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六年有多少厅局级官员被查处 五大犯罪手段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提出的涉及立法问题的１０多条意见和建议中，关于为预防职务犯罪立法的建议令人瞩目；史际春等２０名代表同时建议，尝试建立对离职官员的询问制度。而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的消息说，过去的一年中，北京市有２０名局级官员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办，其中有９名局以上干部被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同样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的资料显示，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共计立案侦查了１２８名局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六年，１２８名局级干部被查处，显示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力度和决心，同时也让人看到了当前高层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严峻局面。
通过剖析这１２８人的犯罪轨迹，我们看到——
最大的贪污案：中国物华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及下属北京物华房地产公司原总经理冀党生利用企业股份制改造之机，玩弄股权游戏，贪污２８２６万元、受贿５０万元案；
最大的受贿案：当代世界出版社原副社长鞠建太受贿４０万美元案；
最大的挪用公款案：中国华润总公司下属华润润琛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邹秀海、原总经理刘枚、业务科原科长杨三挪用公款２．４亿元、受贿６７．５万元案。
他们受党教育多年，多数人曾有一段奋斗史和辉煌过去；他们的综合素质较高，文化程度多在大学以上，有的在建国初期就参加工作并入了党，有的拥有２６年的军旅生涯，立过功得过奖；有的曾为本系统攻克技术难关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他们却因触犯刑律而受到处罚。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六年间，北京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２４２１件２５８４人，其中涉嫌犯罪的处级以上干部５６１人，这些要案中司局级干部有１２８人，占要案的２２．８％。纵观这些案件，以下三个特点不容忽视：
从涉案人员的年龄上看，犯罪主要集中在４５岁至５５岁年龄段，共４９人；其次是５６岁至６０岁年龄段，共３１人。与其他人员职务犯罪趋于低龄化的现象相反，局级干部６１岁以上犯罪现象居多，据统计有３０件。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属于领导干部为自己留后路的“五九现象”。
从发案单位的性质看，国有企业是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部位，有７２名犯罪嫌疑人属于国有公司、银行、厂矿等单位；其次是报社、出版社、科研机构、高校等事业性单位，共有２６人。
这是由于在１９９７年以前，大部分局以上领导干部相对集中于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实行了政改企、企改制，现有政府部门又进一步转变职能，企业数量增加，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数量减少，权力也受到制约。党政机关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贪污贿赂犯罪总体发展形势的变化，这就是近几年，犯罪相对集中于国有企业，且多发生在电力、公路、建筑、外贸等经济热点部门和经济体制改革前沿领域的原因。
１２８名厅局级干部的五大犯罪手段
手段一：权钱交易
这１２８件局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中，权钱交易特征最为明显的受贿案占４８件。
当代世界出版社原副社长鞠建太受领导指派进行中联部下属某合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工作，其间，鞠建太利用职务便利将谈判底价透露给买方新加坡商人，股权转让成功后，鞠多次收受新加坡商人支付的佣金共计４０万美元。
手段二：合伙作案
近年来，职务犯罪群体性特征突出，犯罪分子采用内部串通、内外勾结的方式合伙密谋，长期作案。他们故意破坏财务制度，搭帮结伙坑害国家，形成一个单位多名领导集体犯罪，有计划地秘密侵吞公款的局面。
早在１９９３年前，国家煤炭部经济调节司原司长肖汝喜就与煤炭部中联煤气层有限公司原总会计师袁长永共谋，并伙同财务处原处长高增祺、宛海鸣将一部分煤炭专用款项存到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去，套取高额利息。１９９３年机构改革，能源部撤销，煤炭部成立，他们利用这一机会，将以正常利率计算所获取的利息打回单位，把息差部分转移到某账户。一年后才把侵吞的公款转移回来，四人私分。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间，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董事会原董事王斌被进出口业务中的丰厚利润吸引，在兼任香港港源公司总经理期间，串通该公司原副总经理傅达铣、会计刘梦平利用负责公司为一些外贸公司代开信用证、代为支付进口货物货款的机会，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６６１．５４万元，王个人就得贿赂款３３０余万元。
手段三：亲朋联手
家族性特征明显，这是近年来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的又一大特点，具体可分为：
