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困境感言

我们并不是学经济学的出身，现在只是凭着一点常识，来谈谈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
    现在中央正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且力度有越来越猛之势，而传媒也一片叫好之声，但照目前的路走下去，前景是否可以乐观呢？从我国的现实看，六七年前，我们被迫走上宏观调控之路，对当前的政经制度、社会文化心理诸方面，当和那时仔细相比，以求得教训。从扩大内需政策依据的理论基础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其理论本身，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都不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当年的大萧条，是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解决的，也不是没有疑问。对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默里·罗思巴德等人的论述，甚有加以注意的必要，不听取相反的意见，只有一边倒的意见是很危险的。当然，即使批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在短期内有效，有人也会说我们要的就是短期的效果。我承认在两种统计上的宏观经济数据之间，有时候能够确立一种经验上的联系，但是否可以依据这种联系，来制定经济政策，制动一方面，求得影响另一方面呢？即使从短期来看，这种政策的影响如何，也必定要看此时此地微观主体的行动决策。为什么中央一再降低利率，积累的幅度是如此之大，却效果不显呢？若是老百姓心中惶惶然没有底，他如何肯拿出积蓄来去消费；若因为执法不畅等原因，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很大，它如何肯去投资？中国人现在的行为，实在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所要求的相去甚远。这时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宏观经济理论依据的微观基础不一定是可靠的，其对人的行为假设，并不是普遍的、基本的，可能却是历史的、具体的，只在某时某地为真实的一些现象。所以在外国正确的假设，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进而言之，这是更重要的，宏观数据之间的联系，可能也是表面的，往往是彼一时有，此一时无；外国有，而中国无。甚至，不同时不同地的数据，是否反映了同一个实在，我看也成疑问。这样说来，一定要从政策的有效来考虑问题的话，依从凯恩斯主义的思路，倒不如依陈云同志的思路。但大家又都不愿回到计划经济。一种政策，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不是说其不理想的后果就不出现了。当前的扩大内需政策，很可能只有再分配的作用，即劫贫济富，劫无权者济有有权者。通货膨胀伤害的首先是老百姓，使百姓们的储蓄缩水乃至化为乌有。现在有所谓以股市繁荣来刺激经济、刺激消费一说，这实在是饮鸩止渴之举。当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久病更不可下不对症的虎狼药。
    现在中国经济困境的症结所在，一言而敝之，是因为微观经济环境的恶化，而这是因为在中国近十年来，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之下，经济绩效的提高已到了一个尽头。甚至，制度和文化竟越来越变得反生产性了。什么叫反生产性呢？就是在此种境况下，做蛋糕的人得到的蛋糕越来越少，在分蛋糕中耍手腕的人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多，结果，人们做蛋糕的积极性降低，蛋糕变得越来越小。
     中国的经济改革，以1989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十年，改革开放确实为普通人带来了实惠，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感到生活变化最明显，最有奔头的时候。其实，当时那些改革政策的推行，并不是非常困难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内部能够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就可以了。可是，取得的成效是如此明显，竟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在了。不象今天这样，政府要去刺激经济，要去搞活国企，但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收效不大。可以说，在当年，推行政策的人也不一定预期到政策的效果会这么好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当时推行的改革措施，确实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制度环境，而这个崭新的制度环境，对于当时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来说，大大改变了他们行为的模式，可以说发挥了高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谓宏观的经济现象，所谓宏观的经济表现，是以微观个体的行动为基础的，是个人行为的结集。这一点，我想是政策制定者当知道的最基本的常识。在那十年里，贫富的差距也拉得并非很大，而且致富的人，有许多也并非是因为有了权力背景，而是其经营填补了社会特别紧缺的需要。虽然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拿剃头刀的，但摆摊理发的人，有什么权力可言呢？这种社会现象，你可以说是不好，但因此想让政府干预一下这种社会不公，那就太没有道理了，因为摆摊理发的人并没有犯法。
    我们中国的思想方式，一向是从经验出发，不重视理论思维的。我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时期，其措施也是来自于具体的经验，所以那时经常有各种试点。后来，这种改革思路，还被总结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上述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的背后，是否有内在的、统一的逻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否应当是同一逻辑的推演和贯彻？或许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样系统的理论总结工作，没有很好地进行，或者说对决策者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成长，乃至中国社会的前途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从1992年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的改革，这期改革一开始，是将过去一段时期人们必须表面尊奉的意识形态信条抛弃了。但是却又没有建立任何新的信仰。大家都去发财吧，可是真的大家都能发财吗？不讲道德原则的民族是注定要贫困下去的。接着是一轮全民经商的热潮。这个时候，也出了一些企业家，而且这些企业家发财致富的速度惊人，但是，这些企业家们的致富，许多却是靠寻租、投机而暴富，是靠公共权力的腐败和掌握公共资源的人腐败发的财。换言之，更多的是财富的转移，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如果说八十年代打破了底层人民的追求幸福生活的枷锁的话，九十年代则是解放了有权有势者，他们得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财富。而在不自觉间，八十年代改革的内在理路没有彻底坚持下去，达到其逻辑的结论，反而停滞下来，停留在一些不完善的、半吊子的制度上。而这些制度所能容纳的人民努力的发挥，所能容纳的经济绩效的表现，到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尽头。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已达到了一个均衡点，再难有什么高速增长出现了。另外我们还需注意一点，这时期，社会风气变坏使得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被严重侵蚀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信用关系几乎处在瓦解中。什么是社会资本呢？简单说，就是人群使合作得以达成的道德共识、文化传统等等。为什么中国的社会资本在这近十年里，被消耗得如此利害呢？一个原因是，旧的一种信仰破了产，一些有权有影响者，再加上一些文人帮腔，竟相率信奉起禽兽之道来了。殊不知，唯有有道德的国度能富裕，在道德瓦解的状态下，全体国民只能在贫穷和悲惨中挣扎。
    在现有的制度下和社会信用瓦解的局面中，在社会的上层，固然忙于寻租；而在社会的底层，稍微一点大规模的社会合作皆不易实现，合作局限于小商小贩、小饭馆、发廊。底层的服务业还是很繁荣，很方便的。但是，当我经过那些饭馆、发廊，看到那么多的年轻姑娘的全日性工作就是端盘子、给人洗头时；看到城市里的单位竟有这么多其主要工作我看就是站着或座着的棒小伙子保安时，我的心总是很难受。既为这些人们乏味的工作，黯淡的前途，也为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其中体现的中国经济环境的问题。甚至娼妓业的发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