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瓶颈”——国有企业改革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三项贷款占总贷款比重(逾期贷款、呆账贷款、呆滞贷款)
50％
60％
70％
贷款回流率（收回贷款与发放贷款之比
73％
信贷资金周转率
0.82次
0.75次
0.53次
这种银行和企业机制的悻论反应，导致银行的严重亏损。欠债还钱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
法则，但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根本不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日积月累，不但使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还给中国金融系统深种祸根。据公布的有关资料，我国
银行的自有资产仅占全部资产的7．02％左右，负债率高达90％以上。而到了1996年底，
银行的自有资产已下降到3％左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份统计表明，到1995年底，中国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约占5万多亿银行贷款的60％。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债务因果链：国有企
业欠银行，银行欠存款人（主要是个人储蓄者）。有人主张将银行债务变成股权，这个主意
之糟糕，就在于设计者没有想到这一提议无异于饮鸩止渴。企业因债务负担过重导致生产经
营困难甚至影响生存，这仅仅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受高债率困扰的企业，其发生困难的根子
往往不是债务本身，而是投入的产出率大低；不是被银行抽走的利润大多，而是自身产生的
利润太少。有材料显示，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己下降到3％以下，大大低于银行
贷款利率。1996年上半年，国家计委对上海6匕京等八省市25s6家企业亏损原因的调查显
示，造成企业亏损的宏观管理因素占9．2％，政策性因素为9．09％，而企业自身经营管理
因素则占81．7％。对这种效益低下、盈利能力太差的企业，用非经济手段实行“债权改股
权”，从实质上讲，只不过是企业以出让一部分并无实际价值的“产权”为手段，将银行利
润亦即另一部分国有资产的应有收益作为“暗贴”据为已有。这样虽可暂时缓解企业的资金
困难，却并不能促使企业为提高资金回报率而做相应的努力，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说它
是“饮鸩止渴”，是因为银行在行政干预下，被迫将每年可带来一定收益的债权变成得不到
保障的“股权”以后，只会使银行泥足深陷，最终结果是使银行在目前这种微盈实亏的状态
下走向危机深渊，导致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股份制改造”结果不理想的原因，就在于对
经营者行为和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校正机制，这一点已经在第一章 中详细谈到过，“债权改
股权”最后面临的也将是同样的问题。
总之，自1994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其客观因素是社会环境发
生了变化，如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汇率并轨斤（率提高、社会保障、利税转轨等一系列改革
措施集中在一起，一时让企业难以消化，但这些困难从根本上来说，是旧体制多年积蓄的矛
盾所致，总根源应该是政府职能转换与政府改革问题。随着改革的日渐深入，企业和政府已
经处于两种不同的体制之中：企业早已在市场机制中运转，而政府管理企业却基本延续了计
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管理原则和框架，仍然置身市场之外。而10多年改革的经验证明，中国
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政府是关键。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从
字面上来看是个经济问题，但从根子上说是个政治问题。如果只将国有企业改革当做一个纯
粹的经济问题来看，根本无法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十步能不能走
完，实际上全看政府改革能不能完成。经济改革已搞了1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也应提上日
程来。前一阶段“避开体制内矛盾，在体制外搞示范”的改革思路，已经充分发挥了其瓦解
传统体制的作用，但体制内的矛盾最终还是不能回避。就日前情况来看，政府不改革，政企
分开就是句空话，国有企业改革也根本找不到出路。
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相关性问题
主要讨论企业如何才能偿还职工的历史债务。现在大家均寄望子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但就是没有想到一条：社会保险体制改革要成功，不仅取决于有多少人参加了社会保险，还
要取决于我国的社会保险有多少积累。本节还举例说明了社会保险的“深圳模式”为什么能
成功的几个具体原因，指出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企业效益低下、失业人口日渐增多
的情况下，将为企业解除负担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上，实际上将会是“远水
不解近渴”。
正如作者在前文所述，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除了经济问题之外，还有几个社会问题一直
处于被回避状态，其中之一就是企业对职工的历史债务问题。
