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腾飞之路和国家兴衰理论——兼评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加快向比较战略的转变。?
张曙光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论。一是认为《奇迹》是一部有水平的理论著作,作者提出并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对中国十多年来高增长的奇迹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全书的理论逻辑一贯到底,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做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以及改革和发展的结合;具有理论的简洁性的特色,不仅解释了众多的经济现象,而且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方法的力量,进而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而是教给人们正确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
二是比较分析了三个理论框架:一个是林毅夫等人的理论,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三个理论讨论的都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问题,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得到的基本结论都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但却有不同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点,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作用为核心,而《奇迹》则以战略选择为前提。前二者着重于微观分析,后一个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如果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制度规则的构造,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分析,那么,《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首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不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与它们具体考察对象的不同有关。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条件的创造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是通过提供形成界定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的理论讨论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这时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国家制度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决定着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关键。林毅夫等人考察的是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制度条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别很大,其经济发展的成功除基本制度条件外,主要是政府政策的选择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自己的优势,遵循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其把分析的焦点对准战略选择的原因。?
三是提出和讨论了几个问题,这与张宇燕的评论相互补充,使讨论更加深入。第一是关于“赶超战略”的选择。《奇迹》把战略选择作为外生变量,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战略选择在先,体制形成在后,战略选择决定体制形成。这一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有些绝对化。如果把考察范围从50年代以后扩至1840年以来,中国反抗侵略,富国图强如何把制度变迁和政治变迁推到前面,就会对问题有另一种认识。张宇燕则从目的和手段、内生和外生的关系方面指出了《奇迹》的片面性。两位评论人都认为,赶超战略和计划体制的选择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历史曲折,从总体看是失大于得,但从局部看,在一个时期和一些方面却是功不可没。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完成了某种独特的、命定的、也可能是神秘的历史使命;以某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去实现连续几代中国人的工业化之梦想,从而为未来的经济大发展铺平道路,并顺带着用自己的“失败”来衬托今后改革的成功。第二是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展的关系。评论认为,《奇迹》强调改革宏观政策环境是对的,但忽视了市场主体培育及其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的相互关系,并以放开粮价,放开经营为例加以分析。第三是战略转轨和建立基本制度结构的关系。评论认为,《奇迹》把战略转轨放在中心地位,但对建立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结构的问题不曾提及,其实,战略转轨中的问题固然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有关,但根本还在于市场制度基础结构建设的缺陷及其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使然。只有力量对比改变了政府立足的基础,市场制度基础结构的建设才能取得进展,战略转变才能同时获得突破。第四是关于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奇迹》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验作了比较充分的分析,但缺乏对其局限性的说明,评论从确立新体制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则方面比较分析了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主张充分认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和危险,在渐进之中采取某些激进措施,或者准备必要时向激进方式转变,才能取得改革的最后成功。与此相应,张宇燕对《奇迹》关于中国经验的普遍性提出质疑,认为增量改革有一些特殊条件,如中国政治统治及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文革”打破了阻挠改革进程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时中国有改革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本;中国改革最成功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和发展乡镇企业,其种子改革前已经种下;海外华人对大陆改革的热烈反响和大规模投资。这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
林毅夫作了长篇答辩发言。他认为,两篇书评都是高水平的,这样的讨论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是很必要的。本书其所以命名为《中国的奇迹》,有两个含义:一是发展经济学认为长期保持10%的增长率不可能,大国更有问题,“四小龙”的成功是奇迹,中国近10多年也达到了,沿海地区比“四小龙”还快;二是在西方历史学家看来,除非改变文化,否则中国没有希望,因为,过去没有一个文化是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中国可能证伪这一点,如果到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中国的购买力达到总量最大,就是一个奇迹,就证明中华文化可以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下个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对中国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和检验,不仅是从经济上,而且是从文化上再建中华。林毅夫对两个评论人的批评一一作了回答。对于《奇迹》忽视产权或认为产权问题不重要以及未能充分运用利益集团分析的评论,林认为,《奇迹》对产权有很多分析,一种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方式,导致不同的激励,改革推不动就是由于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奇迹》的分析是建立在诺斯和奥尔森的基础上的。对于战略转轨和体制形成熟先孰后的问题,林毅夫认为,战略选择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内生的,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则是外生的,既然讨论的是经济体系,外生的就是给定的,不用讨论的问题。关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育的问题,林毅夫认为,经济理论只能提供必要条件,不能提供充分条件,中国原来也有私人产权,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因为没有必要条件。用低估价格,市场建立不起来,市场主体也无法培育;不转变战略,市场建立不起来,不是说战略选好了不需要市场体系。关于赶超战略和计划制度是无效率的,为什么会持续四分之一世纪?林毅夫提出一个假说,认为与资源丰欠和人口多少两个因素有关,人均资源越多,持续时间越长;人口越多,持续时间越长。人口多,资源少,就会比较早地放弃赶超战略,如“四小龙”。?与会者对评论者和答辩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地讨论。盛洪认为,书评的精彩之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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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论。一是认为《奇迹》是一部有水平的理论著作,作者提出并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对中国十多年来高增长的奇迹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全书的理论逻辑一贯到底,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做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以及改革和发展的结合;具有理论的简洁性的特色,不仅解释了众多的经济现象,而且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方法的力量,进而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而是教给人们正确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
二是比较分析了三个理论框架:一个是林毅夫等人的理论,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三个理论讨论的都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问题,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得到的基本结论都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但却有不同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点,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作用为核心,而《奇迹》则以战略选择为前提。前二者着重于微观分析,后一个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如果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制度规则的构造,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分析,那么,《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首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不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与它们具体考察对象的不同有关。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条件的创造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是通过提供形成界定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的理论讨论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这时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国家制度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决定着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关键。林毅夫等人考察的是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制度条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别很大,其经济发展的成功除基本制度条件外,主要是政府政策的选择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自己的优势,遵循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其把分析的焦点对准战略选择的原因。?
