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假定的﹙以及许多其它的﹚经济术语。为什幺﹖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跟着变。运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脱离了观念和制度。在发达国家，观念和制度或是被合理化，达到了给予经济发展以动力的程度，或是进行快而稳的调整，这个假设在不发达国家并不成立。我们是亚洲国家之一，在这里可以先考察一下其它亚洲国家的历史及现状，有助于我们认清自己的问题。
所有亚洲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社会的不平等原则。在 19 世纪以前，不平等原则主要是由出生所造成的不平等，人们因出生而简单地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中。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殖民者的到来，导致了一个新的阶级──小企业家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受过教育的新贵们──的形成，为原来的不平等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受过教育的统治精英们在亚洲 20 世纪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后用暴力对亚洲社会权力结构进行破坏的社会革命中，少数精英成了号召者与组织者，而亚洲的群众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必需的能力参与现代的政治活动。以前的社会不平等原则依旧沿袭下来，阶级等级观念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这些国家的人民绝大部分仍然将自己视为传统政体下的“臣民”而不是新的民主国家中的“公民”。那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仪式如选举等，只能变成使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化的工具。正如一些对亚洲各国选举制进行过深刻研究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被看作民主统治必不可少的公众选举，在实际上也常常意味着以向参加者行贿的方式来对政治过程进行操纵。亚洲的人民在选举仪式上仅仅是一些观赏节目的旁观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将选举时期当作可以通过出卖选票的交易而为个人争得一些小额收入的时期。选举过程没有真实的选择，这样的选举也不会导致较大的社会或政治的变化。在形成独立精神方面非常重要的民间结社活动，也通常处于国家控制或管制之下，任何一种社团﹙包括学术团体﹚在成立以前都必须通过政府有关机构审批，而且任何社团都不准参加政治活动。普通人民都将政府看作是行动指南，习惯于社会条件的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命令等级制，因此如果新的军事或政府精英们获得比其它人更多的“自由”或“特权”，这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一般而言，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总是强调自己国情特殊，借口自由﹑民主﹑人权等只是西方文明和历史经验的特殊产物，而放弃政治民主制，只是坚持以物质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认为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高于一切──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对这些国家的生存来说确实是基础性的，但却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和更严重的不平等，所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都通过权力市场化而流入了少数特权者的口袋里，发展中国家元首的财产不断增加，中小腐败者搜刮财产比比皆是。而广大人民却被排斥在分配财富的过程之外。在资源的有限性与条件的不平等性状况下进行的现代化与工业
化，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社会问题，反而使饥饿、贫困、暴力和下层人民生活悲惨的问题更为突出。人口大量过剩、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的对立与冲突、源于制度结构的社会性腐败、社会不公正、技术转移和发展的高成本问题，技术官僚的出现及政府机构的膨胀等，构成了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酷制约的「命运环境」。以腐败闻名于世界的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曾根据切身体会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了深刻的剖析：「看起来存在着个人的而不是全民的进步。每一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拥有自己的策略，但是不存在为了全民生存的策略。」 ( １ ) 由于现代化社会的民众都很清楚他们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命中注定的东西，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不仅削弱了社会的的内聚力，而且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不发达国家虽然经多年经济发展，许多国家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稳定的目标也未能实现，一直处于动荡混乱之中，单纯的物质上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政治基础，最终威胁了政治精英们自己，马科斯与苏哈托的下台只是其中两例而已。从去年以来亚洲社会不断发生的动乱表明：纯洁「亚洲价值观」的时候到了，必须改变放弃政治及社会改革的现代化思路。
中国的问题与亚洲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在中国，脱离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来侈谈经济问题，就有点象编织皇帝的新衣一样，在制作伪理论，从而永远使经济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从来就只有问题，而没有所谓“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往往相当复杂，经济理论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这些不发达国家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西方的经济分析方法，其理论和模型是把非经济因素排除在外的，如将其用之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便导致对现实概念的严重扭曲。
由五个三中全会文件赋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继续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线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其起源来看，就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在改革中牵动国家每一根神经的资源分配，其实完全是市场前权力分配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产生于经济行为，而产生于政府行为。仅这两点，就可以说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要考察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否则得出来的结论可以说对中国的公众，尤其是弱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嘲讽。但我们却将它看作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但其实观诸世界各国，所谓现代化道路，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仅仅只是通过“经济改革”而成功到达目的地﹖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中国经济改革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其根源都深植于非经济领域。近年来呈日益蔓延之势的贪污腐败行为一方面表明，现存制度确实存在严重缺陷。另一方面还向我们发出警示﹕配置资源﹑动力﹑信息的制度安排必须加以根本性的转变﹔没有这些变化，经济活动将日益丧失效率和生产力，收益将归属于各类寻租者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这种舍弃中国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只谈经济改革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种“夹生饭改革”。这种“夹生饭改革”或能收效于一时，但它所积累下来的问题，最后必将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使社会承担改革代价，拉美国家与东南亚诸国的金融危机，其深层根源其实就是社会发展失衡。而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自上而下地进行了 20 年，其实也就是将财产所有权的变革完成了一半。说是一半，是因为现在的私有财产还不受宪法保护，还有个为市场经济立宪的大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两方面，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然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比较乐于接受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而不太喜欢听取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将制度原因归咎于官员个人素质更是普遍的遁辞。