中国工人为什么一直对“铁饭碗”比较留恋？原因很简单，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初，
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
大量过剩劳动力。所以只对少数有才能的人来说，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才限制了他们的择业
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能从国家那里获
得医疗保健、幼儿教育、住房、娱乐设施、退休待遇等一切福利，而国有企业职工过去及现
在的工资显然并没包括医疗保健、住房基金和退休金等，只是基本生活费用。也就是说，国
有企业一旦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而且现
在国有企业要加大改革力度，就得裁汰冗员，但这样将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富余人
员一下推向社会，社会能不能承受？被裁减人员能不能承受？这些问题都是无法离开政治可
行性去讨论的问题。所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越到后来，改革的难度越大。即便是最坚定
的改革者，也必须不断地寻找加大改革力度和维持社会安定之间的平衡点。因为如果失去安
定的社会环境，任何改革的努力都有可能付诸东流。
正因为如此，前面讲的企业的“三座大山”之中的两座，即冗员和企业办社会问题决没
有可能在社会保险体制尚未建立或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获得解决。我国现在进行社会养老保险
体制改革，为什么看来有实施可能的几个模式，如广东模式、海南模式、深圳模式都不能作
为全国经验，就是因为这几个地方从全局上看，恰恰都不是国有企业的重地，国有企业在整
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像其它地方那样高，如广东的国有企业仅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三
分之一。更兼在长期的市场经济氛围中运作，这些地方的国有企业中的一部分已较能适应现
在的市场游戏规则，故此其改革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没法被东北、上海等国有企业集中之地所
仿效。即以广东而论，这个省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广州与韶关，在其它地方如南海、顺
德、中山、佛山等“四小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新兴企业非常活跃；更兼改革18年已经
为其累积了经济实力，因而这个省有能力调动全局力量进行高难度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海
南与深圳的情况也都是如此——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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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1995年
1996年
三项贷款占总贷款比重(逾期贷款、呆账贷款、呆滞贷款)
50％
60％
70％
贷款回流率（收回贷款与发放贷款之比
73％
信贷资金周转率
0.82次
0.75次
0.53次
这种银行和企业机制的悻论反应，导致银行的严重亏损。欠债还钱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
法则，但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根本不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日积月累，不但使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还给中国金融系统深种祸根。据公布的有关资料，我国
银行的自有资产仅占全部资产的7．02％左右，负债率高达90％以上。而到了1996年底，
银行的自有资产已下降到3％左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份统计表明，到1995年底，中国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约占5万多亿银行贷款的60％。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债务因果链：国有企
业欠银行，银行欠存款人（主要是个人储蓄者）。有人主张将银行债务变成股权，这个主意
之糟糕，就在于设计者没有想到这一提议无异于饮鸩止渴。企业因债务负担过重导致生产经
营困难甚至影响生存，这仅仅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受高债率困扰的企业，其发生困难的根子
往往不是债务本身，而是投入的产出率大低；不是被银行抽走的利润大多，而是自身产生的
利润太少。有材料显示，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己下降到3％以下，大大低于银行
贷款利率。1996年上半年，国家计委对上海6匕京等八省市25s6家企业亏损原因的调查显
示，造成企业亏损的宏观管理因素占9．2％，政策性因素为9．09％，而企业自身经营管理
因素则占81．7％。对这种效益低下、盈利能力太差的企业，用非经济手段实行“债权改股
权”，从实质上讲，只不过是企业以出让一部分并无实际价值的“产权”为手段，将银行利
润亦即另一部分国有资产的应有收益作为“暗贴”据为已有。这样虽可暂时缓解企业的资金
困难，却并不能促使企业为提高资金回报率而做相应的努力，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说它
是“饮鸩止渴”，是因为银行在行政干预下，被迫将每年可带来一定收益的债权变成得不到
保障的“股权”以后，只会使银行泥足深陷，最终结果是使银行在目前这种微盈实亏的状态
下走向危机深渊，导致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股份制改造”结果不理想的原因，就在于对
