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和党章是国家政治秩序的底线

宪法和党章是国家政治秩序的底线
　　
　　文/魔 笛
　　
　　近期以来，《人民日报》《半月谈》《新华每日电讯》等中央媒体集中刊发了一系列关于部分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风水”，追逐迷信，热捧“大师”的报道和评论。9月17日《新京报》又报道：河北某镇党委书记吃着大龙虾，喝着五粮液，却斥责百姓“端着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其言，可谓胡言乱语；其行，可谓肆意妄为。这些官员思想状况、言行逻辑，冲击着我们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
　　
　　归结起来，这些胡言乱语和肆意妄为，无外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林存光教授在论述官本位政治积弊时曾总结的那样：“官称的流行，官德的败坏，官威的生猛，官权的放肆，行政级别的无所不在，官场礼仪的尊卑等级有序，官员身价在婚丧嫁娶、人情世故和权力寻租活动中或明或暗的礼俗化，由此又衍生出罔顾民生的政绩工程，滋生腐败的灰色收入，权钱、权色交易的权力滥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庇护等众多现象。”
　　
　　何以如此？有人认为这是信仰缺失所致，实际上，这并非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我们难以就官员群体的信仰状况贸然作出评估，仅就客观状况而言，党政官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群体，学历普遍较高，社会阅历丰富，受党教育多年，无论是从知识体系还是从世界观、方法论讲，都应具备鉴别各种价值观念、坚持正确信仰和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党纪国法对外在行为的要求清晰无比。对于一名官员而言，即使其思想状况已经蜕变，不再符合自己的誓言和信仰，不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再符合党的教育和起码要求，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依然应在宪法法律、党章党纪所限定的框架内行事，一旦逾越，就必须受到严厉的惩戒和处置，所谓信仰缺失，并不能成为此等言行的借口和托词。
　　
　　其实，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开放透明，服务型政府，等等，早已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共识。但我们在观察官场生态时却经常会无比纠结：问题似乎总是停留在关于常识和共识的争论上，比如人民群众和官员到底谁是“娘”、谁为谁服务；比如党员干部能不能信鬼神、是否可以在政治信仰之外有自己的所谓“生活信仰”；比如宪法究竟是民主法治的基础还是舆论武器和虚幻的谎言，等等。而这些在宪法和法律、党章和党纪中，早已有不容置疑的明确回答。也许上述乱象背后最让人感到无力和没有安全感的是，作为全党最根本共识的党章、作为全国各族人民最根本共识的宪法都可以不断被挑战甚至无视，这些人还有什么恪守和敬畏，我们还能守住什么样的底线？一个不尊重宪法的公民，一个不尊重党章的党员，又如何期待他成为一个尊重民意的公务人员？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既包含了对政治过程、政治规律平实而精准的概括，更是对全党深刻的警示。转型期社会的政治秩序不同于相对成熟定型的社会，治理者必须不断适应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及时作出调整和改变。对于一个快速发展、急剧转型、复杂程度极高的国家及其执政党而言，要保持政治秩序稳定、始终把握发展主动权，就必须坚守宪法和党章构成的国家政治秩序底线。从事公共治理的党政官员理应是坚守底线的中坚力量。
　　
　　对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坚守底线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从长远来看，长期执政更为牢固的基础建立在更高水平的公共治理、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上，这首先就要求我们党有将长期执政的坚定理想信念和使命感、责任感转化为党内相应制度和规则的能力。
　　
　　坚守宪法和党章底线，是做好意识形态这一“极端重要”工作的前提和保障。意识形态终究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人之所思，不仅取决于他听到了什么，更取决于他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如果社会公众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常有党政官员挑战宪法和党章底线的行为、言论，再强大的正面宣传报道阵势也将徒劳无功。另外，当逾越底线成为习惯，就不会只停留在个人言行层面，而一定会在官员的工作方式、工作质量中有所体现，从而影响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效果，也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19日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历史和现实也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越是这样极端重要的工作，越不能停留在理念和言说层面，越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严谨的工作安排，切实可行的绩效考核和成果检验方法。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设计不足，长期过于强调理念、强调学习、以舆论宣传阵势、会议文件活动等方式落实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精神部署，这不仅容易流于形式，而且随意性太强，弱化了对逾越底线行为的惩戒和处置，有损中央权威。因此，意识形态工作亟待进一步制度化、科学化，而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化、科学化，其起点就是捍卫宪法和党章构成的国家政治秩序底线。一些干部往往避讳谈及这些问题，而是反复论证不同思想观点、不同学术见解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只要有思想，就一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人群，有的激进，有的保守，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这是惯常的状态，不但不可怕，而且是社会生活健康的表现。只要宪法和党章底线能够得到坚守和遵从，我们就始终能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找到明确的前进方向。
　　
　　坚守宪法和党章底线，必须有严肃而精细的制度保障。当人们长期生活在某种环境和氛围中，就一定会留下这种特定环境和氛围的烙印，这种烙印内化为思维方式，外化为行为方式，并在群体无意识中上升为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逾越底线无代价”已经隐隐有成为这样规则的迹象。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树立非常明确的导向：任何敢于挑战宪法和党章底线的人，都将付出相应代价，绝非儿戏，更绝无侥幸。现代服务业之所以能够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改善客户体验，是因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客户和市场的认同，如果一个工作人员逾越这个底线，将被其所在的企业所淘汰，如果一个企业充斥着这样的工作人员和文化氛围，将被市场所淘汰，这是企业倾尽所能提高服务水准的最根本动力。而当一个官员逾越底线的言行并不能够影响其个体命运的时候，他就没有改变自己、约束自己的充分动力和理由，而如果每个没有服务意识的官员个体都不用为此付出代价，最终伤害的将是整个组织。
　　
　　最后，从主流趋势和发展方向上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理念和有力措施让问题官员无处遁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日益走向开放、高效和昌明。新的科学技术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互动方式，社会化媒体和日趋丰富的智能设备确保信息充分流通、充分共享。我们应当对坚守宪法和党章底线充满信心，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