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物品与公共选择

生产者不适当地运用税金，服务成本会转移给生产机构，而不是从受益社群的金库中支付给它们。不适当地运用税金，意味着给公共生产者提供补助。这些补助会把私人企业排除在生产公共服务的业务之外，即使私人企业在提供服务方面更具有比较优势。大法官有权调查州和地方机构的公共委托责任，在维持类市场关系的完整性和激励公共经济的竞争性压力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没有适当的机制来处理冲突和监督公共服务经济的运作，契约承包就会成为实施最粗俗形式的政治腐败的机制。与作为政治老板选中之机制的企业签约，长期以来一直是吞食公共资金、取得政治机器之运作资金和化公为私的工具。比如，印第安纳汽车部把其运营许可证出租给县主席或者成功地控制了州长一职之政党的其他官员。政党官员从这一契约承包中收取费用，资助政治运作。在缺乏来自其他商人的竞争性压力的情况下，这一类型的契约承包能够提高效率，这是大可置疑的。如果没有适当的公共政策以及实施这些政策的制度，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体系能够运转良好。

当某些人相信自己为其他人的行为所损害时，冲突就会发生。如果这类情形得到补救，从而没有人受到损害时，就会出现福利的净增加。因此，冲突就像财政平衡表上的红色墨水那样，是潜在的经济损失的重要指标。当冲突解决的机制确定解决方案，纠正错误，重新构造安排，从而所有的人都变好，且没有任何人受到损害或者变坏，这些机制就有助于经济福利的提高。

但是，要维持一个包容冲突与冲突解决的体制，该体制内的参与者必须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可以起诉和被诉，在增进自己的利益方面可以采取独立的决定。如果公共经济在生产和消费公益物品方面要取得半市场竞争和自愿协作的优势，就必须能够维持远距离的关系，并必须拥有有效的制度，能够裁定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当事人之间的冲突。在不存在平等法律地位的地方，不会有冲突的裁定。从属者遵从命令，而不是协作。

第四节 替代与选择

公共领域活动的组织还有其他替代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一种官僚制公共行政体制，在其中所有关系都通过一个命令结构的单一最高权威中心来协调。这一可能性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互排斥。在这样的公共行政体制组织中，任何私人企业都没有可以存在的余地。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把政府单位看作是集体消费单位，其第一项事务是表达和综合对难以排他因而必须共同消费的物品的需求。当作出了反映用户偏好的决策并且获得资金时，需求就得到了有效的表达。组织生产有若干选择，包括与私人签约购买特定物品和服务。集体消费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通过契约安排、竞争性安排和冲突解决机制来协调。在公共经济中没有一个单一权力中心来负责协调所有关系。类似于市场的机制可以发展竞争性压力，其产生的效率高于组织为唯一垄断者的并且为精巧的官僚机构管理的企业。

这一新分析方式把经济思路应用于非市场决策的场合，应该运用于重新考查公共经济的基本结构。从经济上来看，有望增进所有有关人员之净福利的变革是值得一试的。只有当收益超过成本时，政治权力的运用在经济上才是正当的；把政治权力运用于为有权者自身谋福利，却牺牲无权者的代价，则是不正当的。

这一取向的关键要素是从有关物品的性质出发，探讨其排他性、部分可分性和可衡量性。在存在这些特性的范围内，可以不同程度地引入公共选择的因素。

如果可以搞清楚一群受益者，那么就可以根据财政平衡原则来设计集体消费单位，这样受益者就承担成本，并表达自己的需要，来确定可以得到的服务的质量或者其中之一方面。哪里能够确立用户费或者税收，哪里这些措施就能够给用户以现实的感觉，了解不同选择所固有的成本，从而获得好处。

只要有关的一群人支付特定事业的成本，那么他们就能够选择消费者协会、市政公司、公共服务区或者其他政府组织形式，以特定的组织来作为集体消费单位。只要受益者付费，就可以把实质性的立宪权力赋予受益者，来确立和变更适用于集体消费单位未来治理之道的界限与条件。

公共服务供给和提供之适当安排有若干潜在的选择。这些选择的范围越广泛，存在于任何特定公共服务产业的竞争性压力程度也就越大。这一竞争性的压力的确为最好的绩效提供了可能性，对于用户的需求具有高度的回应性，并使运作成本最小化。在充分发达的公共经济里，许多集体性的消费单位会找到一种混合的策略，部分地依靠其自己的生产机构，但与私人企业和其他私人机构维持广泛的契约安排，以生产其选民所偏好的服务集。

竞争性的压力是维持民主公共行政体制活力的关键因素。通过限制竞争性选择的进入来保护其自己的利益，现有的企业和政府机构都有很大的积极性这样做。如果这样的努力获得了成功，竞争就失去了提高效率的能力，转而进行合谋，以图垄断，支配他人。以充分一体化的垄断为解决方案时，这一风险达到了极点。公共行政的传统原则意味着垄断组织运用于整个公共领域。只要能够公开地维持竞争性的压力，作为公益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的私人企业能够显著改善公共领域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