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萍，儿童性教育的独行侠

　　儿童性教育专家，创办深圳“成长与性”工作室，独立研究人。1986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系，先后任儿科医师和儿科学讲师。2001年开始研究儿童性健康教育和儿童性心理发展。2004年开始在全国30多个城市开展性健康教育父母课堂。著作：《善解童贞》《成长与性》《儿童性教育教师用书》《爱的误区》。
　　
　　“我读了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性欲的文章，我希望能够有人也读过这篇文章并且可以跟我交流和讨论。可是，这种人现在还没有。我就是要做这件事，不管别人怎么看。”
　　
　　文/张倩侠
　　
　　2013年春节，胡萍把自己写的《善解童贞》《爱的误区》送给八十多岁的父母，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说：“我看了，你写得不错。”胡萍今年50岁了，第一次听到父母对她工作的正面评价。
　　
　　身着水墨荷花图案棉布长裙的胡萍优雅地坐在椅子上，用略带绵软的南方口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医生出身的她，说话时表情冷静，但话音刚落，一个灿烂的笑容就绽放出来，眼角眉梢流露出微微的喜悦，看得出她对自己交给父母的这份答卷相当满意。
　　
　　2001年，刚涉足儿童性教育研究的胡萍，首先遭到了来自母亲的反对：“你做这样的事情不觉得丢人吗？”
　　
　　“我妈妈大学毕业，也是儿科医生，她都这样想，可想而知那个年代……我那个时候去学校给孩子上性教育课，有的校长坐下面恨死我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很生气地看着我，可是等我讲完，他们脸色就好了。”
　　
　　性，向来是国人难以启齿的话题。儿童性教育更是让很多人无法理解：“这么小讲什么性教育？”胡萍认为，性教育不等于性知识教育，而是包含了性别的教育、爱与生命的教育、情感与责任的教育、道德与法制的教育，自婴儿出生起就已经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了。
　　
　　“一个婴儿生下来，只要他能看、能听，他就会观察爸爸说话的方式、跟他玩的方式、头发的样子、穿的衣服……父母无形当中在给孩子示范男人和女人的角色，男人怎么做父亲，怎么做丈夫，对家庭的责任是什么，怎么跟妻子相处，怎么跟孩子相处。这就是性别教育。我们没有说，可是我们已经做了。”她认真地对《幼儿100》杂志记者说。
　　
　　了解生命的来源，才懂得生命的珍贵
　　
　　胡萍年轻时曾梦想过当作家、当翻译，最终还是按照父母的愿望改为读了五年医科大学，做了十年儿科医生。她说那种生活不是她想要的，她希望能够找到一件让“这辈子活得有激隋”的事儿来做。
　　
　　上世纪九十年代，胡萍在医学专科学校任教时，一个未满18岁的学生因在私人诊所做人工流产死亡。最让她难过的是，作为老师的自己，“教她治病救人，却没有教过她珍爱自己。”多年后，她还会想：“如果她还是我的学生，我应该怎样做才能让她信任我，能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来找我？”
　　
　　2001年胡萍在成都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校长陶宏知和成都教科所的支持下，开始进行儿童性教育研究。她曾让孩子们用画表达“我从哪里来”，发现他们从父母那里得来的答案五花八门：从垃圾桶里捡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从泥土里挖出来的、从火山里喷出来……
　　
　　这样的回答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但胡萍认为，只有了解生命来源的真相，才会懂得父母对自己的爱，才会懂得珍惜生命。这是胡萍做儿童性教育的出发点。从六年级开始，她的教学和研究逐步扩展到所有年级40个班。当时课堂上的交流内容，后来被她总结为“关于生命、爱、责任”。
　　
　　胡萍用漫画的形式，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认知编写成了一本孩子自己能看懂的性教育读本。她把每一幅画都带给孩子们讨论，问他们是否能够看明白，请他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也许正是成都的这段经历，奠定了她给孩子讲课的风格——“自由、平等、关怀、传递主流的正面价值观”。
