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忠：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
12月29日下午，新华社播发一条重要消息：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
一时间，反腐败又成为岁末年终最受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网上热评不断。记者特地采访了对我国长期潜心于制度反腐领域研究的学者李永忠，请他就王怀忠案以及今年反腐败工作的特点等问题谈谈看法。
记者：王怀忠案自12月10日开庭审理以来，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网上对王怀忠的最终命运也有种种猜测。现在，王怀忠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您如何看待此案的判决?
李永忠：王怀忠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中央纪委的工作力度。也再一次证明我们党的宗旨、党的性质与腐败是根本对立的。
王怀忠之所以被判处死刑，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他违纪违法的极其恶劣。
王怀忠是公然索取巨额贿赂的反面典型，仅一次就高达200万元。我们以往查处的腐败分子大都因为抵御不住种种诱惑而收礼、受贿。王怀忠与他们不同，他是主动寻找“糖弹”吃的典型。如果把经受不住“糖衣炮弹”进攻的前者称为以权谋私的“小偷”的话，那么，王怀忠则是利用权力去“拦路抢劫”的“江洋大盗”。而且，他最大的一笔索贿，竟然是为了“摆平”、干扰中央有关机关对他问题的查处，手段之卑鄙，性质之恶劣，影响之极坏，堪称空前。
王怀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巨大。如他直接干预土地转让，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达亿元之巨；他搞的一系列所谓“政绩工程”完全出于他加官进爵的目的，给当地造成了数千万、上亿元的损失。王怀忠给地方和国家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与其他一些官僚主义或失职行为不同。他纯粹就是恶意地渎职，为了所谓的“政绩”，越是假的越去做。不仅给阜阳的经济造成无法挽救的巨大损失，而且使民心尽失。
王怀忠带坏了一批干部。在他任期间，当地造假、虚夸、阿谀奉承之风盛行。在某些官僚主义者那里，是报喜得喜，报忧得忧；但在王怀忠那里，竟然发展为实报者当众受辱，虚报者提拔重用。王怀忠案发后，相继有10多名阜阳市的厅局级干部、10多名县处级干部，以及相当一批科级干部因腐败问题受到查处。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在确凿的证据目前，王怀忠表现得十分无耻，百般抵赖，既不认错，更不认罪；与先前的韩希鹏、李和中在法庭陈述阶段不约而同的深刻反省不同，王怀忠直到最后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忏悔，态度极为恶劣。
可以说，一些西方崇尚金钱拜物教的人都做不到的事，王怀忠做到了，而且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挂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招牌。这种人不严惩不足于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于平党愤，不严惩不足于重树党的形象。
共产党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党员，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的权力，罪当其死就必须处于极刑。唯有如此，才能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
所以，我认为，一审法院对他的死刑判决，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完全符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完全符合依法治国、依法反腐的方针，完全符合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王怀忠没放过任何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当公诉人提出，王怀忠应该对给国家造成的４１６２万元的损失负责时，王怀忠却辩解说：“这４０００多万的损失即使造成，也是集体决策的失误，不该把这笔账算到我头上”。您怎么看他的这一说法?这是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党在考察、任用、评价和监督领导干部等方面，还存在着缺失和漏洞？
李永忠：的确如此。王怀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内制度不够健全、权力体制不够健全、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的现状。
王怀忠这样一个恶迹斑斑、品质恶劣的人，能以平均每两年加官晋级一次，由阜阳地委的副书记、到书记、到副省长。短短六七年间，王怀忠就由一个中级干部晋升为高级领导干部，与如此迅速的提拔相同步的是，不仅他的索贿受贿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弄虚作假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给国家造成上亿元的巨额经济损失也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据有关报导，现在阜阳还有20多个亿的窟窿堵不上。
王怀忠是个典型的造假干部，可造假为什么不仅能够顺利通过我们的有关体制机制和制度，而且被认定为所谓的“突出政绩”，使他不断靠“形象工程”而得到提升，靠“政绩工程”而得到重用，这就需要反思我们有关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所以说，王怀忠案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那就是他钻了我们体制、机制和制度中的存在的弊端和漏洞。
从目前很多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许多一把手的严重腐败案件，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党委成员主动检举的，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纪委主动举报的，“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以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这一严峻现实，不仅暴露出我们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中的缺陷，也反映出我们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正在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弥合，努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预防、惩治腐败的机制。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反对和防止腐败”。加上“防止”一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变化，即把反腐重点转到了“打”与“防”并重上。十六大报告还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十分注重制度反腐，多次强调要把制度反腐贯穿到反腐倡廉的全过程，体现在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把制度反腐进一步具体化，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可以说，只要你腐败了，只要你背叛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就会在这样一个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暴露，就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王怀忠就是在这个科学、合理、严密、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健全过程中，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腐败高官；当然，改革开放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王怀忠也不会是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最后一人。
记者：今年以来，已先后有刘方仁、程维高、田凤山、王怀忠等一批省部级高官被判刑或查处，还有一些高官被“两规”。可以说，今年是查处、公布腐败高官案件最多的一年。您能否借此机会评价一下今年的反腐工作?
