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需要及其抑制

那些地方就上了瘾，令我鬼使神差般地每天下班都往那里跑。”正是这种畸形的享乐需要，葬送了他的前程。

　　4、畸形的需要是导致贪污受贿犯罪的最直接的主观原因。

　　正如上所述，畸形的需要之所以称之为畸形，是因为这种需要是不可能通过合法途经、用合法手段来满足的。心理规律表明：人对事物会有一定的态度，“根据是否符合主观的需要，可能采取肯定态度，也可能采取否定态度。当他采取肯定的态度时，就会产生爱、满意、愉快、尊敬等内心体验；当他采取否定的态度时，就会产生憎恨、不满意、不愉快、痛苦、忧愁、愤怒、恐惧、羞耻和悔恨等内心体验。”⑥因此，一旦畸形的需要满足不了时，这种人便会产生痛苦。怎样才能去掉痛苦获取快乐呢？美国犯罪学家罗伯特。默顿的社会紊乱理论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认为：在现代美国社会中，目标和手段的相互影响是产生违法的潜在根源。社会特别强调的目标是取得财富、成功和权力。社会所提供的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包括努力工作、接受教育和勤俭等。尽管取得财富等成功标志的目标对全社会来说都是一致的，但是社会所提供的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却不是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平等的，而是根据各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确定的。结果，那些由于没有既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而不能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成功的公民便会感到沮丧、气愤，其中有些人便会求诸犯罪手段。⑦这个观点虽然是针对美国而言的，但也能够很好地说明我国包括贪污受贿犯罪在内的财产犯罪发生的心理机制。当某个公务员脑中有了强烈的畸形需要，而社会、国家又没有也不可能给其提供满足这种需要的途经、手段时，他就会感到烦恼痛苦，心理压力日益沉重，他就会转向用非法的手段来达到非法的目的。当他看到权力能与财物相交换这个异化现象时，便会用手中的权去捞好处，去贪污受贿，滑进犯罪的泥坑之中。这正如前苏联学者库德里亚夫采夫指出的那样：“人正是根据在他自身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需要和利益，考虑到自己存在的客观条件，制定或近或远的生活计划，规划自己活动的长远目的和眼前目的，个人在这方面产生的反社会倾向，就会导致选择法律所禁止的与道德规范相抵触的行为目的。”⑧畸形的需要，象海妖一样，将一些人诱入了地狱。

　　二、畸形需要产生的原因

　　面对难以遏制的贪污受贿犯罪的势头，不少同志也对畸形需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种种观点。如“外来侵蚀说”，认为改革开放后，西方腐朽的东西占领了一些人的头脑；如“历史源流说”，认为是旧中国封建思想意识残余仍在散发着臭味，腐蚀了一些人；还有的简单地贴上了“阶级斗争”的标签，认为是剥削阶级的意识支配了一些人的行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

　　很显然，上述观点都是片面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⑨因此，畸形需要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其产生的原因，只能从当前的改革开放这一大环境中去寻找。脱离中国实际，去分析当前产生腐败的原因，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笔者认为，当前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产生畸形需要，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1、物质利益已成为市民活动的出发点，这是畸形物质需要产生的前提条件。

　　当今中国，有目共睹的是，市民社会已从政治社会中相对分离出来，物质利益成为市民活动的出发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一个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

　　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根据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合理成份，来解释社会组织的理论，是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概念。这里的政治社会是指国家政权；市民社会则是指国家直接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制度。说通俗一点，政治社会是组织管理社会的层面，市民社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的层面。⑩我国在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模仿前苏联模式，建立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合而为一的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五’期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后来虽有一定的变化，但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国家行政机构对微观经济管理上过于集中统一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⑾产供销、人财物全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管理，企业成了政府直接控制管理下的部门，没有局部利益可言。职工生活保障也由国家统管，物质利益并非企业、职工进行社会活动的直接动力。相反，而是大力批判“物质剌激”、“奖金挂帅”，大兴“政治上的不断革命”。在农村，推行“一大二公”，种什么、种多少都由国家决定；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小资产阶级思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的生产活动与其自身的物质利益严重脱钩，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总之，在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中，政治社会直接统管着市民社会，把物质利益说成“是资产阶级用以腐蚀我们的干部、群众，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腐蚀剂”⑿人们并不把物质利益作为生产活动的直接动力，整个社会在“假大空”的政治笼罩下，大搞“政治”经济，物质利益只能作为一个抽象的东西游离于人们之外。正如陈兴良博士所说：“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尤其是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经济直接进行规划，国家权力渗透到整个社会，其结果是国家吞没了市民社会。”⒀人们在物质需求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过着清贫的平均主义生活。这个时代里，物质利益在社会中，从而也在人们心目中，不能占主导地位。而且，社会商品也十分短缺，大量按计划凭票供应。因此，很难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人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从整体上说每个劳动者和每个经济单位的生产动力和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依然来自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而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依据物质利益原则，将劳动者和经济单位获取报酬的多少、利益分配的大小与其为社会提供的劳动、成果挂钩，以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民社会从政治社会中相对分离出现，广大人民群众有了自己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在经济活动领域，由于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利益经济”，因此，人们从事劳动的最直接、最大的动力，就是追

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追求物质利益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改革开放正是这样解放了人这一生产力的最重要要素，城乡经济突飞猛进，商品供应丰富多彩，经济不再是短缺型的了，大多数商品出现了买方市场。人们的物质利益观念，正是在这种社会存在中，不断得到强化。最典型的是个私企业，这类企业在改革开放前是根本不允许存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私企业不断涌现、壮大，有的区域、有的产业甚至以个私企业为主导。其地位也从必要补充，到目前由国家宪法确定为重要组成部分。而个私企业的生存发展，是不能不讲物质利益的。一个根本不讲投入产出、经济效益，不讲物质利益的个私企业，是不可想象的。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企业，只有不断追求物质利益，才能实现自我发展目标。因此，可以这么讲，在中国，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已初步形成，而物质利益则是市民社会中的核心。

　　国家工作人员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他们每天的工作，都在与市民社会打交道，都在与物质利益打交道。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要生存，便需要吃穿住行、就医；要发展，就要对自己和孩子进行智力投资。而这一切，随着改革的深入，基本上要由个人负担。因此，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地道的一员市民。物质利益已在每一国家工作人员心中扎下了根。不讲自身物质利益的人，只能是一个抽象的人，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客观实际呢？是一个以物质利益作为大多数人奉献体力和智力的激励机制，是一个利益分配差距逐渐拉大的现实社会，是一个人们的消费支出越来越大、消费档次越来越高的生存空间。总之，物质利益、货币、消费是制约人们思想观念的基本社会存在。”⒁正当地讲究物质利益，合法地获取物质利益，是当今社会所大力提倡的。可是，有了合理的物质利益，必然伴有不合理的物质利益，“如果事物或行动到了极端总要转化到它的反面”，⒂这是由生活辩证法所决定的。

　　2、畸形物质需要产生于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之中。 《试论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需要及其抑制(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