对于造成几千万人丧生的“三年自然灾害”等只字不提。借用“韩式话语”的表达方式：对于铁证如山的史实，韩毓海不愿意承认，这其实就是作者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
作者声称“变制度易，变社会难”，更是让人怀疑他是“星外来客”。自秦代以后，中国的王朝更替，只不过是简单的皇权专制制度的循环，从来就没有在制度上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元代官员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发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叹——这无疑也是历代底层民众真实生活的写照。从清朝灭亡的政府来看，如果慈禧和既得利益集团能够顺应时局变化，放弃手中的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采取真正的立宪制，那么，后来的革命很可能会被改良所代替，中国近代史也可能因此被改写。
八、只批贪官，不批皇帝
在该书中，作者一方面抨击官僚政治，攻击“豪强巨族、土豪劣绅”，声称要打击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对于五百年来皇权专制体制所造成的危害毫不涉及，熟视无睹，显示出其“梁山好汉”一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奇特思维。
中国的皇权专制体制经过秦始皇统一之后建立，到唐宋的时候已经基本定型了。到明清两朝时，皇权专制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朝的统治者从各个方面积累、总结出了一整套驾驭臣民之术：废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五府与兵部、三法司之间相互牵制，而集兵刑大权于皇帝；实行内阁与宦官双轨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并加强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实行特务统治，加强对百官的检查和士人文化思想的控制；打击豪强、严格控制户籍等等。这些制度上的设置遂使皇权空前膨胀，甚至以此可以廷杖一百多个朝臣，锦衣卫、东厂、西厂恣意横行。作为法律体系的《大明历》比《唐律》更为完备和严酷，充分肯定了皇帝的独裁统治，显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满清入关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制度，大多被清朝继承，皇权高度集中。
在政治上，作者所称的官僚也好，“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也好，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也好，无不依附于皇权为核心所形成的权力链而存在。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皇权可以通吃一切。一旦握有专制权力的君主出于维护专制权力或其他考虑，决定大开杀戒之时，官僚也好，“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也好，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也罢，如果不起来造反，只有引颈待戮。明代的熊廷弼、袁崇焕和东林党人，清代的和坤等等莫不如此。在经济上，侯家驹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称汉代、南宋，明代三次趋向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机会，无不因为皇权专制力量的强大而被扼杀。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民众在受到皇权欺压和凌辱时从没有宪政和法治为依仗保护自己，人身安全和私人财产权没有任何保障——显然，这样的制度之下，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
而皇权的专制和贪婪，始终是市场经济的大敌。以明清两代为例，在搜刮钱财方面，万历皇帝贪婪异常，派大批太监充任矿监开采矿产，充任税使到全国各地征收商税。这些矿税使带领大队人马作威作福，凌驾于当地政府之上。由于他们的暴虐行径，激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反对矿税使的斗争绵延了二十多年，共计三十多起，最终迫使朝廷取消了这一苛政。从表面看，是太监的胡作非为激发了人民的反抗，而问题的实质是万历皇帝借此搜刮民财所致。朱元璋没收沈万三私产，所谓“和坤跌倒，嘉庆吃饱”，都是皇权通吃一切的个案。
显然，韩毓海“只批贪官不批皇帝”的奇特思维在史实和逻辑上必然面临无法调和的悖论。在皇权专制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必然要成为皇权权力运行上的受益者。唯其如此，官僚制才能够产生维系皇权专制的动力。正是在对皇权及其派生权力的远近程度和依附关系的差别上，诞生了韩毓海指称的“豪强巨族、土豪劣绅”等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而韩毓海“只批贪官不批皇帝”，显然是倒因为果，无法自圆其说。
九、知识的欠缺与志大才疏
经由该书可以看出，作者既不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最基本的研究素养，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史学对治史者“才学识”三大素养中任何一项的要求。在学术积累和知识储备上，作者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都极其陌生。如此“著史”，并且敢于以如此的书名招摇过市，作者有的不仅仅是“一点”勇气，几近“无知者无畏”。
卓越网的编辑推荐，将《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称为宋鸿兵《货币战争）×曾人选烂书榜）的历史升级版，对于该书来说不失为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该书都毫无新意，作者在本书中的观点和其所谓的“三重视野”，不仅没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史料支撑，而且没有基本的逻辑自洽。全书观点、史实和论述充满了谬误与盲区，恰如一个技艺拙劣和审美眼光低下的服装设计师，用不同观点拼接组成了一件样式难看且污浊不堪的乞丐服，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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