李永忠：今年反腐工作的最大特点，我认为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雷声大，雨点也大”。
从“雷声大”来看，正如你所说，今年通过媒体公开披露的省部级腐败高官已有10起，几乎平均每个月就有一起。这说明我们对战胜腐败不仅有信心，不仅有力量，而且说明我们的反腐败越来越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和拥护。
公开这些腐败案件，正是为了通过大的雷声，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教育广大党员，也教育我们的人民，要敢于揭露腐败，象郭光允同志那样，与腐败现象做坚决的斗争。公开这些腐败案件，也是通过大的雷声，进行一种挽救和警示，使已经腐败的人受到震慑，让更多的人从中受到教育，用小的代价来换取更多的人不犯或少犯错误，否则出了一个王怀忠以后还会出张怀忠、刘怀忠，
当然，不仅要“雷声大”，而且雨点也要大。对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则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能因为他是高级 《王怀忠：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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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反腐败又成为岁末年终最受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网上热评不断。记者特地采访了对我国长期潜心于制度反腐领域研究的学者李永忠，请他就王怀忠案以及今年反腐败工作的特点等问题谈谈看法。
记者：王怀忠案自12月10日开庭审理以来，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网上对王怀忠的最终命运也有种种猜测。现在，王怀忠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您如何看待此案的判决?
李永忠：王怀忠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中央纪委的工作力度。也再一次证明我们党的宗旨、党的性质与腐败是根本对立的。
王怀忠之所以被判处死刑，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他违纪违法的极其恶劣。
王怀忠是公然索取巨额贿赂的反面典型，仅一次就高达200万元。我们以往查处的腐败分子大都因为抵御不住种种诱惑而收礼、受贿。王怀忠与他们不同，他是主动寻找“糖弹”吃的典型。如果把经受不住“糖衣炮弹”进攻的前者称为以权谋私的“小偷”的话，那么，王怀忠则是利用权力去“拦路抢劫”的“江洋大盗”。而且，他最大的一笔索贿，竟然是为了“摆平”、干扰中央有关机关对他问题的查处，手段之卑鄙，性质之恶劣，影响之极坏，堪称空前。
王怀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巨大。如他直接干预土地转让，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达亿元之巨；他搞的一系列所谓“政绩工程”完全出于他加官进爵的目的，给当地造成了数千万、上亿元的损失。王怀忠给地方和国家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与其他一些官僚主义或失职行为不同。他纯粹就是恶意地渎职，为了所谓的“政绩”，越是假的越去做。不仅给阜阳的经济造成无法挽救的巨大损失，而且使民心尽失。
王怀忠带坏了一批干部。在他任期间，当地造假、虚夸、阿谀奉承之风盛行。在某些官僚主义者那里，是报喜得喜，报忧得忧；但在王怀忠那里，竟然发展为实报者当众受辱，虚报者提拔重用。王怀忠案发后，相继有10多名阜阳市的厅局级干部、10多名县处级干部，以及相当一批科级干部因腐败问题受到查处。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在确凿的证据目前，王怀忠表现得十分无耻，百般抵赖，既不认错，更不认罪；与先前的韩希鹏、李和中在法庭陈述阶段不约而同的深刻反省不同，王怀忠直到最后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忏悔，态度极为恶劣。
可以说，一些西方崇尚金钱拜物教的人都做不到的事，王怀忠做到了，而且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挂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招牌。这种人不严惩不足于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于平党愤，不严惩不足于重树党的形象。
共产党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党员，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的权力，罪当其死就必须处于极刑。唯有如此，才能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
所以，我认为，一审法院对他的死刑判决，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完全符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完全符合依法治国、依法反腐的方针，完全符合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王怀忠没放过任何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当公诉人提出，王怀忠应该对给国家造成的４１６２万元的损失负责时，王怀忠却辩解说：“这４０００多万的损失即使造成，也是集体决策的失误，不该把这笔账算到我头上”。您怎么看他的这一说法?这是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党在考察、任用、评价和监督领导干部等方面，还存在着缺失和漏洞？
李永忠：的确如此。王怀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内制度不够健全、权力体制不够健全、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的现状。
