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2]
三、社会博弈以及形式主义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最后阶段
７０年代以前，在福利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阿马提雅·森（Ａ．Ｓｅｎ）曾经说过：经济学“理性”的涵义有两种，其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其二是指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在他之前对经济学“理性”做了更为现代的表述的，是数学家纳什（Ｊ．Ｎａｓｈ，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１９５０年２月写的一篇笔记（参见汪丁丁，１９９６ｃ），他明确指出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效用涵数”及其理论“需要更正”，并提出选择博弈论做为替代理论。他提出的“选择算子（ｃｈｏｉ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在我看来，是目前为止对经济学效用理论加以改造的最富现代意义的理论工具。
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或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Ｄ．Ｎｏｒｔｈ，因将交易费用理论用于经济史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同等重要的问题。
仅从最晚近的文献看，首先是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固定的“人性”的否定。这一否定导致社会科学整体性的危机。因为惯常从人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一套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方法，不再是认识论上无懈可击的方法了。例如所谓“社会构造主义”（参阅ＶｉｖｉａｎＢｕｒｒ，１９９６）所强调的９点创新之一是：个人特质（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翻译为“特质”或“人格”，都不妥当，应当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相区别，同时又不能与“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太接近）与人性（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个体的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剩下来的，只是“场景（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和与此相应的“身分（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个体变成了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这一看法，在社会学的现象学派的文献中得到最彻底的阐述（高夫曼，参阅Ｃ．ＬｅｍｅｒｔａｎｄＡ．Ｂｒａｎａｍａｎ，ｅｄｓ．，１９９７；Ｅ．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７４，１９６７，１９５９）。社会通过语言、家庭、禁忌、等等，施加给儿童的塑造性影响（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固然重要，但是个体，甚至从儿童时期开始，也对社会规范进行“选择性适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与存在哲学联系着发展起来的（汪丁丁，１９９８），并通过法国学派（德里达，福柯Ｍ．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利奥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符号文化批评（马尔库塞，本雅明Ｈ．ＭａｒｃｕｓｅＫ．Ｂｅｎｊａｍｉｎ）得以发展。在文化批评领域以外，对“个体－社会”交互作用加以综合的当代理论家，如存在哲学家海勒（Ａ．Ｈｅｌｌｅｒ）提出的“双重历史性（ｔｈｅｄ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概念（Ａ．Ｈｅｌｌｅｒ，１９８６），以及世界领先的神经科学与演进人类学学者迪埃肯（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Ｗ．Ｄｅａｃｏｎ，波士顿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暨哈佛大学医学院脑神经移植专家）今年发表的突破性的重要著作《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１９９７）；最后是社会人类学权威科恒（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ｏｈｅｎ，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关于“自我意识”形成过程的近著《自我意识》（１９９４）。
