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导游词
三星堆导游词
第一展馆 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
观众朋友：
您好，欢迎您到三星堆参观游览！
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2800年，总面积12平方公里，是目前四川境内发现面积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将古蜀历史的渊源从春秋战国时期向前推进了约2000年；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包围着的古城，北面是鸭子河，城区面积近4平方公里。3000多年前如此宏大规模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据考证这里曾经是古蜀国的国都所在地。狭义的三星堆特指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名，并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1929年的春天，当地农民燕（yan1）道成在自家院子附近挖水沟时偶然发现了400余件具有浓郁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石器，引起了中外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从30年代开始，几代考古学人便在此发幽探微。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相继发掘，上千件精美文物横空出世，广汉三星堆从此名扬天下。
第一单元 雄踞西南—古蜀2000年沧桑史
古史传说记载，蜀人的远祖出自黄帝，古蜀国有五代蜀王。第一代蜀王叫蚕丛，他最大的功绩是教民种桑养蚕；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关于他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只知道“柏灌”是一种水鸟；第三代蜀王叫鱼凫。“凫”就是鱼鹰，三星堆发现了大量鸟的造型，其中鱼鹰的形象最多，一般认为，与三星堆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鱼凫王。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杜宇就是杜鹃鸟。相传他“教民务农”，倍受爱戴，但却无力治理蜀地的水患，而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开明氏，由于治理了水患，受到人民的拥戴，取代了杜宇而成为第五代蜀王。推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是从夏朝至商末周初，杜宇估计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开明氏则是从春秋中叶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在北达汉水流域，东至荆江地区，西南迄大渡河，金沙江及今贵州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蜀文化的遗址和遗迹，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位于蜀文化圈的中心区域，是三四千年前是古蜀文化的中心。
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到2800年，延续了2000多年。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看，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这个时期的陶器以宽沿平底器、镂孔圈足器等为主，制作方法多为手制，生产工具以石制的斧、锛、凿为主，器型小，同时出现了玉璧、玉圭（guī）、玉环等小型礼仪用品。
遗址内发现了许多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多为干栏式建筑，其优点是材料易得，而且防风防潮性能良好。房屋面积一般为二、三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处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估计是公共性质的建筑。
1997年，在三星堆西城墙外的仁胜村发现了29座长方形土坑，坑中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其中，玉锥形器的形制、风格和江浙一带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墓葬中所出土的玉锥形器极为相似，说明了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很早就有了文化联系。
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非常广阔，特别是在成都平原发现了很多古城遗址，其中以新津龙马乡宝墩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崇州双河、紫竹村古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等的发现为大宗。这些古城的发现，说明在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已经有了大小城邦组织，其中只有三星堆脱颖而出，成为古蜀国的中心都邑。
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为代表，大约距今4000年至3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这是三星堆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一般认为属于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时期。在这个阶段极具地方特色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ba4）勺等陶器大量出现，并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
从二期开始，三星堆进入了文明时代。人们修建了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面积近4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也已建成，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宫殿区等。
一般认为，城市的建立、祭祀场所的设置、青铜器的产生、文字的出现等是古代文明和国家产生的标志。三星堆已经不是一般的聚落、村寨，而是雄踞在西南的早期城市、国家，特别是结合遗址中的出土文物来看，古蜀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zhāng）、陶盉（hé）、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了商末周初属于中原的铜觯（zhì）和铜尊，很可能是蜀国的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周王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中原甲骨文中也不乏有“征蜀”、“伐蜀”、“蜀射三百”等记载……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开放精神的。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3200～2800年左右。
四期的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在这个时期，某种因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2001年初，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古蜀国的踪迹才显清晰。金沙遗址的时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学者们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至此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元 物华天府—三星堆的农业与商贸
