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而有利于吸引外资，还可借助外资带来的制度文化间接地促进市场化；而负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大大抑制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效率，同时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 
　　 既然中国城市从业人口的大多数仍然是国有部门员工，城市购买力就主要是靠国有部门支撑的。从城市家计调查中可以发现，直到1994年，城市居民收入中约85%仍然来自国有部门。[16] 假如随着国有部门市场份额的缩小，国有部门员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同步下降，那么，毫无疑问，城市购买力就会明显萎缩，城市消费品市场会步入萧条，城市社会将陷入不稳定之中。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当然会影响外商的投资预期。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亏损日益严重，而它雇佣的劳动力毫无减少，其员工的生活水准快速提高，并支撑着城市消费的繁荣，秘诀就在于“汲取效应”——通过汲取资源维持国有部门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进而维持经济社会目前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会出现制度性偏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国有部门员工反而能够享受较多的经济发展成果。 
　　 “汲取效应”还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迅速上升。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负债水平从24%迅速上升到75%，相应地，其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程晓农 1995）。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统计，1994年在12万个国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为75.1%，扣除企业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4000多亿元，则资产负债率为83.3%。[17] 企业向银行贷款、对银行负债，本是现代经济中的常见现象，如果企业贷款后能够通过投资增加企业的资产，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和企业的自有资产可以同时增加，使企业处于良好经营状态，资产负债率也不会上升。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反常地急速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量贷款没有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员工的工资福利，结果对银行的负债增长得非常快、但企业的资产则增加不多。这就是“汲取效应”这个宏观现象在企业财务这个微观层面的反映：国有部门中出现了一种难以扭转的趋势，即市场份额缩小、收入短拙、员工不减、工资福利还必须不断提高，于是以企业自己的经营收入就很难维持工资福利开支，企业必然要通过银行“汲取”金融资源才能应付。 
　　 这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实际上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常规状态不同。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是我借你贷、有借有还的单纯商业关系；而在中国，国有银行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成为国有企业从国民经济中“汲取”金融资源的“水泵”，在企业与银行间资金的流向常常是单向的，有“汲取”但没有“回流”。从这个角度观察，就能清楚地看出中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究竟难在何处——只要“汲取”现象继续存在，国有银行就不可能转型成商业银行，还得继续充当“汲取”资源的“水泵”。 
　　 
　　五、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是市场替代了计划、还是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 
　　 
　　 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变化是:指令性经济计划的消失和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如果简单地运用一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planned economy vs. market economy）”这样的“两分法（dichotomy）”，也许可以很快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体制现在已经是由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了。但是，计划经济消失以后，填补制度空白的一定是市场机制吗？在理想主义的改革设计蓝图上确实可以这样写。但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却并非如此，计划经济固然已经瓦解，但来自政府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更加“随意”化，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既与西欧的古典市场经济不同，也与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体制不同，它寄生攀附在中国大陆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营者、劳动者的工作努力，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约束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渗透能力。 
　　 在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关于改革的讨论中，政府把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狭义地定义为改革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和调整排斥私有经济的意识形态。久而久之，连很多严谨的学者也习惯成自然地接受了这种观念，以为只要在意识形态中给市场经济留下必要的位置，在经济活动中清除了价格的计划管制以及生产、流通、劳动力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等等，把更多的经济活动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基本成形了。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只是经济计划加意识形态而已，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体制下还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生成一种制度性文化。后两者是不可能用一道改革的行政命令取消的，它们完全可以在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失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并为转型过程深深地盖上自己的“烙印”。清除计划经济并不难，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社会基础则极为艰难，东欧俄国虽然也未完成这后一过程，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清理，而中国实际上则是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既承认原来的权力体系、又承认市场交换活动的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其一是，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的、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换一些名称，其潜在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其二是，一千多万的党政干部和两千多万的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他们的活动能量比改革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机构和干部所生存的环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下放，过去集权体制中自上而下的严格的纪律约束大大减少了，各个机构或个人获得了充分的活动空间。其次，各个机构和个人的行为目标也有很大改变，过去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以便有机会扩大机构的权力和级别、以及谋求个人的升迁，现在则是机构要努力“创收”、个人更是“一切向钱看”。第三，计划经济的瓦解使财政再也不可能象改革前那样垄断财源，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上级机关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为下级机构拨付足够的正常活动经费，更无法满足这些机构员工永无止境的提高工资福利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势中，机构和干部们的行为方式自然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是单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驯服工具 ”，可他们也不是真正受民众监督的公务员；他们不愿意放弃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可也不甘于经济地位上半点落后；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可同时他们也想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因为这是他们最“驾轻就熟”、最现成的机会；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大公无私”的公众利益的代表，但他们每个机构和多数个人又同时象商人一样，在执行公务时算计如何籍此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转型期独特的制度性文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