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外执行：司法腐败的“黑洞”
３月１８日，先后组织５１人偷越国境的主犯董峰在上海被判处无期徒刑。人们在查阅董峰的犯罪记录时惊讶地发现，董峰曾因骗取出境证件罪被法院判刑，但很快就获得“假释”，其２０００年６月底至２００２年９月的实施犯罪期，恰恰就发生在他的假释考验期。
一个未完全改造好的罪犯为什么轻易就获得假释？人们不禁要问。
事实上，不光是董峰一案，目前在司法执行、监管环节，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所谓被判刑而不需坐够牢的“监外执行”，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极少数执法者的胆大妄为和暗箱操作下，许多并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被放出监牢，“缓刑＝不服刑”、“假释＝提前释放”、“保外就医＝玩猫腻放人”、“暂予监外执行＝自由”的奇怪等式成为百姓之忧、社会之痛。
触目惊心：监外执行中罪犯脱漏管情况严重，重新犯罪率令人担忧
２００３年底，四川省西昌铁路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铁路盗窃案。以潘云华为首要的１２名犯罪嫌疑人，在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１２月，在成昆线北段连续作案１５起，并自称是成昆铁道线上第一支“铁盗游击队”。尤其令人惊愕的是，首犯潘云华竟然是一个正在服刑期间的“缓刑”监外执行罪犯，他在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６日因盗窃铁路运输物资曾被西昌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２年缓刑３年，可他在缓刑期间仍盗性不改，纠集亲戚组成了“铁盗游击队”。
无独有偶，最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执行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报请原判法院将两名缓刑罪犯重新收监执行。这其中，罪犯卢林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４年，但在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６日，卢林再次因涉嫌骗取出境证件罪（未遂）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有关专家指出，目前，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加上本身具有一些违法操作的成分，一些缓刑、假释等监外执行罪犯事实上处于“自由”的状态，重新犯罪率之高令人担忧。
由于种种原因，监外执行的罪犯在已判决的刑事罪犯中的比例一直较高。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一份调查数据：以辽宁省本溪市为例，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２年３月底，本溪市两级法院共判决刑事案件２６３９件３５１９人，其中监外执行的罪犯达到１３９９人，占判决总数的近４０％，其中缓刑的占１３４１人，假释１３人，保外就医２９人。
而与高“监外执行”率相对应的，是监外执行罪犯的高失控率和重新犯罪率。据调查，在本溪市本来应该依法严格管理的１３００多名监外执行罪犯中，公安机关脱漏管导致失控的竟然有９３１人，占到总数的近７０％，而这些失控的罪犯中重新犯罪的不完全统计有３４人。
暗箱操作：监外执行成为滋生权钱交易、渎职侵权等腐败犯罪的“温床”
正是由于某些制度上的原因导致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罪犯事实上成为“自由人”的现实，使得“监外执行”成为少数司法人员进行权钱交易、实施渎职侵权等腐败犯罪的“富矿”，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检察院近期侦破的“姜义徇私舞弊假释案”，就是在这张“温床”上产生的一个典型案例。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７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第八监区管教员李守刚，在组织犯人出外役施工期间，将罪犯张洪涛的右眼打伤（后经法医鉴定为重伤）。事发之后，作为齐齐哈尔监狱第八监区监区长的犯罪嫌疑人姜义为袒护李守刚，多次与张洪涛及其亲属协商，答应给张洪涛一定经济补偿，并为其办理假释。为了达到给张洪涛办假释的目的，姜义授意某管教，在罪犯双联百分考核有效奖分月评定过程中，给张洪涛报最高档，这位管教按照姜义的指示，违反正常程序，超越罪犯评分标准，不经过犯人初评，不顾张洪涛已受伤，不参加一线生产劳动的实际情况，共８次为张洪涛呈报一等有效奖分（月得有效奖分５．５分），记入罪犯有效奖分统计表。至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罪犯张洪涛报请假释时累计有效奖分５３分，年度累计有效奖分４７分。
２０００年５月９日，齐齐哈尔监狱第八监区研究下半年罪犯减刑、假释名单时，姜义以张洪涛服刑过半，不致再危害社会提出对张洪涛假释，后齐齐哈尔监狱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向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对张洪涛假释。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４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张洪涛假释。
“这个典型案件暴露出来的就是当前在假释、保外就医以及缓刑等司法环节上的‘暗箱操作’问题。”中央党校研究室赵杰博士分析认为，“法院、监狱、看守所在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等问题上的‘暗箱操作’加上监外执行的实际失控，群众自然会对监外执行的公平和公正性持怀疑态度，也就容易形成‘缓刑＝不服刑’等无奈的黑色概念。”
阳光司法：检察机关将加强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列为工作重点
事实上，“监外执行”的腐败问题早就有所暴露。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加强看守所法律监督工作的通知》中就明确指出，一些地方的看守所仍存在许多问题，有的看守所民警执法犯法，为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甚至私放被监管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日前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报告指出：“（检察机关２００３年）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中，对不依法交付执行，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以及体罚被监管人等依法提出监督意见７０５５人次。”
前一段时间在各省份召开的人代会上，人们也注意到，各省检察院在做工作报告时几乎都谈到了关于对违法“监外执行”的治理。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何素斌曾痛陈：“人民群众对于刑罚执行过程中以钱代罚，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超期羁押等问题有着切肤之痛。检察机关在司法活动中负有特殊使命，是司法权力运行制衡机制的关键环节，必须大力加强执法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权威。”
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决定把加强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列为２００４年的工作重点，坚决打击这个司法领域内的腐败问题，同时也在积极研究本溪市检察院实施《监外执行罪犯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所获得的成功经验，以求从根本上解决监外执行罪犯脱漏管的顽症。
法律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更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无人能站在法律之上说话，更不允许给法律罩上黑幕玩肮脏的游戏。 《监外执行：司法腐败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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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未完全改造好的罪犯为什么轻易就获得假释？人们不禁要问。