三是提出和讨论了几个问题,这与张宇燕的评论相互补充,使讨论更加深入。第一是关于“赶超战略”的选择。《奇迹》把战略选择作为外生变量,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战略选择在先,体制形成在后,战略选择决定体制形成。这一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有些绝对化。如果把考察范围从50年代以后扩至1840年以来,中国反抗侵略,富国图强如何把制度变迁和政治变迁推到前面,就会对问题有另一种认识。张宇燕则从目的和手段、内生和外生的关系方面指出了《奇迹》的片面性。两位评论人都认为,赶超战略和计划体制的选择是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历史曲折,从总体看是失大于得,但从局部看,在一个时期和一些方面却是功不可没。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完成了某种独特的、命定的、也可能是神秘的历史使命;以某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去实现连续几代中国人的工业化之梦想,从而为未来的经济大发展铺平道路,并顺带着用自己的“失败”来衬托今后改革的成功。第二是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展的关系。评论认为,《奇迹》强调改革宏观政策环境是对的,但忽视了市场主体培育及其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的相互关系,并以放开粮价,放开经营为例加以分析。第三是战略转轨和建立基本制度结构的关系。评论认为,《奇迹》把战略转轨放在中心地位,但对建立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结构的问题不曾提及,其实,战略转轨中的问题固然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有关,但根本还在于市场制度基础结构建设的缺陷及其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使然。只有力量对比改变了政府立足的基础,市场制度基础结构的建设才能取得进展,战略转变才能同时获得突破。第四是关于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奇迹》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验作了比较充分的分析,但缺乏对其局限性的说明,评论从确立新体制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则方面比较分析了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主张充分认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和危险,在渐进之中采取某些激进措施,或者准备必要时向激进方式转变,才能取得改革的最后成功。与此相应,张宇燕对《奇迹》关于中国经验的普遍性提出质疑,认为增量改革有一些特殊条件,如中国政治统治及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文革”打破了阻挠改革进程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时中国有改革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本;中国改革最成功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和发展乡镇企业,其种子改革前已经种下;海外华人对大陆改革的热烈反响和大规模投资。这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
林毅夫作了长篇答辩发言。他认为,两篇书评都是高水平的,这样的讨论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是很必要的。本书其所以命名为《中国的奇迹》,有两个含义:一是发展经济学认为长期保持10%的增长率不可能,大国更有问题,“四小龙”的成功是奇迹,中国近10多年也达到了,沿海地区比“四小龙”还快;二是在西方历史学家看来,除非改变文化,否则中国没有希望,因为,过去没有一个文化是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中国可能证伪这一点,如果到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中国的购买力达到总量最大,就是一个奇迹,就证明中华文化可以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下个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对中国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和检验,不仅是从经济上,而且是从文化上再建中华。林毅夫对两个评论人的批评一一作了回答。对于《奇迹》忽视产权或认为产权问题不重要以及未能充分运用利益集团分析的评论,林认为,《奇迹》对产权有很多分析,一种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方式,导致不同的激励,改革推不动就是由于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奇迹》的分析是建立在诺斯和奥尔森的基础上的。对于战略转轨和体制形成熟先孰后的问题,林毅夫认为,战略选择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内生的,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则是外生的,既然讨论的是经济体系,外生的就是给定的,不用讨论的问题。关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育的问题,林毅夫认为,经济理论只能提供必要条件,不能提供充分条件,中国原来也有私人产权,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因为没有必要条件。用低估价格,市场建立不起来,市场主体也无法培育;不转变战略,市场建立不起来,不是说战略选好了不需要市场体系。关于赶超战略和计划制度是无效率的,为什么会持续四分之一世纪?林毅夫提出一个假说,认为与资源丰欠和人口多少两个因素有关,人均资源越多,持续时间越长;人口越多,持续时间越长。人口多,资源少,就会比较早地放弃赶超战略,如“四小龙”。?与会者对评论者和答辩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地讨论。盛洪认为,书评的精彩之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