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实感”说辩证——当代语文教育观察之一

“真情实感”说辩证——当代语文教育观察之一
　　
　　陈雪虎
　　
　　在当代，语文课难教，学生作文更是饱受各方批判，语文教师自己也尴尬郁闷。媒体上最常见也最严厉的批判有一种，以为中小学教写作文应完全让学生发挥个性。如果讲点揣摩仿效，讲点修辞功夫，讲点文体规矩，即是无个性，写八股，说谎话。因为据说，这样写作就没有真情实感。有此“真情实感”说，如同真章一擎在手，一旦祭起来，能压死人。不少批判悬“真情实感”为终极真理，将作文起码的模仿、规矩和修辞，与整个社会制度和学校教育联系起来，大加挞伐。
　　
　　这些批判似是而非，其实问题很多。，比如，中小学汉语作文，无非是青少年学童，经由生活的哺育和暗示，又通过经典文选的长期诵习，逐渐明了世界、社会与人情事理，将自己的生活感悟，通过熟谙的某种语感和文体表达或呈现出来。学生作文，主要就是一种学习和训练，又怎能深文周纳，上纲上线，归咎整个教育和体制问题呢？又比如，八股是否就一定没水平、没内容，学生作文就不能学一点八股文，这个问题其实很大，并不能一概而论。不少人连八股文从来没读过，就人云亦云，横眉怒对般地作色作秀，其实并不高明。
　　
　　这里不妨讨论一下常被人整天挂在嘴边的“真情实感”说。作为一种流行的说法，看来普遍绝对，其实有探讨辩证的空间。并且，对中小学青少年而言，这一标准是不是可能悬得太高？这也是可以探讨的。从历史上看来，“真情实感”一词，更多是在近现代被人们频繁使用的，它是近现代文明以降中国民众思想感情日渐孤独内面化、原子个体化的一个镜像。就其内在学理而言，“真情实感”说既带有浓烈的单维的求真意志，又包含着急功近利的现实投射，或凌虚超越的浪漫情怀。作为近现代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文化的镜像和伴生物，其现实诉求和内在张力，需要细加思量，谨慎批判，而不能简单看待，人云亦云。
　　
　　平心而论，近现代以来的“真情实感”说，其中内蕴的求真意志和浪漫情怀，有着张扬主体精神意志、突破传统依附心理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的文化大国，特别是在道德伦常和政治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而现代个性情怀和改革事业难以推进和开拓的时代，“真情实感”说基于自然人性论和主体心灵学说，往往具有振聋发聩、催人奋起、厘清礼义和人情，促进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功用。比如，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浓重悲怀中感受到的“铁屋中的呐喊”，以及对历史“吃人”真相的“狂人”般感受，是一种独具韵味的“真情实感”，其历史进步性显而易见。
　　
　　细加辨析，“真情实感”说有其基本的思想预设和装置模型。首先，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十足完满似的精神个体，而思想和感情，则是这一精神个体情思的外在表达或分泌物，如同现实产品一样，近乎实体般确凿，而无所转移和变化。其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则如同商品一样，是将实体化了的思想感情推出、接纳、周转……以至交通和循环，而语言文字则透明无碍似的将这种情思传输出去和进来。这显然是个理想而非现实的理论模型。因此有第三点，即，为了消除前两点所建构的情感沟通模型与生俱来的合理化、机械性和僵硬性，“真情实感”说进一步突出和强调“真”和“实”。从学术上讲，“真”与“实”都是近代哲学极力推尊之词，并且极具单维化的主体意向和浪漫张力。在历史理解上需要一定的同情和拥护，但在处理问题的现实生活中，更需小心具体的辩证一最后一点，这种作为现代以来逡巡来回于现实与浪漫之两极的思想装置，“真情实感”说确已揳入现代社会及其体制化的文教系统，并且进一步扩散开来，且权威势重，气焰炙人。
　　