在我国还存在一种惯常的作法，即将次要问题升级为根本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如自从十五大以来，部分人认为可以通过扩展私人部门﹙即私有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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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亚洲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社会的不平等原则。在 19 世纪以前，不平等原则主要是由出生所造成的不平等，人们因出生而简单地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中。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殖民者的到来，导致了一个新的阶级──小企业家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受过教育的新贵们──的形成，为原来的不平等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受过教育的统治精英们在亚洲 20 世纪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后用暴力对亚洲社会权力结构进行破坏的社会革命中，少数精英成了号召者与组织者，而亚洲的群众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必需的能力参与现代的政治活动。以前的社会不平等原则依旧沿袭下来，阶级等级观念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这些国家的人民绝大部分仍然将自己视为传统政体下的“臣民”而不是新的民主国家中的“公民”。那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仪式如选举等，只能变成使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化的工具。正如一些对亚洲各国选举制进行过深刻研究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被看作民主统治必不可少的公众选举，在实际上也常常意味着以向参加者行贿的方式来对政治过程进行操纵。亚洲的人民在选举仪式上仅仅是一些观赏节目的旁观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将选举时期当作可以通过出卖选票的交易而为个人争得一些小额收入的时期。选举过程没有真实的选择，这样的选举也不会导致较大的社会或政治的变化。在形成独立精神方面非常重要的民间结社活动，也通常处于国家控制或管制之下，任何一种社团﹙包括学术团体﹚在成立以前都必须通过政府有关机构审批，而且任何社团都不准参加政治活动。普通人民都将政府看作是行动指南，习惯于社会条件的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命令等级制，因此如果新的军事或政府精英们获得比其它人更多的“自由”或“特权”，这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一般而言，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总是强调自己国情特殊，借口自由﹑民主﹑人权等只是西方文明和历史经验的特殊产物，而放弃政治民主制，只是坚持以物质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认为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高于一切──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对这些国家的生存来说确实是基础性的，但却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和更严重的不平等，所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都通过权力市场化而流入了少数特权者的口袋里，发展中国家元首的财产不断增加，中小腐败者搜刮财产比比皆是。而广大人民却被排斥在分配财富的过程之外。在资源的有限性与条件的不平等性状况下进行的现代化与工业
化，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社会问题，反而使饥饿、贫困、暴力和下层人民生活悲惨的问题更为突出。人口大量过剩、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的对立与冲突、源于制度结构的社会性腐败、社会不公正、技术转移和发展的高成本问题，技术官僚的出现及政府机构的膨胀等，构成了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酷制约的「命运环境」。以腐败闻名于世界的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曾根据切身体会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了深刻的剖析：「看起来存在着个人的而不是全民的进步。每一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拥有自己的策略，但是不存在为了全民生存的策略。」 ( １ ) 由于现代化社会的民众都很清楚他们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命中注定的东西，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不仅削弱了社会的的内聚力，而且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不发达国家虽然经多年经济发展，许多国家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稳定的目标也未能实现，一直处于动荡混乱之中，单纯的物质上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政治基础，最终威胁了政治精英们自己，马科斯与苏哈托的下台只是其中两例而已。从去年以来亚洲社会不断发生的动乱表明：纯洁「亚洲价值观」的时候到了，必须改变放弃政治及社会改革的现代化思路。
中国的问题与亚洲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在中国，脱离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来侈谈经济问题，就有点象编织皇帝的新衣一样，在制作伪理论，从而永远使经济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从来就只有问题，而没有所谓“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往往相当复杂，经济理论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这些不发达国家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西方的经济分析方法，其理论和模型是把非经济因素排除在外的，如将其用之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便导致对现实概念的严重扭曲。
由五个三中全会文件赋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继续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线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其起源来看，就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在改革中牵动国家每一根神经的资源分配，其实完全是市场前权力分配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产生于经济行为，而产生于政府行为。仅这两点，就可以说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要考察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否则得出来的结论可以说对中国的公众，尤其是弱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嘲讽。但我们却将它看作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但其实观诸世界各国，所谓现代化道路，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仅仅只是通过“经济改革”而成功到达目的地﹖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中国经济改革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其根源都深植于非经济领域。近年来呈日益蔓延之势的贪污腐败行为一方面表明，现存制度确实存在严重缺陷。另一方面还向我们发出警示﹕配置资源﹑动力﹑信息的制度安排必须加以根本性的转变﹔没有这些变化，经济活动将日益丧失效率和生产力，收益将归属于各类寻租者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这种舍弃中国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只谈经济改革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种“夹生饭改革”。这种“夹生饭改革”或能收效于一时，但它所积累下来的问题，最后必将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使社会承担改革代价，拉美国家与东南亚诸国的金融危机，其深层根源其实就是社会发展失衡。而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自上而下地进行了 20 年，其实也就是将财产所有权的变革完成了一半。说是一半，是因为现在的私有财产还不受宪法保护，还有个为市场经济立宪的大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两方面，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然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比较乐于接受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而不太喜欢听取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将制度原因归咎于官员个人素质更是普遍的遁辞。在我国还存在一种惯常的作法，即将次要问题升级为根本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如自从十五大以来，部分人认为可以通过扩展私人部门﹙即私有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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