全家上阵型：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原总经理郭子文利用提供外汇额度的职务便利伙同女儿、女婿索贿受贿１９３．６万元，任职煤炭总公司老总仅一百天就被依法逮捕。
夫唱妇随型：行贿人为了让国家海关总署稽查司原副司长刘燕生在哈尔滨批一个保税仓库，用于装走私物品，逐步拉近与刘家人的距离，最后向刘妻行贿。刘妻收到贿赂款后，刘燕生很快就批准在哈尔滨成立保税仓库。
情人兄弟合伙型：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北京恒万公司原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李化学与其情妇独揽公司财务大权。１９９５年，李化学以情妇的名义在新西兰购买房屋，后将房屋出卖侵吞钱款。此外李还与在澳大利亚的哥哥联手，将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侵吞的公司公款转入其兄的账户上，据为己有。１９９６年６月，李还擅自挪用公款５０万元给其妻进行经营活动。
手段四：化公为私
近几年，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国有资产重组过程中，有的犯罪嫌疑人打着改革旗号，借机成立个人公司，或故意使企业下属公司不盈利或亏损，通过股权转让，国有公司几经变更成为私人控股的企业，然后“移花接木”，用参股、转股的手段把大量国有资产划入这些个人公司，据为己有。
物华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冀党生在股份制改造和资产重组过程中，打着企业重组的幌子，规避银行风险，操纵公司内部几家子公司的股权变更，使股权构成由原来的国有公司控股演变成私人公司控股，国有企业从而丧失了控股地位，冀党生轻易地将４０万元公款和国有公司７１．６％?折合人民币２６２８万元?的股权直接或间接转到其个人控制的三个公司名下予以侵吞。
手段五：跨国作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的频繁，一些局级干部所在单位的涉外活动和国际贸易也随之增多，涉案数额也极为惊人。在１２８件案件中，有１６件是在对外贸易这一环节中发生的。国家外贸体制改革后，一些人看准了监管较为薄弱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利用企业在外投资、经营的机会，捞
新形势下的犯罪动向
从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看，发案的部位和时间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由于体制原因，产生生产资料价格体系的“双轨制”，因此，这个期间也就成为一个以贪污差价款、通过贿赂购买低价生产资料、推销劣质产品为特征的犯罪高发期。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房地产、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成为新兴经济领域，由于审批程序不规范，项目审批、土地批租、贷款审批等权力部门高高在上，而这些部门中享有最终决策权的领导就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些经济热点部 《京城六年有多少厅局级官员被查处 五大犯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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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剖析这１２８人的犯罪轨迹，我们看到——
最大的贪污案：中国物华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及下属北京物华房地产公司原总经理冀党生利用企业股份制改造之机，玩弄股权游戏，贪污２８２６万元、受贿５０万元案；
最大的受贿案：当代世界出版社原副社长鞠建太受贿４０万美元案；
最大的挪用公款案：中国华润总公司下属华润润琛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邹秀海、原总经理刘枚、业务科原科长杨三挪用公款２．４亿元、受贿６７．５万元案。
他们受党教育多年，多数人曾有一段奋斗史和辉煌过去；他们的综合素质较高，文化程度多在大学以上，有的在建国初期就参加工作并入了党，有的拥有２６年的军旅生涯，立过功得过奖；有的曾为本系统攻克技术难关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他们却因触犯刑律而受到处罚。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六年间，北京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２４２１件２５８４人，其中涉嫌犯罪的处级以上干部５６１人，这些要案中司局级干部有１２８人，占要案的２２．８％。纵观这些案件，以下三个特点不容忽视：
从涉案人员的年龄上看，犯罪主要集中在４５岁至５５岁年龄段，共４９人；其次是５６岁至６０岁年龄段，共３１人。与其他人员职务犯罪趋于低龄化的现象相反，局级干部６１岁以上犯罪现象居多，据统计有３０件。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属于领导干部为自己留后路的“五九现象”。
从发案单位的性质看，国有企业是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部位，有７２名犯罪嫌疑人属于国有公司、银行、厂矿等单位；其次是报社、出版社、科研机构、高校等事业性单位，共有２６人。
这是由于在１９９７年以前，大部分局以上领导干部相对集中于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实行了政改企、企改制，现有政府部门又进一步转变职能，企业数量增加，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数量减少，权力也受到制约。党政机关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贪污贿赂犯罪总体发展形势的变化，这就是近几年，犯罪相对集中于国有企业，且多发生在电力、公路、建筑、外贸等经济热点部门和经济体制改革前沿领域的原因。