　　但是，经过百年来革命激情和现代转型的剧烈震荡，在当代市场经济占主导的年代，真情实感的现实内涵已变得非常零散、渺茫和空洞。在人云亦云和不断征引的时候，它更失去与生俱来应有的检视和反思，已变成一个看似绝对正确、其实内有无数漏洞和张力的陈词滥调。在当代中国，人人都有各自道貌岸然、振振有词，而又真真假假、层次各异的“真情实感”，直令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交集和沟通。一方面，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塑造下，所谓“真情实感”很容易沦为某种特定的姿态，其姿态的僵硬，当代的人们有突出的感怀。这方面，一些媒体的感怀和批判有其相当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在近30年来市场和资本力量的渗透下，所谓“真情实感”也五光十色，花样翻新，如果不是形形色色微观政治作秀，也很容易变成另一种名与利的广告秀。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政治和商业双重操控力量的作用下，“真情实感”在相当程度上被掏空了。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当代社会的人群已经感受到“后情感”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里，洋溢浪漫主义气息的情感主义已经正在让位于充满消费文化色彩的后情感主义：“情感主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遭遇一连串震荡，主体性和向内转等情感主义思潮竞相激荡的结果，是意料不到地迫使原本统一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情感主义走向破裂。以小说和电影《顽主》为先声，以《甲方乙方》和《英雄》为典范标志，后情感主义借助强劲的票房势头和社会影响力俨然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审美新时尚。以后情感主义为核心的后情感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王一川《从情感主义到后情感主义》，《文艺争鸣》2004年第1期）在当代转型中国，涌泛各种思想潮流乃至不相沟通和交集，深受商业对尚浸染乃至固执而成拜物教。这种情况下，“情”何以为“真”？“感”何以为“实”？并且，还可以追问：谁的真情？谁的实感？
　　
　　更进一步，世人又有何权利来偏执地要求少年儿童作文的“真情实感”？作为标准，“真情实感”有什么样的标准呢？老派人的伦理的和政治单维化的“真情实感”？新潮人嬉戏的飘忽不定的“真情实感”？少年儿童涉世未深童稚单纯的“真情实感”？还是他们受到各种思潮影响冲动激发的“真情实感”？后两种追问，主要就中小学语文和作文教育而言。作为教育者的语文教师和政策制定者，“真情实感”说的内涵据说指向所谓“儿童主体”，此中简单设定的儿童主体本位的观念，其不切实际显而易见。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模糊、不确定、不稳定的心理和想法，即便是成年人都无法清楚地把握和表达，少年儿童又何从确认这种“真情实感”呢？
　　
　　有论者或许会辩称，不必怕蜉蝣般的飘忽不定和朝生暮死，尽可能抓住并表达这种“真情实感”即可，少年儿童作文和教育的目的即在此。但是，这种一味只求“讲真话”的教育观对吗？它其实忽略了作文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对生活和世界的简单记录，作文教育和训练本身更是感情的凝练和人文的化育过程。如果作文执著于零散无定的“真情实感”的记录，既无视人文化育和文化沟通的教育内容，也无涉修辞立诚的过程教育和训练，其实是导向虚假的杂多或掏空真实的所谓“真情实感”。从大处讲，在中国思想多元而紊乱、价值沟通越发阻滞、情感愈见淡漠而矫饰的今天，这种作文指导思想和语文教育观的弊病越显突出。就小处而言，作文的目标和标准拿捏不好，不仅作文无法得到稳定和恰当的形式，而且就语文教育注重沟通和交流的整体目标而言，其实也是放任。
　　
　　“真情实感”说具有历史性，并非天生就有，它远晚于自古以来即有的文章写作观念，其生命力也值得检讨。在当代中国，有必要破除浪漫求真、一味求实的执著，和解脱贪婪资本和偏执政治的双重束缚，让作为人文沟通和传情达意的作文回归生活，回归文章写作的基本面。这里不妨回溯古典思想关于文教的一些说法和要求，作为参考。
　　
