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瓶颈”——国有企业改革
的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法则的不相容性
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功能严重混淆引起的，结果使国有企
业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经济法则不相容。不相客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的经理层所受到的约
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主管部门，这就导致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将主要精力花在经营
“领导”而不是经营企业上，从而使企业效益低下、大量腐败现象丛生；不相容的第二点在
于：国有企业缺乏资本运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现在的关系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
规则，并使我国金融系统祸根深种。
现在还需要讨论在所有者虚位的情况下，企业的运行机制和企业的外部环境有多大相容
性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中，针对“所有者虚位”所做的改革可谓是花样出尽：兼并、破产、股份制
改造、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企业集团化、企业托管……等等，但这一切近乎于纸上谈兵。在
所有的改革中，成功的只有一类企业：“嫁”给外资且外资又是能“话事”的最大股东的企
业。为什么会如此？看看这些企业，再看看民营企业，就不难明白，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的
游戏规则和国有企业大不一样。民营企业的游戏规则与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容的，而国有企业
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可以说，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
治系统功能严重混淆引起的：政治系统的主体是政府，经济系统的主体是企业和财团，二者
的功能混淆，其结果就是出现国有企业种种难以治愈的顽症。
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
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
为什么在国有企业改革间题上中国这些年来花佯出尽，却难收实效？就在于大家忽视了
一个基本事实：在四方那种股东主权的模式里，经理阶层的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
都是山外部股东来加以校正。而外部股东要发挥其作用，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率的、具有评定
公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功能的资本市场，还要通过一些其它的制度安排，如竞争性的、
买卖经理人员和工人的劳动服务的劳动市场。但在中国目前这种转轨时期，这两种市场都是
缺少的。正如在第一章 中所说的那样，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班子人员基
本上由原来的班子演化而来，或由政府任命。后来一些地区搞的所谓“国有资产委托经
营”，受委托人其实还是由政府按任命干部的方式挑选，并且基本上是委托给原来的经营班
子。这些由政府任命的各级厂长、经理们在企业内早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控制，除了上级主管
部门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当事人拥有决定或制约的权力，即便是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
也不能因为厂长、经理们经营表现不佳或有贪污读职等道德风险行为而将其解职。正因为如
此，对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来说，在现阶段“经营领导”（即维系好自己与上级部门的
关系）比“经营企业”更重要。
造成厂长、经理角色错位的根源在于体制。从理论上来说，作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
理，其职责应当是用自己的才学和胆识经营、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全心全意为职工谋利益，
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在这种体制下，面对现行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
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他们必须在“眼睛朝上”还是“眼睛朝下”之
间作出选择。如果选择“眼睛朝下”，将全部精力放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上，他们认为这只是
出于良心和责任感的驱使。因为企业搞好了，可能既得不到提拔，个人的待遇也不会有大的
改观。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往往一个企业搞好了，一些有背景的人就会觊觎这个位置，这时
候，明升晴降往往是将原厂长、经理调离的常用手段。发生在黑龙江省的轰动一时的中联商
厦总经理“刘云珍事件”和“世一堂”厂长“刘巍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两个事例。这两
位都是社会公认的能干企业家，但均因不善“经营领导”而被免职。选择“眼睛朝上”，苦
心经营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糟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位子照样坐，待遇照
