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2]

思路不同于诺斯，也不同于芝加哥大学的科斯）的新制度学派，大量收集和分析商业案例，从现实中发展制度创新的合理根据。（３）阿克劳夫（Ｇ．Ａｋｅｒｌｏｆ，著名的“柠檬原理”的提出者，经济学家）领导的一小群学者，致力于所谓“ＰＳ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心理学；Ｓ，社会学；Ａ，人类学；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经济学）”的创建。（４）埃兹额尼（Ａ．Ｅｔｚｉｏｎｉ，乔治．华盛顿大学校聘教授）创立的社会经济学（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试图以康德的义务论道德哲学改造和融合主流经济学所根据的密勒的效用主义道德哲学，重建经济学于人的双重性格（自利性和社会性）之上。

    五、结语

    以这篇冗长而又有限的介绍性文章，旨在说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是与当代思想界的所谓“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密切关联着的。现代性问题的现实背景在于人从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中寻求精神自由的努力。当生存竞争的压力逐渐淡出社会生活的时候，当文化的品味和丰富性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的时候，或者，当社会制度发生大范围变迁的时候，经济学传统的“理性”假设开始失去解释力。另一方面，经济学理性主义自身的完善过程，最终也把理性概念带到“社会博弈”的语境中来了。在社会博弈中，理性只能是做为“内在一致性”的理性。然而哈贝玛斯的被公认为过分“理想主义”的交往理性遇到了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相当现实的挑战。这一问题的现实性，通过博弈论———做为一致性的理性———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描述———所谓“多均衡”的可能性，构成了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严重挑战。

    也许，关于“理性”的理解问题最终不可能有一个“如此这般”的解答。换句话说，我们只能有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的对“理性”的理解。也许，哈贝玛斯的社会交往伦理最终得以实现，人们从而可以达成对“理性”及理性行为的共识。也许，如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所见，这个被千千万万“微小叙事”的合法化撕裂了的社会，最终只能达成政治层面上的共识———容忍各种不同的伦理、文化，以及其它方面存在的不可沟通的巨大差异。也许，如自由主义神学家们努力促成的那样，人们最终在与神的对话中达成人与人之间的深刻谅解，实现康德式的“永久和平”。也许，…

    古典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会有“社会”（ｈｏｗｉ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ｏｓｓｉｂｌｅ）？正在与当代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理性”行为？融为同一个问题：做为一致性的理性是否可能？而这个问题正是“现代性问题”的转化形式（汪丁丁，１９９７ｂ）。也是因为这个道理，我把这篇文章交给《社会学研究》发表，希望就这个纠缠了经济学家多年的问题就教于国内社会学家们。我相信，社会学家们，以及社会科学其它方面的学者，也同样正在受到这个问题的纠缠，如此，分离的各个学科之间的综合也便有了希望。


    参考文献：

    汪丁丁，１９９６ａ，“‘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经济研究》，１９９６年３月。

    １９９１，“资源经济学前沿问题”，《管理世界》，１９９１年８月（已收入汪丁丁著《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１９９２，“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经济研究》，１９９２年５月。

    １９９４，“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经济研究》，１９９４年１０月。

    １９９５，“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１９９５年９月；

    １９９６ｂ，“产权博弈”，《经济研究》，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两文均收入汪丁丁的文集《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１９９６ｃ，“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涵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９６年秋季卷。

    １９９７ａ，“回顾金融革命”，《经济研究》，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１９９７ｂ，“知识沿时间与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１９９７年６月。

    １９９７ｃ，“试说‘现代性问题’”，《读书》，１９９７年６月；《试说“后现代性”》，《读书》即将发表。

    １９９８，“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通论）”，《公共论丛》，１９９８年即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