事实上，不光是董峰一案，目前在司法执行、监管环节，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所谓被判刑而不需坐够牢的“监外执行”，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极少数执法者的胆大妄为和暗箱操作下，许多并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被放出监牢，“缓刑＝不服刑”、“假释＝提前释放”、“保外就医＝玩猫腻放人”、“暂予监外执行＝自由”的奇怪等式成为百姓之忧、社会之痛。
触目惊心：监外执行中罪犯脱漏管情况严重，重新犯罪率令人担忧
２００３年底，四川省西昌铁路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铁路盗窃案。以潘云华为首要的１２名犯罪嫌疑人，在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１２月，在成昆线北段连续作案１５起，并自称是成昆铁道线上第一支“铁盗游击队”。尤其令人惊愕的是，首犯潘云华竟然是一个正在服刑期间的“缓刑”监外执行罪犯，他在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６日因盗窃铁路运输物资曾被西昌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２年缓刑３年，可他在缓刑期间仍盗性不改，纠集亲戚组成了“铁盗游击队”。
无独有偶，最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执行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报请原判法院将两名缓刑罪犯重新收监执行。这其中，罪犯卢林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４年，但在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６日，卢林再次因涉嫌骗取出境证件罪（未遂）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有关专家指出，目前，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加上本身具有一些违法操作的成分，一些缓刑、假释等监外执行罪犯事实上处于“自由”的状态，重新犯罪率之高令人担忧。
由于种种原因，监外执行的罪犯在已判决的刑事罪犯中的比例一直较高。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一份调查数据：以辽宁省本溪市为例，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２年３月底，本溪市两级法院共判决刑事案件２６３９件３５１９人，其中监外执行的罪犯达到１３９９人，占判决总数的近４０％，其中缓刑的占１３４１人，假释１３人，保外就医２９人。
而与高“监外执行”率相对应的，是监外执行罪犯的高失控率和重新犯罪率。据调查，在本溪市本来应该依法严格管理的１３００多名监外执行罪犯中，公安机关脱漏管导致失控的竟然有９３１人，占到总数的近７０％，而这些失控的罪犯中重新犯罪的不完全统计有３４人。
暗箱操作：监外执行成为滋生权钱交易、渎职侵权等腐败犯罪的“温床”
正是由于某些制度上的原因导致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罪犯事实上成为“自由人”的现实，使得“监外执行”成为少数司法人员进行权钱交易、实施渎职侵权等腐败犯罪的“富矿”，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检察院近期侦破的“姜义徇私舞弊假释案”，就是在这张“温床”上产生的一个典型案例。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７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第八监区管教员李守刚，在组织犯人出外役施工期间，将罪犯张洪涛的右眼打伤（后经法医鉴定为重伤）。事发之后，作为齐齐哈尔监狱第八监区监区长的犯罪嫌疑人姜义为袒护李守刚，多次与张洪涛及其亲属协商，答应给张洪涛一定经济补偿，并为其办理假释。为了达到给张洪涛办假释的目的，姜义授意某管教，在罪犯双联百分考核有效奖分月评定过程中，给张洪涛报最高档，这位管教按照姜义的指示，违反正常程序，超越罪犯评分标准，不经过犯人初评，不顾张洪涛已受伤，不参加一线生产劳动的实际情况，共８次为张洪涛呈报一等有效奖分（月得有效奖分５．５分），记入罪犯有效奖分统计表。至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罪犯张洪涛报请假释时累计有效奖分５３分，年度累计有效奖分４７分。
２０００年５月９日，齐齐哈尔监狱第八监区研究下半年罪犯减刑、假释名单时，姜义以张洪涛服刑过半，不致再危害社会提出对张洪涛假释，后齐齐哈尔监狱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向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对张洪涛假释。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４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张洪涛假释。
“这个典型案件暴露出来的就是当前在假释、保外就医以及缓刑等司法环节上的‘暗箱操作’问题。”中央党校研究室赵杰博士分析认为，“法院、监狱、看守所在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等问题上的‘暗箱操作’加上监外执行的实际失控，群众自然会对监外执行的公平和公正性持怀疑态度，也就容易形成‘缓刑＝不服刑’等无奈的黑色概念。”
阳光司法：检察机关将加强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列为工作重点
事实上，“监外执行”的腐败问题早就有所暴露。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加强看守所法律监督工作的通知》中就明确指出，一些地方的看守所仍存在许多问题，有的看守所民警执法犯法，为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甚至私放被监管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日前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报告指出：“（检察机关２００３年）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中，对不依法交付执行，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以及体罚被监管人等依法提出监督意见７０５５人次。”
前一段时间在各省份召开的人代会上，人们也注意到，各省检察院在做工作报告时几乎都谈到了关于对违法“监外执行”的治理。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何素斌曾痛陈：“人民群众对于刑罚执行过程中以钱代罚，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超期羁押等问题有着切肤之痛。检察机关在司法活动中负有特殊使命，是司法权力运行制衡机制的关键环节，必须大力加强执法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权威。”
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决定把加强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列为２００４年的工作重点，坚决打击这个司法领域内的腐败问题，同时也在积极研究本溪市检察院实施《监外执行罪犯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所获得的成功经验，以求从根本上解决监外执行罪犯脱漏管的顽症。
法律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更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无人能站在法律之上说话，更不允许给法律罩上黑幕玩肮脏的游戏。 《监外执行：司法腐败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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