样拿。即便把国有资产化为私人财富，只要上面有人保，也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面对自己
的前途、命运，许多厂长、经理们都很“明智”地将很大精力放到了“经营领导”，即经营
人际关系上。保位于、保既得利益、留出路、压问题、盼提拔等等，就是厂长经理们花大力
气经营人际关系的真正原因。在厂长、经理们还是“官员”、政企还未分开的利益机制牵引
下，“经营领导”和领导被“经营”，就成了中国国有企业所有顽症的根源。因为被“经
营”的领导往往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来选拔企业经营者，不幸的是企业的利益往往和官员
们的私人利益相背离，其结果就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失控”的“代理危机”，国有资产处于
不断流失之中。可以说，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解决“企业无上级”，即
企业经营者的产生机制问题，就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功。
企业经理层“经营”领导层是一种极为恶劣的腐败行为，其后果相当严重且令人切齿痛
恨。从现实来看，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贪污受贿。据统计，广州市1982年至1989年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污受贿案件，
76％都发生在国有企业；1992年至1994年，贪污受贿案中，发生在国有企业的占全部案件
的70％。
二是公款吃喝玩乐，据对大连、武汉、石家庄400多家高档娱乐场所进行的调查，有
60％的公款消费者来自国有企业，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赌博、嫖娼费用。湖北枣阳市是个
100多万人门的县级市，每年用于公务活动的公款招待费近2000万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
1/10。
三是随意安插亲信，将整个企业变成等同于私人企业的独立王国。有的企业领导大权独
揽，把国有企业当做自己的私人企业，大量安插自己的亲属、朋友，形成特殊的裙带利益集
团，如深圳海诚商贸公司总经理文石兴，安排在公司中的亲友达130多人，占公司总人数的
17％，其中担任中层干部的18人，占中层干部的31％。也正困其公司已家族化，所以他才
能在那里为所欲为，成功地卷逃巨额公款出国。曾闻名全国的“改革家”、“优秀企业
家”、“优秀厂长经理”、“劳动模范”，并发明了企业改革经验《马氏管理法》（即责任
价格控制法）的陕西内燃机配件一厂原厂长马宏业，是位人称“政治流氓、经济流氓、作风
流氓”的五毒俱全人物，在他担任该厂厂长期间，该厂暗无天日，债务累累，职工饱受欺
压，其办公室成了他玩弄女职工的淫窟。
四是搜刮国有资产，或以任职的国有企业养自己在外办的“暗厂”、“暗店”，致使
“庙穷方丈富”；或是如前所述在股份制改造和产权转让时，乱界定产权，低估国有资产，
使自己及亲友或有利益关系的人从中牟利；或是将自己及其一家的吃喝住用、交通通讯等一
切费用全由公家支付，等等。除了第一类之外，其余的腐败行为因属于“隐蔽”性质，在目
前很难受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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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功能严重混淆引起的，结果使国有企
业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经济法则不相容。不相客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的经理层所受到的约
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主管部门，这就导致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将主要精力花在经营
“领导”而不是经营企业上，从而使企业效益低下、大量腐败现象丛生；不相容的第二点在
于：国有企业缺乏资本运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现在的关系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
规则，并使我国金融系统祸根深种。
现在还需要讨论在所有者虚位的情况下，企业的运行机制和企业的外部环境有多大相容
性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中，针对“所有者虚位”所做的改革可谓是花样出尽：兼并、破产、股份制
改造、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企业集团化、企业托管……等等，但这一切近乎于纸上谈兵。在
所有的改革中，成功的只有一类企业：“嫁”给外资且外资又是能“话事”的最大股东的企
业。为什么会如此？看看这些企业，再看看民营企业，就不难明白，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的
游戏规则和国有企业大不一样。民营企业的游戏规则与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容的，而国有企业
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可以说，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
治系统功能严重混淆引起的：政治系统的主体是政府，经济系统的主体是企业和财团，二者
的功能混淆，其结果就是出现国有企业种种难以治愈的顽症。
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
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
为什么在国有企业改革间题上中国这些年来花佯出尽，却难收实效？就在于大家忽视了
一个基本事实：在四方那种股东主权的模式里，经理阶层的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
都是山外部股东来加以校正。而外部股东要发挥其作用，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率的、具有评定
公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功能的资本市场，还要通过一些其它的制度安排，如竞争性的、