１２８名厅局级干部的五大犯罪手段
手段一：权钱交易
这１２８件局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中，权钱交易特征最为明显的受贿案占４８件。
当代世界出版社原副社长鞠建太受领导指派进行中联部下属某合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工作，其间，鞠建太利用职务便利将谈判底价透露给买方新加坡商人，股权转让成功后，鞠多次收受新加坡商人支付的佣金共计４０万美元。
手段二：合伙作案
近年来，职务犯罪群体性特征突出，犯罪分子采用内部串通、内外勾结的方式合伙密谋，长期作案。他们故意破坏财务制度，搭帮结伙坑害国家，形成一个单位多名领导集体犯罪，有计划地秘密侵吞公款的局面。
早在１９９３年前，国家煤炭部经济调节司原司长肖汝喜就与煤炭部中联煤气层有限公司原总会计师袁长永共谋，并伙同财务处原处长高增祺、宛海鸣将一部分煤炭专用款项存到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去，套取高额利息。１９９３年机构改革，能源部撤销，煤炭部成立，他们利用这一机会，将以正常利率计算所获取的利息打回单位，把息差部分转移到某账户。一年后才把侵吞的公款转移回来，四人私分。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间，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董事会原董事王斌被进出口业务中的丰厚利润吸引，在兼任香港港源公司总经理期间，串通该公司原副总经理傅达铣、会计刘梦平利用负责公司为一些外贸公司代开信用证、代为支付进口货物货款的机会，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６６１．５４万元，王个人就得贿赂款３３０余万元。
手段三：亲朋联手
家族性特征明显，这是近年来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的又一大特点，具体可分为：
全家上阵型：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原总经理郭子文利用提供外汇额度的职务便利伙同女儿、女婿索贿受贿１９３．６万元，任职煤炭总公司老总仅一百天就被依法逮捕。
夫唱妇随型：行贿人为了让国家海关总署稽查司原副司长刘燕生在哈尔滨批一个保税仓库，用于装走私物品，逐步拉近与刘家人的距离，最后向刘妻行贿。刘妻收到贿赂款后，刘燕生很快就批准在哈尔滨成立保税仓库。
情人兄弟合伙型：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北京恒万公司原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李化学与其情妇独揽公司财务大权。１９９５年，李化学以情妇的名义在新西兰购买房屋，后将房屋出卖侵吞钱款。此外李还与在澳大利亚的哥哥联手，将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侵吞的公司公款转入其兄的账户上，据为己有。１９９６年６月，李还擅自挪用公款５０万元给其妻进行经营活动。
手段四：化公为私
近几年，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国有资产重组过程中，有的犯罪嫌疑人打着改革旗号，借机成立个人公司，或故意使企业下属公司不盈利或亏损，通过股权转让，国有公司几经变更成为私人控股的企业，然后“移花接木”，用参股、转股的手段把大量国有资产划入这些个人公司，据为己有。
物华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冀党生在股份制改造和资产重组过程中，打着企业重组的幌子，规避银行风险，操纵公司内部几家子公司的股权变更，使股权构成由原来的国有公司控股演变成私人公司控股，国有企业从而丧失了控股地位，冀党生轻易地将４０万元公款和国有公司７１．６％?折合人民币２６２８万元?的股权直接或间接转到其个人控制的三个公司名下予以侵吞。
手段五：跨国作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的频繁，一些局级干部所在单位的涉外活动和国际贸易也随之增多，涉案数额也极为惊人。在１２８件案件中，有１６件是在对外贸易这一环节中发生的。国家外贸体制改革后，一些人看准了监管较为薄弱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利用企业在外投资、经营的机会，捞
取个人的利益，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恒万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化学就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贪污１１４５万元；京澳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蔡继良在负责代办信用证业务中受贿近９０万元，给国家造成数亿元的损失。
新形势下的犯罪动向
从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看，发案的部位和时间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由于体制原因，产生生产资料价格体系的“双轨制”，因此，这个期间也就成为一个以贪污差价款、通过贿赂购买低价生产资料、推销劣质产品为特征的犯罪高发期。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房地产、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成为新兴经济领域，由于审批程序不规范，项目审批、土地批租、贷款审批等权力部门高高在上，而这些部门中享有最终决策权的领导就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些经济热点部 《京城六年有多少厅局级官员被查处 五大犯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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