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差额入口 “拆迁蛀虫”入狱
世纪之交，在绍兴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进程中，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拆迁安置工作此起彼伏，于是，有人将罪恶的目光瞄准了这一“新兴市场”，干起了瞒天过海的勾当。
一个聪明人的“如意算盘”
薛大卫原是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昌安房管所物业经营部的经理，此人头脑灵活、交际广泛。1997年下半年，他打听到昌安街道某村村委的办公楼空置着，经过一番感情联络和业务洽谈，他顺利地将那幢位于中兴北路昌安街19号，面积862平方米的小楼租赁了下来。
1999年，绍兴城区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启动了。当年初夏间，消息灵通的薛大卫接获到重要“情报”，所租房已被列入政府拆迁地段范围。他的经济脑子顿时高速转动了起来：集体房产与个人房产在拆迁安置费差价巨大，为何不将这一村委办公楼买下来变成自己的私产，狠狠赚他一大票呢？
又是一番多方活动，作为出租方的村委同意以每平方米900元的价格将房屋出卖，薛大卫便自行起草了一份与村委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为规避法律，他将购房协议的落款时间提前到了拆迁通告前，即伪造为1998年3月10日。同时为给自己留条后路，狡猾的薛大卫在协议上，将购房人的名字换成了休闲苑的合伙人张先生，自己则反而躲到了幕后，这一切，卖方睁只眼闭只眼，只当不知。
一个“闯关者”的能量
这时，踌躇满志的薛大卫只等房屋过户，眼看就大功告成了。突然风云变幻，当年8月9日，绍兴市城建委发文，规定对列入拆迁范围的中兴北路等有关地段的房产，一律停止办理产权过户变更手续。这样一来，等于堵死了薛大卫的发财之路，让这位忙活了大半年的“能人”倍感沮丧。怎么办？薛大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那位当市拆迁办主任的姐夫汪某。
在汪某的介绍下，薛大卫借着春节的机会，又找到市拆迁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李某，递上了一份“本人于1998年3、4月份，向蕺山村委购得昌安街19号营业用房，因当时未办产权权证，故至今未办过户手续，现产权已明，要求办理过户手续”的报告。
较早以前，市拆迁所受该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承担全市房屋拆迁业务，已对列入拆迁范围的中兴北路等地段进行过仔细调查。因此，李某面对来人笑容满面地递上的报告，清楚地知道房屋买卖协议的签订日期，绝对存在着弄虚作假的行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李仍痛快地答应了薛的请求，在报告上加盖了房屋拆迁所的大红印章。
2000年春节过后，薛大卫手持购房协议和房屋过户报告，到市房管处等部门办理了产权证。2000年3月14日，薛大卫以个人房产的名义，与绍兴市房屋拆迁所签订货币安置协议，按私房拆迁的补偿标准，领取各类补偿金共计157.9万元。事实上，村委的这幢办公楼，如果按照补偿价相对较低的集体房产安置，仅值53.6万余元，一来一去，薛大卫获得了高达104.2万元的巨额“利润”（其中的近14万元，还是薛大卫又做手脚，将房屋的补偿标准高套了一档所得）。
“拆迁蛀虫”的下场
2001年5月，绍兴市纪委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城市拆迁中玩弄手腕，利用私房拆迁补偿比公房拆迁补偿高的差额，侵吞国家拆迁补偿资金。经过一个多月艰辛曲折的调查取证，一伙“拆迁蛀虫”终于浮出水面。
在市纪委调查时，李某主动交代了在担任市房屋拆迁所所长期间，收受薛大卫等单位和个人的礼金购物券等共计6000元的事实。不久，绍兴市纪委、市监察局发文决定，开除李的党籍，行政撤职；开除薛大卫的党籍和公职。同时对原市拆迁办主任汪某也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不久，汪在得知检察机关将对他立案调查的消息后，因畏罪而跳楼自杀。涉案的其他十余人分别由市城建委、越城区作出相应处理。
薛大卫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法院认为，薛大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国家企业钱财，且数额特别巨大，检察机关指控的诈骗罪名成立。不久，越城区法院对薛大卫作出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的判决。薛大卫继续以无罪为由，提出上诉，又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聪明反被聪明误，罪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目前，被侵吞的104.2万国家拆迁资金已被全部追回。
在正常的商业投资经营活动中，买卖双方都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进行操作，购入和卖出的价格也都由市场统一来决定，所获取的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合法的正常的差价，原本就应该归投资人所有，而且其商业经营行为也是公开的，并不侵犯其他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毫无疑问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
对于被告人提出的“买房”和“安置”都系双方“自愿”，因而不构成犯罪的辩护观点，法官指出，“自愿”，本身就是诈骗受害者的共同特征，是诈骗罪区别于抢劫罪、抢夺罪、盗窃罪等罪的主要表现。本案中，薛大卫在购房协议签订日期上做手脚、在房产过户上施行不法手段，骗取了巨额国有财产，对于这种犯罪行为应予严厉打击。 《百万差额入口 “拆迁蛀虫”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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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聪明人的“如意算盘”