　　一般而言，写文章往往是因为有东西要说，要写，甚至不得不说，不得不写，由此或以书契记事，或以传情达意。这事、理、情、意，即是古人强调的“言之有物”。这在笔、墨和纸（或相类书写工具）并不容易获得的古代尤其明显。同时，写文章又要讲究个基本写法和套路，古人称“言之有序”。一篇文章如果既能言之有物，又能言之有序，就会显现出意蕴和法度，古人称为有“义法”。“有物”“有序”，这是古来写文章的根本要求，当然也主要是从表情、达意、写物、叙事的客观形势和要求的角度来谈的，既包括题材和主题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也包含语言、语气、体势、文体乃至文章体裁等形式方面的要求。但如果从主体这一面，古人淡出来的标准往往是“修辞立其诚”。所谓“修辞立其诚”，就是在写文章的时候，要全心全意表达出你所要说要写的东西，显得有诚意，“立其诚”。如何体现出这种诚意，做到“全心全意”，就是要“修辞”。
　　
　　修辞，本义强调是交流沟通的必要方式。在古人那里，“修辞”可不是如今一般已被负面化，颇不以为然，以为形同给毒药穿上糖衣的“花言巧语”，而是要求主体自身不懈地调适和努力。修辞，意味着既要在主旨、立意和选材方面再三斟酌，又要在语言、语气、体势、文体乃至文章体裁等形式方面数度调整，以使立意和主题等思想内容方面，与语言、文体等形式方面两相凑泊，客观要求与主体努力相互迎取，从而达到表情、达意、写物和叙事的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有物”“有序”，不伪不浮不夸，做到“修辞立诚”。
　　
　　不少人以为“立诚”容易，只要表现诚意即可。主观诚意或许容易，但能“表现”诚意，并且真正“达到”读者，达到对方心意，于情于理于事圆满，其实谈何容易。也就是说，要做到“立诚”，需要很高的语言文字水平，要立足于各种人情事理、规章制度甚至潜在的形势际遇，必须进行再三调整甚或反复，这是“修辞”的功夫。孔子曾经赞叹郑国大夫子产在这方面的认真：郑国是小国，他办外交，却能让大国折服，靠的就是他“慎辞”，办理辞命往往“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节文字朱自清翻译得最妥当：“子产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他再加润色。”外交辞命上的这种认真和努力，孔子觉得不是件容易事，自己谦虚地说办不了。可见，古人在写文章这件事上是很有讲究的，“修辞立诚”其实是尽心尽意，是极高的标准。
　　
　　这样看，“修辞立诚”是不是现代人一般鼓吹的“真情实感”呢？显然两者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在对“真”与“实”的追逐中，“真情实感”不免蜕变成了一己主观的偏执、实利的板滞、零散的欲望和拜物的凝重。相比而言，“修辞立诚”说，表面上是从主体一面而言，但其内涵却兼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它更注重沟通物与我，联系主与客，交通虚与实，更空灵，更虚怀。它既讲究从主体方面的精神立意和追求目标，又看重客观的形势和“理在事上做”的功夫，以期达到化实为虚、化虚为实，以至虚实相生、生生不息的境界。最重要的是，“修辞立诚”的功夫在取得效果的同时，形成对过程的尊重和珍惜。子产有子产的真情实感，但他知道自己是处于现实的世界中，因此他必须通过修辞的功夫，通过办事的规矩和章程，不断地调停和斟酌，以“修辞”为主体履践，而终以事实和效果为最终的考量和印证。作为一种境界，作为古典修养的过程和目标，这种“诚”的功夫，是值得在现代社会加以继承和修持的。
　　
　　综上而言，立足当代世界，就中小学语文教育而言，有必要少执著当代不辨是非、利欲熏炽、扰乱视听的“真情实感”，多呼吁点注重沟通古今你我他、塑造文化共同体的“修辞立诚”。在语文学习和作文教育方面，要通过“修辞立诚”的磨炼，使少年儿童能够逐渐自在而自为地把生活和作文结合起来，明白“理在事上做”的必要性和“事在理上做”的合理性。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云：“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只有通过“雅制”对少年儿童的“雕琢”，树立优良的文体和典范，经由中小学阶段（古代称为“小学”）青少年主体有体会的模仿和有针对性的学习，并且在此基础上，尊重主体差异，发挥个体能动性，真正做到“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只有确立这样的作文目标和语文教育，青少年的语文和作文才有可能逐渐走向“修辞立诚”，推进人文沟通，促进文化共同体的化育，号召和询唤起时代和社会所需要的当代自我。也只有这样，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个体主体才能找到和表达出那份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