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而九十年代的增长方式则变成了投资主导型。[7] 造成这次经济繁荣的投资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呢？八十年代中国的投资曾集中投向投资周期短、赢利快的轻工业，结果造成大批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过剩，九十年代的投资无法继续重复这条老路。可是，中国在九十年代遇到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就是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1992年全国县以上兴办的经济开发区从前一年的117个突然猛增到近两千个，全国建筑工程规模因而增长近50%。[8] “开发区热”带动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旺盛投资需求，构成了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兴办“开发区”是为了“筑巢引凤”、吸引外商来投资，是一种对外资踊入大陆的积极反应。如果没有外资的“中国热”，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开发区热”；而中国出现“开发区热”，又为外资的“中国热”加温。九十年代前半期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1991、1992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即相当于1985—1990年六年的总和，而1993、1994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是1991、1992两年投资额的四倍，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相当于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见表1），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以港台投资为主体。
表1.外商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额及其占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比重
年 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投资额
(亿美元） 16.6 18.7 23.1 31.9 33.9 34.9 43.7 110.1 257.6 337.7 378.0
在企事业机构投资中的比重
2.5 2.8 3.0 3.4 4.1 4.8 5.4 9.1 13.5 20.6 18.5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即“利用外资概况”表中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企事业机构总投资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扣除其中的“居民个人投资”得出的，在计算百分比时外商投资已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值。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短短几年内，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是中国大陆前所未遇的良机。这些外资再加上中国国内企业为兴建“开发区”投入的巨额投资和外商对中国的证券投资等，形成了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劳动力的庞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进而刺激了消费。外资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对需求的“引致效应”以外，还通过生产和出口直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重要贡献。从1993年开始，中国工业的增长中外商工业的贡献每年都占五分之一以上（见表2）。在外资的推动下，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经济终于走出谷底，重新进入了繁荣状态。应当承认，这一繁荣并不是改革攻坚战的成果，因为这一时期国有部门的改革收效不大，其经济效益也未见好转。但国有部门改革的迟延并未给外资的“中国热”降温，吸引港台商的是大陆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农村劳动力的低廉、城市的潜在购买力、人文语言环境的相似以及“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表2. 外商工业企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份|1986|1988|1989|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商工业的贡献（％）|5.1|6.0|13.6|14.8|13.3|21.9|26.7|27.2|23.7|38.4|43.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外商工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的定义是，在当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量里外商工业的比重。外商工业产值即《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中“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主要是外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计算工业产值增量时，用的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值。
九十年代中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市证券热”是上述经济繁荣的几个剪影，其中很大部分其实只是“泡沫经济”。由于对可能引进的外资数额盲目乐观，而不少国有房地产企业对自己虚掷浪费的投资又满不在乎，投入开发区及房地产的国内投资和项目大大超出了市场可能的需求，许多项目开工后不仅后续资金无着，而且将来有无客户也大成问题，许多开发公司因而被“套牢”。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不少淋漓尽致的剖析，笔者不在此赘述。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经济繁荣当中，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因应之道不同，得益的方法各异。乡镇企业的做法是抢占销售市场，而国有企业则乘机大幅度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1993年与1990年相比，在工业的二十三个部门中，乡镇企业靠原料便利或劳力廉价，在有可能竞争的金属非金属采矿业、食品饮料制造、纺织业、竹木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纸、普通化工、有机化学制品、电器制造业、仪表制造业等九个部门的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10到15个百分点[9]，而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则相应下降了这么多。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使乡镇企业能够以远远高于国有部门的速度增长。国有部门丢失了市场份额，必然会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得到补偿，它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国有工业全部产品1993年平均提价20%，而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的产品价格平均只上涨了5%；国有工业一向采用这种策略，甚至在经济萧条的1990、1991年，乡镇企业被迫降价销售时，国有工业也照样提价。（见表3）从1993年起，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为国有工业提供了大涨价的良机，在国有垄断部门中，冶金、电力、石油工业两年内产品出厂价分别上涨了约70%、90%和150%（见表4）。然而，在如此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国有工业的利润率竟然也不见提高，其销售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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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开发区”是为了“筑巢引凤”、吸引外商来投资，是一种对外资踊入大陆的积极反应。如果没有外资的“中国热”，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开发区热”；而中国出现“开发区热”，又为外资的“中国热”加温。九十年代前半期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1991、1992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即相当于1985—1990年六年的总和，而1993、1994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是1991、1992两年投资额的四倍，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相当于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见表1），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以港台投资为主体。
表1.外商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额及其占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比重
年 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投资额
(亿美元） 16.6 18.7 23.1 31.9 33.9 34.9 43.7 110.1 257.6 337.7 378.0
在企事业机构投资中的比重
2.5 2.8 3.0 3.4 4.1 4.8 5.4 9.1 13.5 20.6 18.5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即“利用外资概况”表中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企事业机构总投资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扣除其中的“居民个人投资”得出的，在计算百分比时外商投资已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值。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短短几年内，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是中国大陆前所未遇的良机。这些外资再加上中国国内企业为兴建“开发区”投入的巨额投资和外商对中国的证券投资等，形成了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劳动力的庞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进而刺激了消费。外资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对需求的“引致效应”以外，还通过生产和出口直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重要贡献。从1993年开始，中国工业的增长中外商工业的贡献每年都占五分之一以上（见表2）。在外资的推动下，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经济终于走出谷底，重新进入了繁荣状态。应当承认，这一繁荣并不是改革攻坚战的成果，因为这一时期国有部门的改革收效不大，其经济效益也未见好转。但国有部门改革的迟延并未给外资的“中国热”降温，吸引港台商的是大陆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农村劳动力的低廉、城市的潜在购买力、人文语言环境的相似以及“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表2. 外商工业企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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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1986|1988|1989|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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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工业的贡献（％）|5.1|6.0|13.6|14.8|13.3|21.9|26.7|27.2|23.7|38.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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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外商工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的定义是，在当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量里外商工业的比重。外商工业产值即《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中“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主要是外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计算工业产值增量时，用的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值。
九十年代中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市证券热”是上述经济繁荣的几个剪影，其中很大部分其实只是“泡沫经济”。由于对可能引进的外资数额盲目乐观，而不少国有房地产企业对自己虚掷浪费的投资又满不在乎，投入开发区及房地产的国内投资和项目大大超出了市场可能的需求，许多项目开工后不仅后续资金无着，而且将来有无客户也大成问题，许多开发公司因而被“套牢”。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不少淋漓尽致的剖析，笔者不在此赘述。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经济繁荣当中，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因应之道不同，得益的方法各异。乡镇企业的做法是抢占销售市场，而国有企业则乘机大幅度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1993年与1990年相比，在工业的二十三个部门中，乡镇企业靠原料便利或劳力廉价，在有可能竞争的金属非金属采矿业、食品饮料制造、纺织业、竹木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纸、普通化工、有机化学制品、电器制造业、仪表制造业等九个部门的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10到15个百分点[9]，而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则相应下降了这么多。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使乡镇企业能够以远远高于国有部门的速度增长。国有部门丢失了市场份额，必然会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得到补偿，它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国有工业全部产品1993年平均提价20%，而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的产品价格平均只上涨了5%；国有工业一向采用这种策略，甚至在经济萧条的1990、1991年，乡镇企业被迫降价销售时，国有工业也照样提价。（见表3）从1993年起，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为国有工业提供了大涨价的良机，在国有垄断部门中，冶金、电力、石油工业两年内产品出厂价分别上涨了约70%、90%和150%（见表4）。然而，在如此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国有工业的利润率竟然也不见提高，其销售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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