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关于受贿罪的立法，主要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和三百八十八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目前，法学界的研究人员对受贿罪有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向立法部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也为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为了进一步深化受贿罪有关问题的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笔者将对受贿罪的有关问题进一步进行探讨。

　　一、受贿罪主体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从条文规定可以看出，受贿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对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概括式的规定究竟包括哪些人，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棘手的难题。笔者认为，无论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其共同特点是“从事公务”，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关于从事公务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1]有的认为是“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2]还有的进一步指出，所谓从事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3]

　　笔者认为，上述几种对于“从事公务的理解”，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时显得不易把握。“从事公务”实际上是刑法中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简单笼统地理解“从事公务”，而应当结合刑法分则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来认识所谓“从事公务”。在刑法分则中，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主要有三类，即以国家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在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侵犯的客体都是国家的管理职能，即他们破坏了国家的管理职能。之所以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破坏了国家管理职能，主要只因为这类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其所具有的职务性相互关系所造成的。所谓职务，在一般意义上，是指“职位所规定应担任的工作”[4]而在法律意义上，职务则意味着获得一定的法定身份，代表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团体执行一定的具有管理性质的事务。职务的范围比较广泛，而公务的范围却有一定的限制。它不仅如职务一样需要一定的法定权利和身份，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是一种国家管理行为或者由国家管理行为所派生出来的行为，所以该钟行为中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如渎职、主体廉洁性遭破坏等），就会破坏国家的管理职能。所以，公务带有国家管理的性质，而职务则包含有社会管理的性质，公务的范围要比职务狭窄。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中所称的“从事公务”应当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的活动，具有管理性、国家代表性的特点。只有把握这两方面的特点，我们才能在实践中准确认定那些行为属于从事公务的行为。

　　理解刑法第93条中规定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时，也应抓住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事公务活动集中反映出立法者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一般人员加以区分的原因。根据以上的思路，只要某些人员通过从事特定的公务活动体现了国家管理职能，并且其非正常的公务活动会破坏到国家管理职能，这些人员一般就要视为“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至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是否国家工作人员，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看待，而应当具体分析，因为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并非我国的一级行政机关，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性组织，而其职责除了管理一个村、一个居民点的集体利益外，还经常协助行政机关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代行一些行政管理事务，所以不能简单地从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成员这一外在身份来判断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应当从该委员会成员是否依法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出发来判断。详言之，如果其从事的仅是集体中的事务，如管理村中的集体财产，就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但如果其受行政机关的委托，代替行政机关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事务（如管理计划生育、发放救灾、救济款物等），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际上是依法受委托在从事公务，对其应视为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根据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规定：村（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时也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些行政管理行为包括：（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二、受贿罪的客体问题

　　我国刑法学界对受贿罪客体看法不统一，主要有“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及“选择性客体”说三种观点。

　　（一）关于“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

　　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这种理论观点，即是我国刑法理论上的传统观念，也基本上是当前刑法学界的通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在解释受贿罪客体时指出：“所谓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指实现国家基本职能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力。”[5]由此可见，这种观点的基本含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必然会损害行为人职务所及的那一部分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破坏了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法律的实施。所以，任何受贿行为，都会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宏观上正确地指出了受贿罪和其他渎职犯罪一样，都会从总体上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但从刑法客体理论与司法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上述观点却有着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一，这种观点没有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渎职犯罪，都会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把渎职犯罪“侵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这个同类客体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则不能具体地、直接地把受贿罪的特殊性揭示出来，无助于探讨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其二，这种观点不能全面地反映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古今中外的受贿犯罪，都有贪贪赃枉法与贪赃不枉法之分，或者说是有违背职务与不违背职务之分。贪赃不枉法的，受贿与不受贿在执行职务

上没有区别，这就不存在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问题。对这种贪赃不枉法的案件，司法实践中都是按受贿罪定罪量刑的。但是这种行为在实际上并未破坏国家机关对内对外的职能活动。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坚持以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为前提的话，就会把这类行为排斥在应受惩罚之外。其三，这种观点不能概括受贿者没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有的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贿赂后，主观上并不想去为他人谋利益，客观上也确实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有的受贿人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时，对能否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持放任态度，或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不可能实现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这两种情况的受贿案件，受贿人的受贿行为实际上都不可能对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造成危害。但其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如果把受贿罪客体界定为“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话，对这种不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行为予以定罪就会产生矛盾。

　　（二）关于“复杂客体”说

　　自从1982年，中央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规定》中把受贿罪列为经济犯罪以来，便有人提出受

《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