与自利性和“社会－个体”交互作用密切联系着的，是晚近围绕“新进化论”争论所开展的诸多研究。其中，包括坚持传统演化论最力者，牛津大学第一位“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讲座教授理察德·道金（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ａｗｋｉｎ，ＴｈｅＳｅｌｆｉｓｈＧｅｎｅ的作者），其在１９９５年的著作中，有力反驳了“新进化论”者主张的革命和无限创新等观点；其它代表作有１９８６年的《目盲的钟表匠：为什么进化论事实向我们揭示出一个没有设计的宇宙》，１９９６年的新著《攀登“不可能峰”》。此外，还包括演进博弈论的始作俑者史密斯（ＪｏｈｎＭａｙｎａｒｄＳｍｉｔｈ，苏塞科斯大学荣休生物学教授），提出“演进均衡”的博弈概念，开展出一门正方兴未艾的“演进博弈论”新学科，其近著有《进化过程中的重大转折》。最后是所谓“英国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大卫·多尔士（ＤａｖｉｄＤｅｕｔｓｃｈ，量子计算机理论创始人之一）今年发表的著作《编织现实的经纬：关于平行宇宙的科学———及其意义》，以及“复杂系统”研究的权威之一，皮尔·巴克（ＰｅｒＢａｋ），其贡献的新著《大自然怎样工作：关于自组织临界性的科学》。
我在１９９５和１９９６年《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两篇长文里讨论了当代社会科学面临的关于“理性”的困境。在我看来，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很接近哈贝玛斯的社会交往以及“交往伦理”的思路。不过，这相当于一个多次博弈，其中每一个博弈者具有私人的知识传统，并根据这一“个人知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波兰尼Ｍ．Ｐｏｌａｎｙｉ的概念）”的传统来阐释其他博弈者的行为。如果基本权利的界定是清晰的话，这个多次博弈应当存在纳什均衡，但纳什均衡的集合，在这些假设下通常会包含许多甚至无穷多的点；这些均衡点不会因为引进更精细的均衡概念（例如“完备均衡”）而减少许多，因为，它们的存在是与社会分工及各项知识的分立状态联系着的。对此，我们必须讨论“知识的互补性”（汪丁丁，１９９７ｂ），从而可以把可能的均衡点从本质上加以限制。从知识传统的角度对均衡点的数量加以限制，这需要引进所谓“历史性”。引进这种历史性的方法之一，是让每一个博弈者把过去实现了的均衡，以及其他博弈者对这些历史均衡点的阐释，以矩阵方式排列出来，这个矩阵相当于博弈者的知识传统。据此，下一博弈的策略（基于对其他博弈者的行为的预期）得以制定出来。显然，这只不过是以博弈论的语言把哈贝玛斯的思路再解释一遍罢了。但是，这种再解释，使得我们马上注意到“多均衡”的可能性（在哈贝玛斯的理论里，“多均衡”是通过所谓“反思性交往，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来消除的）。
经济学理性主义发展到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这里，我们看到的理性行为已经不单纯是个人效用的极大化行为了。因为，一次博弈的均衡可以使所有的博弈者都不满意（例如所谓“囚徒悖论”）。我们不能再基于上述的工具主义立场，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都“似乎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有人使用“个体理性”和“集体非理性”来描述这种情况。不过我不太愿意使用“集体非理性”或者“集体理性”这类语词，那意味着存在所谓“集体的理性”（这在我看来没有定义）。不论如何，博弈的结局（例如某种社会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17558.html
７０年代以前，在福利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阿马提雅·森（Ａ．Ｓｅｎ）曾经说过：经济学“理性”的涵义有两种，其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其二是指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在他之前对经济学“理性”做了更为现代的表述的，是数学家纳什（Ｊ．Ｎａｓｈ，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１９５０年２月写的一篇笔记（参见汪丁丁，１９９６ｃ），他明确指出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效用涵数”及其理论“需要更正”，并提出选择博弈论做为替代理论。他提出的“选择算子（ｃｈｏｉ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在我看来，是目前为止对经济学效用理论加以改造的最富现代意义的理论工具。
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或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Ｄ．Ｎｏｒｔｈ，因将交易费用理论用于经济史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同等重要的问题。
仅从最晚近的文献看，首先是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固定的“人性”的否定。这一否定导致社会科学整体性的危机。因为惯常从人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一套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方法，不再是认识论上无懈可击的方法了。例如所谓“社会构造主义”（参阅ＶｉｖｉａｎＢｕｒｒ，１９９６）所强调的９点创新之一是：个人特质（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翻译为“特质”或“人格”，都不妥当，应当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相区别，同时又不能与“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太接近）与人性（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个体的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剩下来的，只是“场景（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和与此相应的“身分（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个体变成了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这一看法，在社会学的现象学派的文献中得到最彻底的阐述（高夫曼，参阅Ｃ．