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
编者的话：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在《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对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本书自出版以后数次加印，《博览群书》以及很多报刊专访了韩毓海教授。然而，也有读者对于韩教授在此书中的观点、论据、写作方法等提出了严厉质疑，本文即为其中之一。本刊刊发此文，只是为了呈现读者不同的意见，以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文中意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北大教授韩毓海的新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五百年来谁著史》）出版以后，2010年加印数次。我从卓越购得的，是本书2010年1月第四次印刷的版本。本书勒口上的作者简介是：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著有《锁链上的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天下：江山走笔》等。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而本书内容介绍上的文字是：
本书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五百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同样是在今年，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古史论文集，书名却为《点滴编》。《点滴编》的说明是：
这是个人的一部中国古史研究论文集。从内容看，虽然大部分是宋代的，只有小量涉及前朝后代；但个人近年努力于贯通中国古今，故其中的不少论述，并非仅适用于宋史。点滴者，在知识海洋中个人学术成果微小之谓也，与另三部《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为姐妹编。
按常理推测，术有专攻的作者，在其本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更为可靠。王曾瑜先生研究古史的论文集，取名为《点滴编》，其谦逊之心让人敬佩甚至觉得过谦。而搞文学研究出身的韩毓海先生，却要对近五百年来的历史提出新说，并无比自信地将这本书取名为《五百年来谁著史》。想来此书必然非比寻常。然而，读过本书之后的“惊人发现”却为我始料不及——无论是在观点、史实，还是论据和行文的逻辑方面，韩毓海之书都硬伤累累，充满了蛮横和偏见。
一、以论代史和观点先行
对读者而言，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在于，很难把《五百年来谁著史》定位为一种什么样的书。该书第10页宣称：“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作者在第11页接着批评说：“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而在该书第18页，作者又和前说自相矛盾：“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结论同时又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对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点勇气的。”
前面刚刚强调了自己著史的与众不同并批判了“今天的历史研究”，后面又改口称“不能算是史学”。试问，在“读书不多”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做到“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严谨而有自知之明的学者大抵都不敢如此）?如果说“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是作者“别开生面”的“韩式著史”方法，有极大的“创造性”，那么，《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学术体例上同样让人很为难：说该书是一本思想随笔吧，书中加了一些脚注，而且作者着重强调了自己解释这五百年来的历史观点；说该书是一本学术著作吧，作者又没有逻辑严密的观点、论证以及建立在大量史料上的分析和研究。
而作者的上述表白和他在书中的具体的写作均显示，“韩式著史”的方法并不新鲜，那就是几乎被专业史学界弃若敝屣的“观点先行”“以论代史”。众所周知，这种流行数十年且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官方史学研究方法，即便在当下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变，纯粹的“以论代史”和“观点先行”被视为宣传配合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已成当下学术大忌。那种罔顾事实、机械套用理论框架和生硬运用唯物史观的做法大为减少，对于史实、史料的注重则大为增加。就方法论而言，当代的历史学家早已抛弃了“观点先行”“以论代史”，更为注重“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
该书的抱负不可谓不宏大，按照作者的说法，是“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历史”，遗憾的是，该书主要引用的观点仅限于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等，引用的著作也极其有限。在国外的著作方面，诺斯饮誉全球的经济史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剑桥欧洲经济史》等在本书中全无踪影；在国内的著作方面，中国经济史名家全汉升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等与该书密切相关的必读性著作，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汤象龙、社会经济史大家梁方仲等人，以及严中平、傅衣凌、汪敬虞、吴承明等人的著述和研究，同样没有进入作者视野。既然作者要“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那么，以上这些著作当为《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必读书。由此可见，作者自称“读书不多”并非自谦而是事实。
而该书的结构极其可笑：前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是作者去山西给基层干部讲“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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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在《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对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本书自出版以后数次加印，《博览群书》以及很多报刊专访了韩毓海教授。然而，也有读者对于韩教授在此书中的观点、论据、写作方法等提出了严厉质疑，本文即为其中之一。本刊刊发此文，只是为了呈现读者不同的意见，以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文中意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北大教授韩毓海的新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五百年来谁著史》）出版以后，2010年加印数次。我从卓越购得的，是本书2010年1月第四次印刷的版本。本书勒口上的作者简介是：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著有《锁链上的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天下：江山走笔》等。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而本书内容介绍上的文字是：
本书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五百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同样是在今年，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古史论文集，书名却为《点滴编》。《点滴编》的说明是：
这是个人的一部中国古史研究论文集。从内容看，虽然大部分是宋代的，只有小量涉及前朝后代；但个人近年努力于贯通中国古今，故其中的不少论述，并非仅适用于宋史。点滴者，在知识海洋中个人学术成果微小之谓也，与另三部《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为姐妹编。
按常理推测，术有专攻的作者，在其本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更为可靠。王曾瑜先生研究古史的论文集，取名为《点滴编》，其谦逊之心让人敬佩甚至觉得过谦。而搞文学研究出身的韩毓海先生，却要对近五百年来的历史提出新说，并无比自信地将这本书取名为《五百年来谁著史》。想来此书必然非比寻常。然而，读过本书之后的“惊人发现”却为我始料不及——无论是在观点、史实，还是论据和行文的逻辑方面，韩毓海之书都硬伤累累，充满了蛮横和偏见。
一、以论代史和观点先行
对读者而言，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在于，很难把《五百年来谁著史》定位为一种什么样的书。该书第10页宣称：“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作者在第11页接着批评说：“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而在该书第18页，作者又和前说自相矛盾：“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结论同时又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对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点勇气的。”
前面刚刚强调了自己著史的与众不同并批判了“今天的历史研究”，后面又改口称“不能算是史学”。试问，在“读书不多”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做到“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严谨而有自知之明的学者大抵都不敢如此）?如果说“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是作者“别开生面”的“韩式著史”方法，有极大的“创造性”，那么，《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学术体例上同样让人很为难：说该书是一本思想随笔吧，书中加了一些脚注，而且作者着重强调了自己解释这五百年来的历史观点；说该书是一本学术著作吧，作者又没有逻辑严密的观点、论证以及建立在大量史料上的分析和研究。
而作者的上述表白和他在书中的具体的写作均显示，“韩式著史”的方法并不新鲜，那就是几乎被专业史学界弃若敝屣的“观点先行”“以论代史”。众所周知，这种流行数十年且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官方史学研究方法，即便在当下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变，纯粹的“以论代史”和“观点先行”被视为宣传配合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已成当下学术大忌。那种罔顾事实、机械套用理论框架和生硬运用唯物史观的做法大为减少，对于史实、史料的注重则大为增加。就方法论而言，当代的历史学家早已抛弃了“观点先行”“以论代史”，更为注重“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
该书的抱负不可谓不宏大，按照作者的说法，是“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历史”，遗憾的是，该书主要引用的观点仅限于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等，引用的著作也极其有限。在国外的著作方面，诺斯饮誉全球的经济史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剑桥欧洲经济史》等在本书中全无踪影；在国内的著作方面，中国经济史名家全汉升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等与该书密切相关的必读性著作，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汤象龙、社会经济史大家梁方仲等人，以及严中平、傅衣凌、汪敬虞、吴承明等人的著述和研究，同样没有进入作者视野。既然作者要“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那么，以上这些著作当为《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必读书。由此可见，作者自称“读书不多”并非自谦而是事实。
而该书的结构极其可笑：前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是作者去山西给基层干部讲“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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