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若干问题

内容简介：
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未来趋势预测，包括通货紧缩，经济结构，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体制，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等问题。 

　本报告将从以下几方面，研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现状及未来的因素。
　　一、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未来趋势的预测
　　1.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过去20余年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这一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下述三方面：
　　(1)由于改革，使资源的分配得以优化。
　　(2)由于推行市场化，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以提高。
　　(3)中国的改革是由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村有将近9亿人口。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与产品种类的多元化。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促成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流动，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低附加产值的农业转入到高附加产值的制造业、建筑业和各类服务业等。这点是国际主要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予以十分重视和强调的。在今后相当的时期，中国仍然必需十分重视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以进一步促使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
　　2.增长的核算(Growth Accounting)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及未来前景，国内外学者都应用了生产函数和其他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中各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作了增长的核算分析及预测。结论不尽相同。有的认为中国过去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应由9.7%调整到8.5%。对于增长核算的具体分析及预测数字上的差异，难作结论。经济分析工作者都知道，各类模型测算的结果都有赖于采用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及所作的经济假设。在本次会议中，相当的与会者都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些异议。与会统计局的负责同志也对此作了解答。尽管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不尽相同，但其共同之处是中国今后10年中GDP的增长率不会低于7%。邹至庄先生则对中国未来10年经济的增长，有更乐观的估计。从学术观点上，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数量经济工作者宜加注意的。其一，进行一般的宏观经济总量预测，适宜于采用简单集结的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而不是方程式的数量愈多愈好。由于经济分析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工程分析，大量的参数不可能十分精确，方程式的数量愈多，往往使参数及计算的误差难以得到纠正。而集结的生产函数，通过集结过程使经济参数成份中的许多误差，正负可以互相抵销一部分。其二，中国作为后进的国家，通过引进设备与技术，也会导致TFP值的提高。因此，在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应十分注意加强引进设备、技术与管理的宏观政策引导，以促进经济发展。
　　二、关于通货紧缩与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问题
　　通货紧缩是近一二年国内外报章杂志对中国经济发展评论与分析的热点话题。国内报章杂志上，大量地探讨着中国的需求不足，而更多地则着眼于消费需求不足。在研究促进消费需求时，又较多地侧重于促进住房、汽车等等。需要认识到：需求基本是由投资、消费与净出口所构成，因此仅从消费角度来分析需求是不够的。即使就消费需求而言，也宜从城市消费与农村消费两大块及各层次的消费倾向作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必须看到，一方面在城市中存在着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农村消费品市场的相对缩减，农村市场所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逐步下降，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大制约……”。因此，虽然近几年来中国GDP的增长率有相对下降趋势，在需求中有消费不足的因素，但有两点值得研究：第一点是在刺激消费需求上，我们要对消费需求作更深入的研究；除了城市中部分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外，不能忽略另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也包括基本消费需求中在大部分职工现阶段收入水平基础上能买得起的普通商品房等；而广大农村的消费需求则更应予以深入研究。第二点是我十分同意会议发言所提出的，中国近年来的需求不足，关键是投资需求不足。从DRC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的分析及中国过去经济发展几次剧烈波动的经验相比较可说明这一问题。改革开放前的情况暂不讨论，仅从1979－1997年期间的情况，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明，“消费增长率较稳定在9%左右……，投资变化的趋势与GDP变化趋势相一致，波动很大”。他们分析的数据，1993年投资增长率高达31%，在1990年则为－10%(不变价)。这些数字也可与中国90年代初市场的不景气及1993年后经济过热的现实经济历史作对照。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投资增长与上年比较，1985、1992和1993年分别为38.8%、44.4%和61.8%。从1993年开始,政府实施了正确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但1999年投资增长率仅为7.8%，与历史增长率相比显见得太小，不足以刺激经济的增长。?
　　另一方面，政府也确实为过去大量重复建设及各级地方政府与企业的部分低效益投资所困扰。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经济过热，已有教训，一般认为除了基础设施领域外，中国业已出现了生产过剩，似乎找不到可以投资的领域。但这可从两方面来研究：第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体制改革还未到位。传统的投资体制与各级政府的干预，传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企业投资行为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等等，影响了中国投资体系效益。以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例，它们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一经验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重视。世行专家Yusuf先生1992年在韩国KDI和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上所作的有关中国非国有企业兴起的报告，曾从社会代理人与市场体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原因。其中提到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还是受到各级政府及社会代理人的影响。各级政府仅把乡镇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作为财税来源，而对其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国内外市场发展前景的信息服务，付出服务的力量较少。而国外的政府，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在很早时期就重视对小企业的技术扶植与提供市场信息。第二方面是各类体制的错综影响(投资体制也是体制之一)。以中国的外贸进口商品为例，中国的进口额约达1500亿美元(人民币约1.25万亿元)，其中75%为工业制成品，这其中相当部分是中国自己可以制造的。有些不必进口的简单制成品，也由于体制的约束而进口，这点在后面另有叙述。
　　关于解决通货紧缩，在目前的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下，将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但在目前“大银行，小财政”的情况下，恰当的货币政策也是必要的。
　　三、关于经济结构
　　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需要重组，已是一个老话题了。应该肯定，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已有所调整。例如，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外贸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的下降；所有制结构中，各种所有制结构的比例有所调整；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都得到了注意等等。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及中国即将参加WTO，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十分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