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些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就可能是势所使然。即使上一届政府不愿作，下一届政府也或早或晚不得不做。如果改革中部分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稍有下降，就要由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如数加以补偿，那么改革就永远也不可能成功。
当一种体制替代另一种体制时，通常会发生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升，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地或绝对地下降。前者由此获得激励而热情支持这一变动，后者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果，可能不满，甚至会抵制制度变革。这种现象本来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问题，真正的社会经济变革是不可能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充分得利。制度转型过程中，民众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可以通过三种途经，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同时利用新旧两种机制、单纯依靠旧机制。现在，多数人已经懂得，第三种途径靠不住，而正在学着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如果政府逐渐撤除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民众就会越来越多地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结果，必然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如果所有失败者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足够补偿，而达到成功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实际上是被瓦解了。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的政治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也把制度变革的所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结果政府很难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摩擦或冲突中超脱出来，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集团间利益摩擦的仲裁者角色；相反，政府往往被深深地卷进这种利益集团间的摩擦，为了维持安定，只好运用公共资源对各利益集团轮番安抚。这样，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摩擦；本来可能只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却被转化成对双方对政府的不满。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时，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这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二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不正是这样的情况吗?
九、简短的结论
中国城市改革真正的困难在于，现行的体制把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维持旧的社会结构直接挂起钩来，导致中国进入一种双重两难困境。第一重两难困境是与改革相关的:维持着民众信心的现行双轨体制就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有部门改革的障碍，为了国民经济今后的顺利发展，必须对国有部门作进一步改革；可是，这样的改革却可能动摇城市民众对收入和职位的信心，进而造成需求不足、经济萧条。不改革不成，因改革而破坏民众的信心也不成。另一重两难困境是与宏观控制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有关的:为了继续吸引外资，需要国家银行不断扩张贷款投放，从而制造出不断膨胀、繁荣的城市消费市场；而银行系统经营恶化又需要收缩银根、清理不良贷款，如果真正实行起来，必然会导致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周转不灵、员工收入不保，再导致城市消费市场萧条、外商的投资信心受打击。这样的两难困境的架构实际上早就存在，积累至今，矛盾日益暴露、突出。
毫无疑问，制度转型中追求经济社会的稳定确实至关重要。但中国以往实现稳定的机制却可能导致未来的不稳定；如果过分地依靠维持旧的社会结构来追求当前的稳定，则今后的稳定和发展会越来越困难。显然，减少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补偿和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是改革的大势所趋，但又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要摆脱这个风险，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构，允许各社会集团之间沟通、协商，让政府从与各个利益集团越来越频繁的利益摩擦中解脱出来，站到一个有利于促成各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超然位置上去，使政府能够依靠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而不是少数社会成员的要求，促成社会的相对稳定、推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
2000年5月定稿
【注释】
[1] Jeffrey Kopstein.1996. "Weak Foundations Under East German Reconstruction."Transition 2:34-36；潘永明，“代价昂贵的德国东部经济转轨，”《中国改革报》1995年12月8日；马旭明，“德国统一五周年----无形之墙消除难，”《解放日报》1995年10月3日。
[2] Duetsches Institut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Research）. 1994. "Die Wirtschaftsliche Lage in Deutschland（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Germany）." DIW Wochenbericht（DIW Weekly Bulletin）43/94：724-733.
[3] Justin Burke.1996. "The Physical Wall Is Gone，But a Mental Wall Remains."