ＬｅｍｅｒｔａｎｄＡ．Ｂｒａｎａｍａｎ，ｅｄｓ．，１９９７；Ｅ．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７４，１９６７，１９５９）。社会通过语言、家庭、禁忌、等等，施加给儿童的塑造性影响（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固然重要，但是个体，甚至从儿童时期开始，也对社会规范进行“选择性适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与存在哲学联系着发展起来的（汪丁丁，１９９８），并通过法国学派（德里达，福柯Ｍ．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利奥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符号文化批评（马尔库塞，本雅明Ｈ．ＭａｒｃｕｓｅＫ．Ｂｅｎｊａｍｉｎ）得以发展。在文化批评领域以外，对“个体－社会”交互作用加以综合的当代理论家，如存在哲学家海勒（Ａ．Ｈｅｌｌｅｒ）提出的“双重历史性（ｔｈｅｄ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概念（Ａ．Ｈｅｌｌｅｒ，１９８６），以及世界领先的神经科学与演进人类学学者迪埃肯（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Ｗ．Ｄｅａｃｏｎ，波士顿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暨哈佛大学医学院脑神经移植专家）今年发表的突破性的重要著作《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１９９７）；最后是社会人类学权威科恒（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ｏｈｅｎ，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关于“自我意识”形成过程的近著《自我意识》（１９９４）。
与自利性和“社会－个体”交互作用密切联系着的，是晚近围绕“新进化论”争论所开展的诸多研究。其中，包括坚持传统演化论最力者，牛津大学第一位“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讲座教授理察德·道金（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ａｗｋｉｎ，ＴｈｅＳｅｌｆｉｓｈＧｅｎｅ的作者），其在１９９５年的著作中，有力反驳了“新进化论”者主张的革命和无限创新等观点；其它代表作有１９８６年的《目盲的钟表匠：为什么进化论事实向我们揭示出一个没有设计的宇宙》，１９９６年的新著《攀登“不可能峰”》。此外，还包括演进博弈论的始作俑者史密斯（ＪｏｈｎＭａｙｎａｒｄＳｍｉｔｈ，苏塞科斯大学荣休生物学教授），提出“演进均衡”的博弈概念，开展出一门正方兴未艾的“演进博弈论”新学科，其近著有《进化过程中的重大转折》。最后是所谓“英国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大卫·多尔士（ＤａｖｉｄＤｅｕｔｓｃｈ，量子计算机理论创始人之一）今年发表的著作《编织现实的经纬：关于平行宇宙的科学———及其意义》，以及“复杂系统”研究的权威之一，皮尔·巴克（ＰｅｒＢａｋ），其贡献的新著《大自然怎样工作：关于自组织临界性的科学》。
我在１９９５和１９９６年《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两篇长文里讨论了当代社会科学面临的关于“理性”的困境。在我看来，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很接近哈贝玛斯的社会交往以及“交往伦理”的思路。不过，这相当于一个多次博弈，其中每一个博弈者具有私人的知识传统，并根据这一“个人知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波兰尼Ｍ．Ｐｏｌａｎｙｉ的概念）”的传统来阐释其他博弈者的行为。如果基本权利的界定是清晰的话，这个多次博弈应当存在纳什均衡，但纳什均衡的集合，在这些假设下通常会包含许多甚至无穷多的点；这些均衡点不会因为引进更精细的均衡概念（例如“完备均衡”）而减少许多，因为，它们的存在是与社会分工及各项知识的分立状态联系着的。对此，我们必须讨论“知识的互补性”（汪丁丁，１９９７ｂ），从而可以把可能的均衡点从本质上加以限制。从知识传统的角度对均衡点的数量加以限制，这需要引进所谓“历史性”。引进这种历史性的方法之一，是让每一个博弈者把过去实现了的均衡，以及其他博弈者对这些历史均衡点的阐释，以矩阵方式排列出来，这个矩阵相当于博弈者的知识传统。据此，下一博弈的策略（基于对其他博弈者的行为的预期）得以制定出来。显然，这只不过是以博弈论的语言把哈贝玛斯的思路再解释一遍罢了。但是，这种再解释，使得我们马上注意到“多均衡”的可能性（在哈贝玛斯的理论里，“多均衡”是通过所谓“反思性交往，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来消除的）。
经济学理性主义发展到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这里，我们看到的理性行为已经不单纯是个人效用的极大化行为了。因为，一次博弈的均衡可以使所有的博弈者都不满意（例如所谓“囚徒悖论”）。我们不能再基于上述的工具主义立场，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都“似乎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有人使用“个体理性”和“集体非理性”来描述这种情况。不过我不太愿意使用“集体非理性”或者“集体理性”这类语词，那意味着存在所谓“集体的理性”（这在我看来没有定义）。不论如何，博弈的结局（例如某种社会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