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力中寻求平衡——基于“文白之争”的文言文教学的价值重构胡虹丽

　　在张力中寻求平衡——基于“文白之争”的文言文教学的价值重构胡虹丽
　　
　　文言与白话在历史上的争论不绝于耳，比较大的主要有两次：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引发的“文白之争”，新世纪前后“语文大讨论”引发的新一轮“文白之争”。今天我们重温这两段历史，旨在把握其争论的深层原因，为文言与白话的发展历程把脉，直面当下文言文教学的实际，叩问文言文教学的价值所在。
　　
　　一、张力凸显：“文白之争”对语言本体的遮蔽
　　
　　贯穿二十世纪的“文白之争”，折射出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变迁。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由于所处的社会背景的差异，对语言文字的态度不可避免地附着时代的色彩，因此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遮蔽。
　　
　　在个人意识张扬、民族精神觉醒的五四时期，一种变革一切旧势力的激情造成了对文言本体意义的扭曲和误解，放大了文言负载的传统文化的糟粕成分，欲置文言于死地而后快。周作人曾深入地剖析过文言的蔽害：“我们反对古文，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廊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对此，鲁迅也有深刻的体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当时对文言的批判，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始终是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文言往往成了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而且是封建腐朽落后文化的代言，被视为不祥之物。与此同时，文言与白话的差异必然被扩大和加强，进而被叙述为一种文化的进步与落后之间的差异。新文化运动主将钱玄同就曾经以一种激烈的言辞鼓吹现代白话：“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拘于发挥孔门学说，乃道教妖言故。此种文字，断断不能试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翻在这里，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被看作是文明、发展、自强与陈旧、自封、亡国的对立。“文白之争”演变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命运争夺之战。文言与白话的矛盾被处理为新旧意识形态或新旧文化的矛盾。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张力因此紧张突兀。显然，论争的结果——文言文的舍弃，白话文的确立，这两个过程都是在一种急促的社会功利的要求中进行的。
　　
　　五四运动打倒文言文，使言文合一，书面语成为唤醒民众的工具，使中国从此进入现代社会，的确功不可没。这是因为传统文化发育得过于成熟，当时已经成为阻碍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继续前进的障碍。但是，传统文化被打倒之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是将传统永远地打倒，还是应该在前行的道路上拾回古典的魅力?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载体的文言，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之一。2004年《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发起的“我们该给文言什么待遇”的讨论，出其不意地引发了新一轮的“文白之争”。与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不同，这场争论并非新旧势力之间对历史话语权的争夺，而是语文教育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基础教育领域中文言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展开的论争。然而，这场新世纪的“文白之争”，恰逢人文思想大放异彩，遭遇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巨大冲击，在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矫枉过正的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又大肆渲染文言文的价值。“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废除文言”，我们可能“废掉中华文化灯塔”，废掉几代人“文化根基”，同时废掉“白话的根基”……如此种种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仿佛文言负载的传统文化回光返照了，炫得人们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人们醉心于挖掘，赋予文言所不曾有的又不堪重负的多重功能。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眷古情结”，很多人把文言奉为至宝，称其为现代人道德迷失的一根“救命稻草”。甚至还有人借助文言文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品质和创新能力，这就如同一个根本不会游泳的人，却设法大力培养他水上花样舞蹈的能力。至于一致公认的“学习文言是为了继承文化遗产”，在实际的教学中，“文化遗产”也被断章取义地理解为文言这种语言形式所承载的内容，把文言这种语言形式当成一种障碍，去关注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这种教学肆意削弱甚至破坏语言文字的美，让学生望而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