　　
　　孩子有问，父母才答
　　
　　谈到幼儿园的性教育，胡萍认为除了帮助孩子认识身体的各部位以外，幼儿园不需要通过专门的课程对孩子进行性教育，0-6岁的性教育涉及的知识不是系统的，应以父母为主，针对孩子自然而天性的性探索进行引导，原则是“孩子有问，父母才答”，针对问题进行简洁明了的回答。
　　
　　“我从哪里来？”每个孩子都曾这样问过。胡萍经过长期观察和研究发现，6岁以前的孩子这样问，仅仅是想了解他的生命是怎么形成的，又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如果本着“生命是爱的结晶而不是性的结果”的思路，将此当作对孩子进行生命与爱的教育契机，一切都会变得轻松。
　　
　　胡萍给孩子上课，始终坚持把“懂得生命的珍贵，热爱父母”作为落脚点。2009年，她让儿子利用课余帮忙，恰逢媒体来访，她站在房间的一边，听到儿子对媒体说，我妈妈做的这个工作，是帮助更多的孩子认识生命的来源，了解如何保护自己。母子之间从未讨论过这个话题，却得到了儿子的理解。虽然这段采访没有播出，儿子的这番话却深深印在了胡萍心里。
　　
　　即使租陋，也要给后来者垫上第一块石头
　　
　　在成都的岁月里，胡萍得到了支持，也感受到了来自传统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无助时她曾跑到油菜花田里大哭。2005年底，她最终离开了那所小学，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很迷茫，直到2006年8月偶然结识了李跃儿。李跃儿问起她的研究方向时，胡萍递上了自己的书，同时在偷偷地观察对方的眼神，出乎意料，李跃儿很快开始跟她讨论如何进行系统研究的问题。同年，胡萍来到李跃儿芭学园，开始进行6岁以下儿童性发展研究，“在我刚刚开始接触6岁以下儿童研究的时候，李跃儿把我引到一条很正的路上来，就是儿童发展。”
　　
　　“0～6岁儿童的性教育其实是对成人的教育，是让家长和老师了解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性发展规律，知道当儿童出现某种行为或者提出某个问题时该怎么处理。”在胡萍看来，做教育的人首先“要懂得孩子的发展规律”，她说，“任何的教育，都只有尊重人的发展规律，才是真正帮助孩子的。”
　　
　　2006年到2008年之间，胡萍在北京和成都之间来回奔波，一个月在芭学园观察孩子，一个月埋头苦读儿童发展和心理学的专业书籍。与此同时，胡萍通过网络与父母们交流，发现很多人都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孩子性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焦虑不安，她有了一个梦想：给父母们写一本关于儿童性发展与性教育的书。
　　
　　一手案例，一手理论，可胡萍觉得要写好这本书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她在成都四处寻找学校和幼儿园，希望为家长开办免费讲座，但只有郫县的一所小型农村民办幼儿园愿意接受。回首那段时光，她淡淡地说：“太艰难了。”她有篇博文曾记录下当时的心情：“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南下北上，最困难的事是我坐火车，不敢喝水，尽量少吃东西，因为我要减少上卫生间的次数，确保行李的安全，有时候在黑夜里一个人出门赶火车赶飞机，想到儿子和老公我都不能够照顾，心里真是有些酸楚。”
　　
　　“那个时候我去全国讲，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费，去了以后，可能只有七个人，但是你都要去讲，都要认认真真地讲。”胡萍说，先生虽然不理解她为什么“很傻”地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但一直为她支付全部的费用，默默地支持她。“每次从外地回去，一定有一锅熬好的汤等着我。”当年走上这条路时，胡萍打算做到儿子高中毕业，如果始终不成，就回家当煮饭婆，没什么大不了的。
　　
　　2007年，在一些热心妈妈的帮助下，胡萍争取到了19个城市20个幼儿园讲座的机会，她一边做讲座，一边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家长对孩子性活动的发现与观察案例。2008年10月，胡萍开始写作《善解童贞》，回顾这本书，胡萍说：“虽然粗陋，也一定要写出来，给后来者垫上他们往上走的第一块石头！”
　　
　　环境在变，却依然孤独
　　
　　胡萍感到她的处境在慢慢变化。2009年5月10日，胡萍在深圳一个借来的场地里开展了第一次孩子课堂，7月“成长与性”工作室才正式开业，最初一两个月只举办了5次父母课堂，十几个孩子来上课。