薛大卫原是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昌安房管所物业经营部的经理，此人头脑灵活、交际广泛。1997年下半年，他打听到昌安街道某村村委的办公楼空置着，经过一番感情联络和业务洽谈，他顺利地将那幢位于中兴北路昌安街19号，面积862平方米的小楼租赁了下来。
1999年，绍兴城区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启动了。当年初夏间，消息灵通的薛大卫接获到重要“情报”，所租房已被列入政府拆迁地段范围。他的经济脑子顿时高速转动了起来：集体房产与个人房产在拆迁安置费差价巨大，为何不将这一村委办公楼买下来变成自己的私产，狠狠赚他一大票呢？
又是一番多方活动，作为出租方的村委同意以每平方米900元的价格将房屋出卖，薛大卫便自行起草了一份与村委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为规避法律，他将购房协议的落款时间提前到了拆迁通告前，即伪造为1998年3月10日。同时为给自己留条后路，狡猾的薛大卫在协议上，将购房人的名字换成了休闲苑的合伙人张先生，自己则反而躲到了幕后，这一切，卖方睁只眼闭只眼，只当不知。
一个“闯关者”的能量
这时，踌躇满志的薛大卫只等房屋过户，眼看就大功告成了。突然风云变幻，当年8月9日，绍兴市城建委发文，规定对列入拆迁范围的中兴北路等有关地段的房产，一律停止办理产权过户变更手续。这样一来，等于堵死了薛大卫的发财之路，让这位忙活了大半年的“能人”倍感沮丧。怎么办？薛大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那位当市拆迁办主任的姐夫汪某。
在汪某的介绍下，薛大卫借着春节的机会，又找到市拆迁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李某，递上了一份“本人于1998年3、4月份，向蕺山村委购得昌安街19号营业用房，因当时未办产权权证，故至今未办过户手续，现产权已明，要求办理过户手续”的报告。
较早以前，市拆迁所受该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承担全市房屋拆迁业务，已对列入拆迁范围的中兴北路等地段进行过仔细调查。因此，李某面对来人笑容满面地递上的报告，清楚地知道房屋买卖协议的签订日期，绝对存在着弄虚作假的行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李仍痛快地答应了薛的请求，在报告上加盖了房屋拆迁所的大红印章。
2000年春节过后，薛大卫手持购房协议和房屋过户报告，到市房管处等部门办理了产权证。2000年3月14日，薛大卫以个人房产的名义，与绍兴市房屋拆迁所签订货币安置协议，按私房拆迁的补偿标准，领取各类补偿金共计157.9万元。事实上，村委的这幢办公楼，如果按照补偿价相对较低的集体房产安置，仅值53.6万余元，一来一去，薛大卫获得了高达104.2万元的巨额“利润”（其中的近14万元，还是薛大卫又做手脚，将房屋的补偿标准高套了一档所得）。
“拆迁蛀虫”的下场
2001年5月，绍兴市纪委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城市拆迁中玩弄手腕，利用私房拆迁补偿比公房拆迁补偿高的差额，侵吞国家拆迁补偿资金。经过一个多月艰辛曲折的调查取证，一伙“拆迁蛀虫”终于浮出水面。
在市纪委调查时，李某主动交代了在担任市房屋拆迁所所长期间，收受薛大卫等单位和个人的礼金购物券等共计6000元的事实。不久，绍兴市纪委、市监察局发文决定，开除李的党籍，行政撤职；开除薛大卫的党籍和公职。同时对原市拆迁办主任汪某也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不久，汪在得知检察机关将对他立案调查的消息后，因畏罪而跳楼自杀。涉案的其他十余人分别由市城建委、越城区作出相应处理。
薛大卫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法院认为，薛大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国家企业钱财，且数额特别巨大，检察机关指控的诈骗罪名成立。不久，越城区法院对薛大卫作出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的判决。薛大卫继续以无罪为由，提出上诉，又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聪明反被聪明误，罪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目前，被侵吞的104.2万国家拆迁资金已被全部追回。
在正常的商业投资经营活动中，买卖双方都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进行操作，购入和卖出的价格也都由市场统一来决定，所获取的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合法的正常的差价，原本就应该归投资人所有，而且其商业经营行为也是公开的，并不侵犯其他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毫无疑问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
对于被告人提出的“买房”和“安置”都系双方“自愿”，因而不构成犯罪的辩护观点，法官指出，“自愿”，本身就是诈骗受害者的共同特征，是诈骗罪区别于抢劫罪、抢夺罪、盗窃罪等罪的主要表现。本案中，薛大卫在购房协议签订日期上做手脚、在房产过户上施行不法手段，骗取了巨额国有财产，对于这种犯罪行为应予严厉打击。 《百万差额入口 “拆迁蛀虫”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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