买卖经理人员和工人的劳动服务的劳动市场。但在中国目前这种转轨时期，这两种市场都是
缺少的。正如在第一章 中所说的那样，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班子人员基
本上由原来的班子演化而来，或由政府任命。后来一些地区搞的所谓“国有资产委托经
营”，受委托人其实还是由政府按任命干部的方式挑选，并且基本上是委托给原来的经营班
子。这些由政府任命的各级厂长、经理们在企业内早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控制，除了上级主管
部门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当事人拥有决定或制约的权力，即便是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
也不能因为厂长、经理们经营表现不佳或有贪污读职等道德风险行为而将其解职。正因为如
此，对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来说，在现阶段“经营领导”（即维系好自己与上级部门的
关系）比“经营企业”更重要。
造成厂长、经理角色错位的根源在于体制。从理论上来说，作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
理，其职责应当是用自己的才学和胆识经营、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全心全意为职工谋利益，
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在这种体制下，面对现行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
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他们必须在“眼睛朝上”还是“眼睛朝下”之
间作出选择。如果选择“眼睛朝下”，将全部精力放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上，他们认为这只是
出于良心和责任感的驱使。因为企业搞好了，可能既得不到提拔，个人的待遇也不会有大的
改观。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往往一个企业搞好了，一些有背景的人就会觊觎这个位置，这时
候，明升晴降往往是将原厂长、经理调离的常用手段。发生在黑龙江省的轰动一时的中联商
厦总经理“刘云珍事件”和“世一堂”厂长“刘巍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两个事例。这两
位都是社会公认的能干企业家，但均因不善“经营领导”而被免职。选择“眼睛朝上”，苦
心经营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糟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位子照样坐，待遇照
样拿。即便把国有资产化为私人财富，只要上面有人保，也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面对自己
的前途、命运，许多厂长、经理们都很“明智”地将很大精力放到了“经营领导”，即经营
人际关系上。保位于、保既得利益、留出路、压问题、盼提拔等等，就是厂长经理们花大力
气经营人际关系的真正原因。在厂长、经理们还是“官员”、政企还未分开的利益机制牵引
下，“经营领导”和领导被“经营”，就成了中国国有企业所有顽症的根源。因为被“经
营”的领导往往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来选拔企业经营者，不幸的是企业的利益往往和官员
们的私人利益相背离，其结果就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失控”的“代理危机”，国有资产处于
不断流失之中。可以说，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解决“企业无上级”，即
企业经营者的产生机制问题，就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功。
企业经理层“经营”领导层是一种极为恶劣的腐败行为，其后果相当严重且令人切齿痛
恨。从现实来看，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贪污受贿。据统计，广州市1982年至1989年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污受贿案件，
76％都发生在国有企业；1992年至1994年，贪污受贿案中，发生在国有企业的占全部案件
的70％。
二是公款吃喝玩乐，据对大连、武汉、石家庄400多家高档娱乐场所进行的调查，有
60％的公款消费者来自国有企业，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赌博、嫖娼费用。湖北枣阳市是个
100多万人门的县级市，每年用于公务活动的公款招待费近2000万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
1/10。
三是随意安插亲信，将整个企业变成等同于私人企业的独立王国。有的企业领导大权独
揽，把国有企业当做自己的私人企业，大量安插自己的亲属、朋友，形成特殊的裙带利益集
团，如深圳海诚商贸公司总经理文石兴，安排在公司中的亲友达130多人，占公司总人数的
17％，其中担任中层干部的18人，占中层干部的31％。也正困其公司已家族化，所以他才
能在那里为所欲为，成功地卷逃巨额公款出国。曾闻名全国的“改革家”、“优秀企业
家”、“优秀厂长经理”、“劳动模范”，并发明了企业改革经验《马氏管理法》（即责任
价格控制法）的陕西内燃机配件一厂原厂长马宏业，是位人称“政治流氓、经济流氓、作风
流氓”的五毒俱全人物，在他担任该厂厂长期间，该厂暗无天日，债务累累，职工饱受欺
压，其办公室成了他玩弄女职工的淫窟。
四是搜刮国有资产，或以任职的国有企业养自己在外办的“暗厂”、“暗店”，致使
“庙穷方丈富”；或是如前所述在股份制改造和产权转让时，乱界定产权，低估国有资产，
使自己及亲友或有利益关系的人从中牟利；或是将自己及其一家的吃喝住用、交通通讯等一
切费用全由公家支付，等等。除了第一类之外，其余的腐败行为因属于“隐蔽”性质，在目
前很难受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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