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之间存在的断裂带。近几年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金融状况恶化之外，还在于我国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不合理首先表现为巨大的产能过剩。到 1997 年底，全国累计库存大约 3 万亿元，其中 1 。 3 万亿元属于非正常库存。在家电﹑机械加工行业，设备闲置率达 50% 。各种迹象表明，这种过剩完全是行政权力继续对资源配置所造成的恶果。据业内人士分析，这种过剩主要表现是﹕一﹑落后失衡的产品结构﹔二﹑各产业部门自成体系，互相封锁，重复建设﹔三﹑小而分散的组织结构﹔四﹑趋同的地区经济结构。趋同不仅限于原来的传统工业，在正在兴起的摩托车工业﹑汽车工业﹑家用电器等行业内情况同样严重。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权力继续对资源进行配置。而各级官员之所以对配置资源保持如此之大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为了累积政绩，二是个人经济利益驱动。只要存在这两大利益驱动机制，只要制度允许或鼓励行政权力继续介入国家资源分配，我国的经济结构就无法达到合理状态。虽然我国已通过渐进改革，开始实行新的企业制度，但是企业制度功效的真正发挥还必须以完善的市场制度为条件，而我国市场制度的特点是产品市场较发达，资本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则很不规范，建立近十年之久的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完全是种“政策市”，成了投机活动过度滋生的场所，根本不能对多种经济信号进行有效反应，从而也就不能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这样一来，企业只能根据片面的﹑扭曲的市场信号作出生产经营决策，产生失误。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表现之二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大大滞后，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经受严峻考验。东南亚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推动模式过度膨胀的结果。中国由于汇率没有放开，躲过了这场灾难，但出口也深受考验。多年来，我国外贸出口产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至今劳动密集型﹑低文件粗加工产品仍占 7 成以上。一组数据显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出口增速明显放慢，只有 7 。 6% ，比一季度的 13 。 2% 减慢了近 6 个百分点。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由去年的 38% 降为现在的 25% 。当投资和出口都备受考验时，国内市场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回顾从 80 年代至今的国内消费热点变化，就会发现从总量上看，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虽然在今年上半年已经突破 5 万亿大关，但由于这部分金融资产的 40% 以上集中在 10% 的最高收入者手中，中等收入者的人均消费能力并不强。这部分人在 80 年代与 90 年代成功地跃过了百元级消费与千元级消费门坎之后﹙家用电器﹚，目前还缺乏万元级消费能力﹙购买住房﹚。在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还横亘着一条巨大的断裂带，这种断裂带的存在，是近几年用尽办法激活内需都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瓶颈”。更重要的是，我国作为一个拥有 9 亿农民的国度，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还不足全国市场的一半，据统计， 1997 年 1-7 月，在 15108 。 8 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消费零售额仅为 5830 。 4 亿元，所占有比例为 38 。 6% 。中国农村这一庞大的市场难以拓开的原因在于﹕商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民实际购买力不强﹑基础设施落后﹑流通组织不健全等等，而这些问题又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这一断裂带还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而加大。有人对农村市场进行调查之后得出结论，在大多数产品销售难的情况下，有些高文件﹑高品质产品却十分紧俏。这种情况说明，将农村作为低文件与劣质滞销产品的销售市场的观念尚须纠正。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这种巨大的断裂，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商品过剩是在社会分配不公﹑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下﹑消费层次不高，尚存 7000 万贫困人口的情况下的过剩，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收入型的相对过剩有着本质的不同。认识清楚这一点，对判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巨大断裂，使中国除了制定应付危机的短期策略之外，还必须考虑改革方略的改变。在一种经济体系中，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必须平衡。其理由如下﹕一﹑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到底是以相信货币资产最后能变成实物为基础的，一旦此信誉动摇则整个结构崩溃﹔二﹑一般说，虚拟财富在倒置的金融金字塔上究竟能维持在什幺特定水平上，有赖于它有多大能力从金字塔的下一层资产中取得的收入。也就是说，金融财富如同其它各种投机泡沫一样，必须不断增长以避免崩溃。拉鲁什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美国﹑德国﹑日本和其它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于政府并不迷信资本万能，而坚持实物资产必须管着金融体系，一旦迷信和放纵追求金融资产的增值，日本就迅速地跌落到长期的经济低靡不振中去。在《中国的复兴──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中，拉鲁什在比较中国和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在实物资产指针上的差距后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特征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构建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础之上”──事实上，我们的第一产业奠基于前工业化时代那种落后基础之上，第二产业的尖端部分也只是“组装”型──他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天真的人们以为漂亮的办公楼和宾馆构成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大部分是浪费，把可用于生产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宝贵资源耗费了，而这一切与中国境内外房地产市场及其它金融市场虚拟资本的增长密切相关。这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增长不平衡在短期内可能为经济表面上的繁荣所掩盖，但是当金融部门的‘纸上利润’超出实物产出的增长时，则金融危机就以‘智利奇迹’或‘墨西哥奇迹’的骤然终结方式表现出来。” 

　　上述种种危机征兆表示，我们确实已处于巨大的经济危机边缘。如果在别的国度，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早已爆发。但在中国，危机之所以处于潜伏状态，是因为存在如下诸种因素﹕ 

　　第一﹑中国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率几乎达 100% ﹔ 

　　第二﹑“中国老百姓老实，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当高”﹔ 

　　第三﹑金融行业没有对外开放，国内外资金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 

　　第一和第三两个条件将在中国“入关”之后逐步消失，而第二个条件正被某些人当作防范金融危机的坚实“防波堤”。应当承认，中国老百姓的素质确实是中国出现目前这种“稳定局面”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