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困难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集中且统治稳定，所以其治国者的自身利益自然而然地易于和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与所谓民主政体中那些轮流坐庄的政客相比，计划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为关心自
己国家的经济成长。
　　这种关心首先体现在治国者对经济增长率的渴求上。由于在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的包围之中明显感到的生存威胁，由于一国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工业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而非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直接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由于更高的增长率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可以提高自身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所以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
　　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赋予了治国者强烈的动机去关心经济成长，而且这种体制还给治国者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轻易地粉碎各种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寻求特殊利益的各种组织或集团过于活跃时，将会降低社会效率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利益集团追求的往往是瓜分更多社会财富。奥尔森形象地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比作一群人在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在多拿的同时，还会打破许多大家本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其次，由于长期任职，治国者可以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去进行长期投资，比如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等，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
叁、传统计划体制的衰落
　　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跃进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目前普遍认为计划体制先天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出乎意料的可能并不是这种体制为什么会在本世纪末宣告结束，而是它为什么竟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优劣，都取决于其内在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关心的是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即如何以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和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维持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激励机制关心的是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和目标。从信息机制这一方面来讲，计划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远远超出了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这使得有的批评者称计划体制只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再从激励机制这方面来看，由于国家只能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工厂和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便成了各级经营者唯一关心的事情。于是，就像一幅漫画所讽刺的那样，在一辆卡车上装着一颗直径两米左右的大铁钉，旁边的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直径两米的大铁钉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毫无用处，但它却能满足生产的计划指标。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只能以经营者过去的工作成绩制定下期计划任务，所以经营者为了逃避更多的生产任务，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隐瞒其真实产量，甚至消极怠工。
　　这种有着先天缺陷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恐怕是因为：(1)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针对治国者的激励机制，使之格外关心本国的经济成长；(2)在未能达成合谋之前，下级官员以及经营者的相互竞争有助于减少国家的监督成本。换言之，这种内部竞争减少了计划体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以上两点合起来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计划体制在其初期因为有效地抑制了"分利集团"的活动而实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经济增长。遗憾的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似乎只是暂时的、特殊的。考虑到计划体制国家的建国大多经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激烈的震荡已经替新生的计划体制国家清洗了社会中旧有的利益集团。
　　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计划体制内部逐渐产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和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础，最容易形成共谋。
　　这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两难。一方面，从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实行按部门的分工，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保持紧密联系也是促成上下级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永恒难题，当做为治国者的代理人的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共谋之后，"是的，大臣"这种"被治者左右治理者"(theregulatedbecomingtodomonatetheregulators)的尴尬处境便不可避免了。人们常把各部门里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结盟之后的活动称为"官僚主义行为"，
仔细分析，这种官僚主义行为指两件事：一是尽量向中央隐瞒本部门的实际生产能力；二是尽量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资源以供自己支配。由于处于下级的部门联盟在信息方面比中央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各部门的事情各部门自己最清楚，中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听信这种虚假的汇报。
　　在部门结盟的势力不断巩固、壮大的同时，是治国者瓦解"分利集团"能力的削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几乎都是从部门官僚中产生的。而且，官僚阶层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治国者在与利益集团谈判时的地位和力量自然不如以前。部门结盟在计划体制之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市场取向改革的最大阻力。部门结盟在寻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逐渐侵蚀着计划体制的基石。于是，在计划体制后期，经济增长缓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结论是：计划体制初期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当时这种体制能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活动；计划体制后期的经济停滞也应归咎于体制内部的利益集团损
害了经济增长。
　　最后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当我们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现实时，至少需要注意国情的两点特殊性：1即使是在传统计划体制时期，中国的计划控制程度也远没有苏联那样严密。建国之后，中国最初曾经学习苏联模式，即由中央计划部门领导按职能划分各部委，而各部委负责监督按行业归属的各国有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践证明，在仍处在农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且各地区差异悬殊的大国，实施这种体制的组织管理费用非常高昂。从1958年起中国开始偏离苏联体制进行自己的实践。这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按行政性分权的方式，按地区行政划分层层下放自主权。这种地区性分权减少了原有体制下处理的信息数量，使管理费用得到下降。分权也使地区间的横向联系和竞争得到加强。这可能正是中国能够在阻力不太大的条件下发动并推动改革，从而创造了80年代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之一。
　　2毛泽东同志对计划体制内部的官员结盟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警惕。他对技术官僚的排斥，以及反复提到"掺沙子"、"挖墙角"等，可能就是出于伟大政治家对利益集团危害性的本能的警觉。但是，毛泽东同志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破坏了计划体制内部结盟的同时，也妨碍了政府机制的有效运转。物极必反，这种反对"分利集团"活动的方式不仅未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反而几乎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