Transition 3: 5-8. 马旭明，出处同注[1]。
[4] 记者童岗的报道，“国民消费存在四大差别，缩小差别前景不容乐观”，《中国改革报》1995年11月24日。
[5] 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1995年全年和12月各省（区、市）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表”，《人民日报》1996年1月19日。
[6] 胡季、陈越、余斌，“199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1993年经济发展展望”。马洪、孙尚清主编，《经济白皮书1992—1993，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3年4月。
[7] 孙尚清，“前言”。出处同上。
[8] 胡季、陈越、余斌，出处同上。
[9] 乡镇企业的市场份额是指其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例，具体计算公式是：（乡办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和“村办工业分行业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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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体制替代另一种体制时，通常会发生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升，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地或绝对地下降。前者由此获得激励而热情支持这一变动，后者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果，可能不满，甚至会抵制制度变革。这种现象本来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问题，真正的社会经济变革是不可能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充分得利。制度转型过程中，民众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可以通过三种途经，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同时利用新旧两种机制、单纯依靠旧机制。现在，多数人已经懂得，第三种途径靠不住，而正在学着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如果政府逐渐撤除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民众就会越来越多地利用第一、第二种途径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结果，必然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如果所有失败者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足够补偿，而达到成功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实际上是被瓦解了。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的政治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也把制度变革的所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结果政府很难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摩擦或冲突中超脱出来，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集团间利益摩擦的仲裁者角色；相反，政府往往被深深地卷进这种利益集团间的摩擦，为了维持安定，只好运用公共资源对各利益集团轮番安抚。这样，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摩擦；本来可能只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却被转化成对双方对政府的不满。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时，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这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二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不正是这样的情况吗?
九、简短的结论
中国城市改革真正的困难在于，现行的体制把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维持旧的社会结构直接挂起钩来，导致中国进入一种双重两难困境。第一重两难困境是与改革相关的:维持着民众信心的现行双轨体制就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有部门改革的障碍，为了国民经济今后的顺利发展，必须对国有部门作进一步改革；可是，这样的改革却可能动摇城市民众对收入和职位的信心，进而造成需求不足、经济萧条。不改革不成，因改革而破坏民众的信心也不成。另一重两难困境是与宏观控制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有关的:为了继续吸引外资，需要国家银行不断扩张贷款投放，从而制造出不断膨胀、繁荣的城市消费市场；而银行系统经营恶化又需要收缩银根、清理不良贷款，如果真正实行起来，必然会导致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周转不灵、员工收入不保，再导致城市消费市场萧条、外商的投资信心受打击。这样的两难困境的架构实际上早就存在，积累至今，矛盾日益暴露、突出。
毫无疑问，制度转型中追求经济社会的稳定确实至关重要。但中国以往实现稳定的机制却可能导致未来的不稳定；如果过分地依靠维持旧的社会结构来追求当前的稳定，则今后的稳定和发展会越来越困难。显然，减少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补偿和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是改革的大势所趋，但又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要摆脱这个风险，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构，允许各社会集团之间沟通、协商，让政府从与各个利益集团越来越频繁的利益摩擦中解脱出来，站到一个有利于促成各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超然位置上去，使政府能够依靠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而不是少数社会成员的要求，促成社会的相对稳定、推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
2000年5月定稿
【注释】
[1] Jeffrey Kopstein.1996. "Weak Foundations Under East German Reconstruction."Transition 2:34-36；潘永明，“代价昂贵的德国东部经济转轨，”《中国改革报》1995年12月8日；马旭明，“德国统一五周年----无形之墙消除难，”《解放日报》1995年10月3日。
[2] Duetsches Institut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Research）. 1994. "Die Wirtschaftsliche Lage in Deutschland（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Germany）." DIW Wochenbericht（DIW Weekly Bulletin）43/94：724-733.
[3] Justin Burke.1996. "The Physical Wall Is Gone，But a Mental Wall Remains."
Transition 3: 5-8. 马旭明，出处同注[1]。
[4] 记者童岗的报道，“国民消费存在四大差别，缩小差别前景不容乐观”，《中国改革报》1995年11月24日。
[5] 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1995年全年和12月各省（区、市）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表”，《人民日报》1996年1月19日。
[6] 胡季、陈越、余斌，“199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1993年经济发展展望”。马洪、孙尚清主编，《经济白皮书1992—1993，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3年4月。
[7] 孙尚清，“前言”。出处同上。
[8] 胡季、陈越、余斌，出处同上。
[9] 乡镇企业的市场份额是指其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例，具体计算公式是：（乡办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产值+村办工业产值）。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和“村办工业分行业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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