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需要及其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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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在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时，由于转型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作用，导致一些人滋长了非分的欲望，产生了畸型的物质需要。
⑴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反差强烈，促使一些人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在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许多人勤劳致富。同时，也有些投机者或者钻国家政策漏洞，或者违法经营，成了爆发户。这些富起来的人，拥有巨额资产，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是，这些富翁，往往没有更多的政治地位。出于各种目的，他们十分渴望接近政坛人物。而政府官员为了发展经济，也需要频繁地与这些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的感觉。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他们强，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富，自己却拿低薪水守着清贫。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心理支配下，一些人产生了畸形的物质需要。“较高的社会地位、政治荣耀感与较低的经济地位生活窘迫感形成心理上的严重失衡，由于他们每天都在接触求助于自己权力的高收入消费者，经常受后者的阔绰生活方式所剌激，必然产生一种与后者实现经济上平等的渴望，形成利用权势索贿受贿的心理基础。”⒃如浙江省桐乡市原市长吴锦嗣受贿案。吴在1993年至1995年任职期间，共收受老板贿赂23万元，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吴锦嗣在反思时说：“这几年，我看到过去的同学、同事通过各种途经都富了起来。论能力自己并不比他们差，论职务还比他们高，而钱却比他们少得多。特别是年终评比考核，在台上给厂长经理发奖金，每个人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而自己作为一个市长，担子比别人重，心理感到很不平衡，因此也想捞钱。”吴锦嗣正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分配差异矛盾的“牺牲品”。
⑵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权力与“租金”尚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在现代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所谓‘公共选择理论’中，租金被进一步用来表示由于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如进口配额、生产许可发放、物价管制，乃至特定行业人员的人数限制等，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的差价收入。既然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差价收入，即租金，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活动的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走后门、找后台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短缺资源的配置往往有权力的介入。权力和资源直接联系在一起，权力本身就具有了十分诱人的经济利益。而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往往出现“寻租”行为，以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寻求权力的支持，使人常常想起最原始的武器——贿赂。这些寻租者不断向掌权者“进贡”、“烧香”，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使一些警惕性不高的人，渐渐产生了畸形的物质需要，麻木不仁地掉入了犯罪的泥坑；而一些意识本来就不健康的人，则私欲恶性膨胀，肆无忌惮贪污受贿。这方面的案例是不为鲜见的。
3、由于市民社会中的阴暗面的影响，致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
市民社会一改过去高度一统社会僵死的体制，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自由、更广的活动空间、更高的自主权，社会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无疑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但同时，我国尚处于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管理疏漏较多，再加上公民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落后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在局部解体的社会中（例如：在城市化过程中，外地人员大量涌入城市，而城市对这些人的控制远不如外来人户籍所在地的控制有方、有力、有效，出现了社会解体。最典型的例子如农村卖淫女，在本村，无论如何不会公然出现，因有道德的强烈制约；而到了城市，人地两不熟，道德 的约束力几乎荡然无存，在该人群中，就出现了社会解体现象），许多人借助相对自由活动的条件，干起丑恶的、犯罪的勾当。社会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吸贩毒、卖淫嫖娼、赌博等盛行，形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亚文化。在这种市民社会阴暗面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也被腐蚀了，精神颓废，寻求低级的感官剌激，产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
4、世界观、人生观扭曲。
以上所述的是畸形需要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并非市民社会一定会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腐败，这里还有个产生畸形需要的主观条件问题。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廉洁自律，而一些人却堕落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上。前者能加强党性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认识自己手中权力的属性，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而后者，放弃了党性修养，信奉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背叛了人民，将权力私有化。这样，腐朽的东西必然会趁虚而入，产生了畸形的需要。江泽民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改革开放还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党员在考验面前就已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⒅因此，可以这么讲，在当今社会中，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就会产生畸形的需要。
三、抑制畸形需要的基本方法
癌细胞，一旦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就很难医治，
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建立法治的、民主的、文明的市民社会。既然畸形需要产生的客观根源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市民社会，那么我们就要从市民社会入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完善市民社会。要以完备的法律治理社会，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健全管理体制，有效控制社会以纯洁全社会的道德风尚，以达到抑制畸形需要产生的目的。如果因噎废食，为了抑制畸形的物质需要而将复苏充满活力不久的市民社会再拉回到僵死的老体制中去，则是倒行逆驶，不仅不能做，也根本无法做到。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⒆因此，发展经济，是抑制畸形需要的根本方法。
其次，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人的思想，健康的东西不去占领，错误的东西必然会乘虚而入。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走上贪污受贿犯罪的道路，无不和一个地方、单位不重视思想教育有关，无不是个人放松思想改造的后果。江泽民同志说：“这些年提供的大量事实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干部或党员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开始的。”⒇党中央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牢牢抓住思想政治教育不放松。对处级以上干部，扎扎实实开展了“三讲”教育；中央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七一”重要讲话，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决定地作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的开展，这一切，都将对干部队伍建设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只要各级党组织认真抓好落实，富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能抑制畸形需要的产生，有效预防贪污受贿犯罪的发生。
第三，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继续抓好精简机构、人员工作。目前，国家工作人员薪水较低，素质不高的现象，是与机构庞大、人员臃肿分不开的——虽然刚经过精简，但仍然是个“大政府”。就前几年的资料表明，截止1996年底，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已达3673万 人，比1978年 《试论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需要及其抑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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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在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时，由于转型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作用，导致一些人滋长了非分的欲望，产生了畸型的物质需要。