经营者行为和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校正机制，这一点已经在第一章 中详细谈到过，“债权改
股权”最后面临的也将是同样的问题。
总之，自1994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其客观因素是社会环境发
生了变化，如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汇率并轨斤（率提高、社会保障、利税转轨等一系列改革
措施集中在一起，一时让企业难以消化，但这些困难从根本上来说，是旧体制多年积蓄的矛
盾所致，总根源应该是政府职能转换与政府改革问题。随着改革的日渐深入，企业和政府已
经处于两种不同的体制之中：企业早已在市场机制中运转，而政府管理企业却基本延续了计
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管理原则和框架，仍然置身市场之外。而10多年改革的经验证明，中国
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政府是关键。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从
字面上来看是个经济问题，但从根子上说是个政治问题。如果只将国有企业改革当做一个纯
粹的经济问题来看，根本无法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十步能不能走
完，实际上全看政府改革能不能完成。经济改革已搞了1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也应提上日
程来。前一阶段“避开体制内矛盾，在体制外搞示范”的改革思路，已经充分发挥了其瓦解
传统体制的作用，但体制内的矛盾最终还是不能回避。就日前情况来看，政府不改革，政企
分开就是句空话，国有企业改革也根本找不到出路。
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相关性问题
主要讨论企业如何才能偿还职工的历史债务。现在大家均寄望子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但就是没有想到一条：社会保险体制改革要成功，不仅取决于有多少人参加了社会保险，还
要取决于我国的社会保险有多少积累。本节还举例说明了社会保险的“深圳模式”为什么能
成功的几个具体原因，指出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企业效益低下、失业人口日渐增多
的情况下，将为企业解除负担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上，实际上将会是“远水
不解近渴”。
正如作者在前文所述，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除了经济问题之外，还有几个社会问题一直
处于被回避状态，其中之一就是企业对职工的历史债务问题。
中国工人为什么一直对“铁饭碗”比较留恋？原因很简单，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初，
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
大量过剩劳动力。所以只对少数有才能的人来说，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才限制了他们的择业
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能从国家那里获
得医疗保健、幼儿教育、住房、娱乐设施、退休待遇等一切福利，而国有企业职工过去及现
在的工资显然并没包括医疗保健、住房基金和退休金等，只是基本生活费用。也就是说，国
有企业一旦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而且现
在国有企业要加大改革力度，就得裁汰冗员，但这样将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富余人
员一下推向社会，社会能不能承受？被裁减人员能不能承受？这些问题都是无法离开政治可
行性去讨论的问题。所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越到后来，改革的难度越大。即便是最坚定
的改革者，也必须不断地寻找加大改革力度和维持社会安定之间的平衡点。因为如果失去安
定的社会环境，任何改革的努力都有可能付诸东流。
正因为如此，前面讲的企业的“三座大山”之中的两座，即冗员和企业办社会问题决没
有可能在社会保险体制尚未建立或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获得解决。我国现在进行社会养老保险
体制改革，为什么看来有实施可能的几个模式，如广东模式、海南模式、深圳模式都不能作
为全国经验，就是因为这几个地方从全局上看，恰恰都不是国有企业的重地，国有企业在整
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像其它地方那样高，如广东的国有企业仅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三
分之一。更兼在长期的市场经济氛围中运作，这些地方的国有企业中的一部分已较能适应现
在的市场游戏规则，故此其改革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没法被东北、上海等国有企业集中之地所
仿效。即以广东而论，这个省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广州与韶关，在其它地方如南海、顺
德、中山、佛山等“四小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新兴企业非常活跃；更兼改革18年已经
为其累积了经济实力，因而这个省有能力调动全局力量进行高难度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海
南与深圳的情况也都是如此——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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