　　
　　也是从那年开始，找胡萍做讲座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她居然能够把生活费和工作室的费用挣回来，这对从没为挣钱操过心的她来说，是大大超出预期的。
　　
　　“那时深圳的一把小白菜就六块多钱，房租六千，杂七杂八加起来每个月的开销要上万块钱。”就在交了工作室的租房定金后，她还回家哭了一场，怕自己无法负担这些费用。现在，胡萍应邀去讲课的费用都由主办方承担，还帮她安排食宿，这让她感到很满足。
　　
　　“就在去年，我觉得大环境一下子好起来了。”根据胡萍自己的记录，2012年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展父母课堂和孩子课堂共计48场，在原有的51个城市基础上，新增加湛江、汕头、长春、张家港四个城市。现在胡萍讲座都在每年的2月份就敲定了，2013年初制订的工作日程中的讲座安排已经超过40场，每场都在100人以上。
　　
　　胡萍说上半年是自己的“农闲”时间——在家梳理上一年的工作、写书，下半年是“农忙”时间——到各个城市讲座，希望有生之年“拓荒”100个城市，“今年应该可以超过60个城市”。
　　
　　2013年初，河北沧州一位女士向胡萍发出讲课的邀约。这位女士姓乔，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妈妈，儿子已经大学毕业的她偶然间看到胡萍的书，“感觉特别震撼”，因为这些书能够“从人性化的角度”直面孩子的性发展。
　　
　　乔女士曾经多次接触过一些意外怀孕的少女，那些孩子的痛苦深深触动着她。“很多家长都想绕开这方面的问题，但最后都要付出代价。”
　　
　　春节过后，乔女士自掏腰包4万元，组织了两场共800多人的儿童性教育讲座。“这是科学。”——听完讲座很多人如此评价，其中也有来自迎宾小学的20多位老师。听了胡萍的讲座，老师们纷纷要求校长邀请她为家长们讲一次课。6月15日，胡萍二赴沧州，上午是430名幼儿园园长专场，下午是400名小学校长专场；6月16日晚上，在迎宾小学为3900多名家长和100多名老师讲课。家长感慨：“没想到性教育可以这样做。”这是12年来胡萍做过的最大规模的性教育讲座。
　　
　　教育理念与经济发展永平密切相关，我国东部地区对儿童性教育的认知度和接纳度相对较高。2013年胡萍日程表上的讲座地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唯一一个算得上西部的城市是昆明，是她工作室目前的所在地。“我常常看着我工作室里的地图，我‘拓荒’去过最少的地方就是西部。”
　　
　　12年，从7个人的讲座到4000人的讲座，从成都到全国60个城市，为孩子写书、为父母写书、开设工作室的梦想逐一实现。但在这条路上，胡萍坦言仍然会感到孤独：“这种孤独并不难过，因为真正让我感到很孤独的是，没有人真正理解我。我多么希望能够有人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探讨儿童性心理发展的话题，比如我读了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性欲的文章，我希望能够有人也读过这篇文章并且可以跟我交流和讨论。可是，这种人现在还没有。”
　　
　　把“顺从”变成“尊重”
　　
　　胡萍曾遇到过一个男孩，四年级时这孩子在她的课堂上学习过如何防范性伤害，但到了六年级，班上13个男孩被男教师性侵，他也没有逃脱厄运。胡萍不明白，已经比她高出半个头的孩子为什么不反抗，听了孩子哭诉的内心恐惧，她突然意识到：未成年的孩子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免受性侵害。
　　
　　“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教导要顺从老师，要听老师的话，这样的顺从让孩子在被老师侵犯的时候，不能够辨别这种行为是否是对自己的伤害，即使明白是对自己的伤害，他们也不会反抗或者求助。”胡萍建议，家庭中要改善亲子关系，信任才能让孩子获得父母真正的保护；学校中要重建高品质的师生关系，改变学生对老师一味顺从的状态，让孩子“能够辨别老师行为的对错，懂得拒绝老师错误的行为”。
　　
　　谈到未来，胡萍说要出版一套0-6岁的儿童性教育绘本、一本儿童性心理研究的书。此外，还有一个十年前萌发的梦想——开办一家儿童性教育中心。在这个中心里，孩子们性发展中的疑惑和家长的困惑，都可以得到面对面的专业帮助。
　　
　　告别时，胡萍笑着说：“我的这些梦想不知道还能不能实现，不过，管他呢，实现一个算一个，实现半个算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