⑴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反差强烈，促使一些人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在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许多人勤劳致富。同时，也有些投机者或者钻国家政策漏洞，或者违法经营，成了爆发户。这些富起来的人，拥有巨额资产，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是，这些富翁，往往没有更多的政治地位。出于各种目的，他们十分渴望接近政坛人物。而政府官员为了发展经济，也需要频繁地与这些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的感觉。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他们强，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富，自己却拿低薪水守着清贫。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心理支配下，一些人产生了畸形的物质需要。“较高的社会地位、政治荣耀感与较低的经济地位生活窘迫感形成心理上的严重失衡，由于他们每天都在接触求助于自己权力的高收入消费者，经常受后者的阔绰生活方式所剌激，必然产生一种与后者实现经济上平等的渴望，形成利用权势索贿受贿的心理基础。”⒃如浙江省桐乡市原市长吴锦嗣受贿案。吴在1993年至1995年任职期间，共收受老板贿赂23万元，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吴锦嗣在反思时说：“这几年，我看到过去的同学、同事通过各种途经都富了起来。论能力自己并不比他们差，论职务还比他们高，而钱却比他们少得多。特别是年终评比考核，在台上给厂长经理发奖金，每个人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而自己作为一个市长，担子比别人重，心理感到很不平衡，因此也想捞钱。”吴锦嗣正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分配差异矛盾的“牺牲品”。
⑵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权力与“租金”尚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在现代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所谓‘公共选择理论’中，租金被进一步用来表示由于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如进口配额、生产许可发放、物价管制，乃至特定行业人员的人数限制等，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的差价收入。既然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差价收入，即租金，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活动的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走后门、找后台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短缺资源的配置往往有权力的介入。权力和资源直接联系在一起，权力本身就具有了十分诱人的经济利益。而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往往出现“寻租”行为，以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寻求权力的支持，使人常常想起最原始的武器——贿赂。这些寻租者不断向掌权者“进贡”、“烧香”，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使一些警惕性不高的人，渐渐产生了畸形的物质需要，麻木不仁地掉入了犯罪的泥坑；而一些意识本来就不健康的人，则私欲恶性膨胀，肆无忌惮贪污受贿。这方面的案例是不为鲜见的。
3、由于市民社会中的阴暗面的影响，致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
市民社会一改过去高度一统社会僵死的体制，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自由、更广的活动空间、更高的自主权，社会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无疑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但同时，我国尚处于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管理疏漏较多，再加上公民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落后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在局部解体的社会中（例如：在城市化过程中，外地人员大量涌入城市，而城市对这些人的控制远不如外来人户籍所在地的控制有方、有力、有效，出现了社会解体。最典型的例子如农村卖淫女，在本村，无论如何不会公然出现，因有道德的强烈制约；而到了城市，人地两不熟，道德 的约束力几乎荡然无存，在该人群中，就出现了社会解体现象），许多人借助相对自由活动的条件，干起丑恶的、犯罪的勾当。社会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吸贩毒、卖淫嫖娼、赌博等盛行，形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亚文化。在这种市民社会阴暗面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也被腐蚀了，精神颓废，寻求低级的感官剌激，产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
4、世界观、人生观扭曲。
以上所述的是畸形需要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并非市民社会一定会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腐败，这里还有个产生畸形需要的主观条件问题。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廉洁自律，而一些人却堕落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上。前者能加强党性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认识自己手中权力的属性，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而后者，放弃了党性修养，信奉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背叛了人民，将权力私有化。这样，腐朽的东西必然会趁虚而入，产生了畸形的需要。江泽民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改革开放还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党员在考验面前就已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⒅因此，可以这么讲，在当今社会中，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就会产生畸形的需要。
三、抑制畸形需要的基本方法
癌细胞，一旦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就很难医治，
就会致人死亡。畸形需要，就如癌症一样，一旦占据了人的头脑，就很难根除，就会促使人犯罪。因此，要预防贪污受贿犯罪，遏制此类现象的势头，就必须想方设法防止国家工作人员产生畸形的需要。
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建立法治的、民主的、文明的市民社会。既然畸形需要产生的客观根源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市民社会，那么我们就要从市民社会入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完善市民社会。要以完备的法律治理社会，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健全管理体制，有效控制社会以纯洁全社会的道德风尚，以达到抑制畸形需要产生的目的。如果因噎废食，为了抑制畸形的物质需要而将复苏充满活力不久的市民社会再拉回到僵死的老体制中去，则是倒行逆驶，不仅不能做，也根本无法做到。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⒆因此，发展经济，是抑制畸形需要的根本方法。
其次，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人的思想，健康的东西不去占领，错误的东西必然会乘虚而入。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走上贪污受贿犯罪的道路，无不和一个地方、单位不重视思想教育有关，无不是个人放松思想改造的后果。江泽民同志说：“这些年提供的大量事实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干部或党员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开始的。”⒇党中央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牢牢抓住思想政治教育不放松。对处级以上干部，扎扎实实开展了“三讲”教育；中央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七一”重要讲话，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决定地作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的开展，这一切，都将对干部队伍建设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只要各级党组织认真抓好落实，富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能抑制畸形需要的产生，有效预防贪污受贿犯罪的发生。
第三，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继续抓好精简机构、人员工作。目前，国家工作人员薪水较低，素质不高的现象，是与机构庞大、人员臃肿分不开的——虽然刚经过精简，但仍然是个“大政府”。就前几年的资料表明，截止1996年底，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已达3673万 人，比1978年 《试论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需要及其抑制(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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