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战略的思考

融商品膨胀，从第三世界陷入债务危机到西方国家工人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逐渐制造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驾驭的全球化浪潮。这个浪潮的核心动力和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四万家企业在三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其中，一百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在各类全球化组织和协定的帮助下，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们迫使各主权国家争相为它们提供各种优惠和便利条件，最大限度地攫取着各国的资源和财富。

    但是，如此“造福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必然会走到尽头。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全球化进程的本质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而一些国家则已经到了被全球化进程吸尽榨干的地步。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各国、东南亚各国、非洲各国都是“有控制解体”过程的产物。连日本也被全球化所伤，八十年代中期美欧联手迫使日元升值，致使日本经济严重泡沫化，以致整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实际上处于大萧条中，目前还看不到隧道的尽头。纵虎伤人者必为虎伤。去年八月份，美国拥资仅22亿美元的长资基金濒临破产，涉及交易金额高达12,500亿美元，如果对长资基金进行破产清算，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可能全面崩溃，而美国长达八年的所谓“新经济”也将宣告结束。因此，美联储一反常态，违背它信守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出面组织注资抢救。

    抢救长资基金实际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破产和全球化进程的终结。在此前后，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反全球化的迹象。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前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站出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掌门人弗里德曼，主张实施资本管制；在欧洲、日本都出现了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音；1997年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遭到美国否决后，1998年日本藏相宫泽喜一撇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独宣布给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以300亿美元的援助；1998年8月，香港金管局干预股市，与国际金融炒家直接博杀，击退了后者的进攻；1998年9月1日，马来西亚正式宣布实施严厉的货币管制，而且此举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则标志着取代全球化的将是区域化。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人民币不贬值这一违反新自由主义教条的举动才博得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片赞许，甚至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于阻止金融风暴蔓延的作用。因此可以预料，如果中国趁势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话，美国很难找到站得住脚的理由去阻拦。

    在国内，对出口导向战略的调整也将为公众所认同。出口导向战略的问题早就为经济学界很多人所认识，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前，这些问题尚未显化，其严重性更是直至近来才逐渐展现出来。只要有可能讨论出口导向战略的利弊，则公众将很容易认同中央的决策，这正如人民币不贬值决策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公民支持一样。十分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99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国际大循环的王建，又提出了扩大内需，特别是加强对重工业投资的建议。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不贬值还为实行自主增长战略埋下了伏笔。由于不贬值，国内企业普遍感到了提高科技含量、调整产业结构的压力。只有通过这种深刻的外部压力迫使一部分企业淘汰，中国企业的升级换代才有希望。相反，如果人民币贬值，则企业依然可以靠廉价劳动力优势获取利润，从而固化落后。从这个意义上，人民币不贬值就象是市场竞争的一次锻打，只有通过这次锻打，中国经济才能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从被动的出口导向战略转向主动的自主增长战略，实现持久发展。

    邻人亡羊我补牢，中国才算是深刻地吸取了东南亚危机的教训。
    四、是否存在自主增长的可能性？

    平心而论，中国之所以选择了出口导向战略，不仅由于西方向我们推销这一战略，还由于我们在西方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覆盖全球的营销网络面前失去了自强自立的信心，看不到向这一体系挑战的可能性，因而被迫臣服，接受为西方国家打工的地位，听任西方国家的摆布。因此，如果的确没有任何可能替代出口导向战略的话，我们只能争取尽可能不象小龙、小虎那么快地被世界体系抛弃。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一目了然。对于中国来说，与其说不存在自主增长的可能性，不如说没有认真探索过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日益被区域化所替代的时期，在西方世界面临西西矛盾上升、南北矛盾加剧的时期，在一个超级军事大国被西方体系耍弄抛弃的时期，这种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了。

    回顾历史，美国、德国甚至包括法国，都是向十九世纪的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挑战，通过自主增长战略获得成功的实例。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往往是实现了自主增长的国家总是要迫使其他国家接受被动增长。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当美、德、法等大国开始与英国平起平坐时，这些国家就形成了新的世界体系，将世界其他各国都纳入殖民地体系之中。但由于运输及通讯等技术手段的限制，一不小心让日本逃出了被殖民的命运，在远东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此后的世界舞台主要由这些国家霸占，它们相互争夺殖民地，垄断世界市场，打起了一战、二战。二战以后，美国主导了新的世界体系，而且逐步把这一体系机制化，挑战这一体系的可能性的确小多了。五、六十年代原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政治独立，但经济上仍然无法摆脱这一体系的控制，逐渐又被全球化掉了——这时西方大国已经不再需要殖民地总督或傀儡政府，它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各大跨国公司总部就可以对各国发号施令了。因此，萨米尔·阿明在他的名著《不平等的发展》中才会感叹：外围国家寻求独立的每一步，都指向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历史既揭示了通过自主增长挑战或闯入这个世界体系的可能性，也提醒我们充分认识这样做的困难程度。目前社会舆论对中国自身位置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偏差，一忽儿觉得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下一个世界将是中国的世纪、太平洋的世纪，一忽儿又自轻自贱，觉得什么都不如西方。说中国强大的人（或时候），有一大堆数据，什么GDP上升到多少位，再过若干年就能赶上日本、德国，什么棉花、钢铁、水泥第一等等；说中国什么都不如人的时候，也有一大堆数据，几乎所有的技术都落后于西方，市场份额越来越被外企瓜分，一个接一个行业被挤出市场等等。其实中国当然不强大，因为整个中国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的打工仔，GDP增长说明了打工规模的增长而已。但是中国也并不那么完全不如人，至少中国的航天技术是独创的，中国的核技术是美国无法制裁掉的。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