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出的最重大的问题莫过於社会公正问题。奇怪的是，对於如此重大的问题，一向却很少见到有人专门讨论，特别是在经济学界。在大多数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章著述中，连社会公正这个概念都很少有人提及，好象那根本不算什么问题，要么就是认为这个问题与经济学没什么关系。国内的<东方>杂志曾连续登出卞悟先生的四论公正至上的长文，精彩透辟，切中时弊，据说在一般读者群中反应很强，但在经济学界却没见到有多少呼应。这看来不仅仅是言论禁忌的缘故，因为在言论自由的海外，经济学家们也很少触及这个问题。异议人士(国内的和海外的)近些年来比较强调社会公正。也有一些有自由派之称的知识分子提出不同看法，在李泽厚与刘再复提出的中国发展四程序中，社会公平被置於第三位。由於李、刘二人对他们的主张没有给出多少说明和论证，所以令批评者难以着手展开深入的讨论。不过从他们主张社会公平应当缓议缓行这一点来看，那反映了一种较为普遍的似是而非的模糊观念，故而值得注意。我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向何处去>与<评邓>等文章中曾经用了不少篇幅讨论社会公正问题。这里，我打算再对此作一专门论述，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充分重视。 
     让我们先从绵阳工潮说起。 
     1.谁有权解雇工人? 
    最近，四川省绵阳市数万工人，因所在企业突然宣布破产而失去工作，生活陷入困境，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种事或许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据悉，中国共产党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今年六月初国务院关於妥善安排企业下岗职工的会议上承认，全国已有一千三百多万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待业，每天都有下岗职工集体请愿，包围地方党委的事件。 
    对於国营企业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有些人——尤其是一些为当局推行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人——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国营企业亏损严重，不改不行，改革方法之一就是裁员或宣布破产，由此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实属难免，这本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若因此便向厂方、向政府施加压力，那就有无理取闹之嫌了。他们奇怪:为什么同是被解雇，合资企业、私人企业的失业者通常都很少找厂方纠缠，唯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者却要和领导争闹不休?有人干脆说，这些“国家职工”实在是让“大锅饭”和“铁饭碗”给惯坏了，简直成了“工人贵族”。不过这种批评很难令人信服。所谓“斯米克现象”就是一个反例。上海一家生产“斯米克”牌羊毛衫的国营企业，效益极低，有台商前往洽谈合资事宜，员工中风传台商可能裁员，於是大家干活都格外努力，效率倍增；後合资未成，台商离去，该厂的生产效率顿时降回原样。这再次证明了“桔生於淮南则为桔，生於淮北则为枳”的老道理。还需进一步分析的是，为什么同样的一批工人，当企业是或变成是合资企业或私有企业时，他们可以比较坦然地接受被解雇的命运，哪怕失业後领取的救济金更少；但是当企业仍属国营性质时，如果要解雇他们，甚至仅仅是降低工资削 
    减福利，工人们却不肯善罢甘休，要向厂方或政府抗议?其实，工人们做的全对。道理很简单，如果企业是合资是私有，你是雇主，我是雇员，雇主当然有权解雇雇员；然而，如果企业是国有，你厂长和我工人同样都是企业的主人——或者同样都不是主人，那么，我工人凭什么就该被你解雇?你厂长凭什么就有权力解雇我?有的工人说得好:“厂子又不是你家开的!”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好比两人合伙做生意，为了工作之便，张三负责管理，李四做具体工作，如果两人投入的资金相等，干活也同样卖力，那么，不管生意遇到多大困难，张三和李四只能同舟共济，张三绝对无权炒李四的鱿鱼。国有企业等於是全体职工干部合伙做的一个生意，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等於是全体国民合伙做的一个生意，在其中，厂长和工人，政府首脑和普通百姓，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分工的区别，只要工人或百姓没犯错，厂长或总理就无权扣他们的工钱，让他们失业。这层道理如此显明，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论证吗? 
     2.“六军不发无奈何” 
     我们完全赞成，中国的经济必须改革。另外,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虽然改革的目的在於增进全社会的利益，但是在改革过程中，难免有部分人的利益会受到暂时的损失。换言之，我们不得不为改革付代价。这不是改革的错。认为改革会带来社会代价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代价不是来自改革，而是来自旧体制长期积累的欠债。这笔欠债是非偿付不可的，问题是，谁来付债?或者更准确地说，首先应该由谁来付债? 
     昔日安史之乱，叛军攻陷长安，唐玄宗在士兵保护下仓皇西逃。到了马嵬坡一地，士兵举行集体抗议，要求除掉杨国忠、杨玉环兄妹以谢天下。照理说，除不除掉杨氏兄妹对战局并无影响。要击败叛军，收复失地，还必须靠士兵们一刀一枪，浴血奋战。士兵们绝不是舍不得打仗，但是，滔天大祸既然是你杨氏兄妹造成的，你们至今还高坐台上，却要我们当兵的去流血牺牲，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六军不发无奈何”，到头来，风流天子唐玄宗也不得不同意除掉杨氏兄妹，这样，士兵们方肯一战。那以後，玄宗的威信尽失，皇位也坐不稳了，不久後就传位给了儿子。 
    这是古代中国的例子。再讲一个现代西方的例子。二战结束之初，战败的德国经济相当衰败。驻西德的盟军当局一度实行管制政策(包括管制物价)。西德的艾哈德政府则深信，唯有大刀阔斧地采用自由主义政策才可能促进经济的复苏与繁荣。这首先就需要开放物价，但是开放物价又很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波动，它会使得许多民众的利益受到暂时的损失。盟军当局对应否采用此一措施疑虑重重。基於对形势的深刻洞察，艾哈德政府毅然决定在一天之内开放物价，结果并未引起什么波动，西德民众默默地承受了这一改革所带来的暂时困难。这是因为，西德民众不仅充分理解开放物价的意义，明白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眼下的困难完全是当年希特勒政府作孽留下的遗产，艾哈德政府对此没有责任。纳粹政府既然已经灰飞烟灭，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对於它留下的种种恶果，大家除了咬紧牙关努力克服之外，还能怎么样呢?旧政府的垮台，了结了一大笔历史烂账。新政府没有义务去支付这笔算不清、赔不尽的糊涂账。所以人民不会去反对新政府，向新政府施加压力。好比一家银行破了产，老板自杀，新老板重打锣鼓另开张，原来的老客户们虽说倒了大霉，吃了大亏，他们总不会把气撒在新老板头? 稀?nbsp;
    3.关於“道德资本” 
    今日中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旧体制分明是共产党一手搞起来的，因此，改革旧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