王怀忠这样一个恶迹斑斑、品质恶劣的人，能以平均每两年加官晋级一次，由阜阳地委的副书记、到书记、到副省长。短短六七年间，王怀忠就由一个中级干部晋升为高级领导干部，与如此迅速的提拔相同步的是，不仅他的索贿受贿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弄虚作假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给国家造成上亿元的巨额经济损失也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据有关报导，现在阜阳还有20多个亿的窟窿堵不上。
王怀忠是个典型的造假干部，可造假为什么不仅能够顺利通过我们的有关体制机制和制度，而且被认定为所谓的“突出政绩”，使他不断靠“形象工程”而得到提升，靠“政绩工程”而得到重用，这就需要反思我们有关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所以说，王怀忠案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那就是他钻了我们体制、机制和制度中的存在的弊端和漏洞。
从目前很多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许多一把手的严重腐败案件，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党委成员主动检举的，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纪委主动举报的，“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以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这一严峻现实，不仅暴露出我们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中的缺陷，也反映出我们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正在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弥合，努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预防、惩治腐败的机制。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反对和防止腐败”。加上“防止”一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变化，即把反腐重点转到了“打”与“防”并重上。十六大报告还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十分注重制度反腐，多次强调要把制度反腐贯穿到反腐倡廉的全过程，体现在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把制度反腐进一步具体化，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可以说，只要你腐败了，只要你背叛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就会在这样一个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暴露，就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王怀忠就是在这个科学、合理、严密、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健全过程中，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腐败高官；当然，改革开放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王怀忠也不会是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最后一人。
记者：今年以来，已先后有刘方仁、程维高、田凤山、王怀忠等一批省部级高官被判刑或查处，还有一些高官被“两规”。可以说，今年是查处、公布腐败高官案件最多的一年。您能否借此机会评价一下今年的反腐工作?
李永忠：今年反腐工作的最大特点，我认为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雷声大，雨点也大”。
从“雷声大”来看，正如你所说，今年通过媒体公开披露的省部级腐败高官已有10起，几乎平均每个月就有一起。这说明我们对战胜腐败不仅有信心，不仅有力量，而且说明我们的反腐败越来越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和拥护。
列宁曾说过：讲真话是有力量的表现。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披露这些腐败案件，正好证明我们党的宗旨、性质与腐败是根本对立的，证明党内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证明党中央有决心、有力量遏制腐败，并最终战胜腐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反腐败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同样存在于民众之中。敢于以如此高的暴光率来公布腐败高官案件，最能说明我们党在反腐败斗争中对人民群众的相信和依靠。
公开这些腐败案件，正是为了通过大的雷声，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教育广大党员，也教育我们的人民，要敢于揭露腐败，象郭光允同志那样，与腐败现象做坚决的斗争。公开这些腐败案件，也是通过大的雷声，进行一种挽救和警示，使已经腐败的人受到震慑，让更多的人从中受到教育，用小的代价来换取更多的人不犯或少犯错误，否则出了一个王怀忠以后还会出张怀忠、刘怀忠，
当然，不仅要“雷声大”，而且雨点也要大。对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则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能因为他是高级 《王怀忠：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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