目前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形体硕大的陶盆、陶缸、陶罐等，有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它们器型多、体量大，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家畜饲养，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及猪、羊、马、鸡等动物造型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家禽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也很丰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粮食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已经有了剩余部分用于酿酒，在这些酒器中，以陶盉和瓶形杯最具特色。
陶盉（hé）——一般认为它是温酒器，大多高三四十厘米。陶盉下部的三只中空袋状足既可以加大陶盉容量，又可生火加温，设计极为合理。在遗址的一个土坑中，曾发现一件陶盉与20多件瓶形杯放置一处，可见这些酒器是配套使用的。
瓶形杯——被做成喇叭口、细瓶颈、圆平底，有的颈部还有纹饰，看起来质朴美观，由于这种器型瓶颈较小，有学者推测当时的酒应可能是去了“酒滓（zǐ）”的清酒。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共出土80多枚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的门齿。学者们认为它们是统治阶级财富的象征。至于象牙的来源，有可能当时本地出产大象也有可能是蜀地与周邻国家甚至更远地区商贸交易的结果。
古蜀地处内陆，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却出土了近5000枚海贝。按一般的解释，海贝是文明社会初期从事商品交换的原始货币，可见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商贸往来的频繁。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了4枚仿海贝而成的铜贝，这种铜贝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到，它是否是我国最早的一种金属货币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蜀地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有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据考证，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了以成都平原为起点，连接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古代蜀人在崎岖的山道上究竟走了多久，但是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古蜀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毅力。正是这种精神与毅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
第三单元 化土成器—三星堆陶器
陶器取材容易，制作简便，具有不透水，而且可以经受高温烧烤，因此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生活用品。三星堆古蜀国的制陶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小平底和尖底的罐、钵、杯、盏等，它们是蜀地陶器的典型器物。这种尖底器，底部小到呈圆锥状，根本放不稳，遗址中出土了一种类似器座的器物，估计是和尖底器搭配使用的。
高柄豆上面是盘状体，主要用于盛（cheng2）放食物，下部是喇叭形圈足，连接二者的是管状的豆把（ba4），有的豆把残长竟达70多厘米，这是席地而坐的古人们为方便生活而设计的一种很巧妙实用的生活用具。这件高柄豆的器座上还刻有一只眼睛，眼睛图形在三星堆文物上出现较多，必定有深刻的寓意。
三足炊器可能是古人蒸煮食物的器具，三足呈鼎立之势，足下可以生火加温，三足均为中空，与口部相通，容水量很大，宽大的盘面可以用于盛（cheng2）水或放置食物，其硕大的形体及独特的造型非常罕见。
三星堆出土的陶盖纽造型惟妙惟肖、生动可爱，从造型上讲，有莲蓬状的，鸡冠花状的，有的还像清真寺的屋顶，盖的部分是轮制而成的，纽的部分则用手工捏塑，充分显示了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
遗址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鸟头把（ba4）勺”，勺体部分大多损坏，只剩下有鸟头造型的“勺把（ba4）”。鸟弯弯的勾喙与鱼鹰极为相似。学术界认为三星堆古蜀国可能与传说中第三代蜀王鱼凫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大批鸟头勺把就是非常重要的依据之一。
三星堆的陶器以朴实无华的特质，再现了古蜀人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并对三星堆遗址年代的测定及三星堆文化的分期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四单元 以玉通神—三星堆玉石器
玉石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我国的制玉业就很发达，这一时期以良渚文化玉石器为代表，至商代则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最为著名，而三星堆蔚为壮观的玉石器群，又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
古人认为“美石为玉”，这几块出自遗址北面鸭子河的石料都是古人用来制作玉石器的原料。三星堆玉石器的石料大部分来自四川茂县、汶川至都江堰一带。
石料表面平整光滑的切割痕迹，很可能就是几千年前老祖先留下的手迹。玉石的硬度大、成型过程也较为复杂，在三星堆遗址中，我们尚未发现制作玉石器留下的工具，那么在青铜时代古蜀人究竟是用什么工具来加工玉石器的呢？
三星堆成组成套精美绝伦的玉石器充分说明了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技艺、极大的耐心与毅力，商代古蜀国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器加工作坊。
《周礼》中有“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黄琮（cóng）礼地；以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以白琥（hǔ）礼西方，玄璜（huáng）礼北方”的记载，可见玉石器在中国古代广泛用于祭神（shen2）祇（qi2）、拜天地。三星堆的玉石器大多是具有浓厚宗教祭祀色彩的礼仪用品。
凿，本是一种工具，而三星堆的玉凿选料考究，加工精美，没有使用过的痕迹，特别是二号坑中的“凿”出土时均是放在铜罍（léi）中，证明这些玉制的工具是祭祀中奉献给神灵的礼器。
遗址中出土大量加工精细的工具和兵器，包括矛、斤、斧、刀、剑等器物也同样不具备实用价值，出土时刃部犀利如新，并多出于祭祀坑中，应该也作为礼器。礼仪化的玉石兵器、工具是三星堆玉石文化的重要特征。
这件玉剑尽管前锋残断，仍很珍贵。古代四川地区流行一种青铜短剑，因形似柳叶而称作“柳叶剑”。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它流行的时代晚，来源于其他地区，但三星堆这件玉剑的出土，证明了柳叶剑很有可能起源于蜀地。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见解：认为“柳叶剑”尽管叫了许多年，但它正确的名称应该叫“竹叶剑”。凭心而论，就这种剑的形状看，较之柳叶更像竹叶，以四川地区遍地茂盛竹林来看，也许古蜀先民造这种剑就是仿照竹叶的样子制成的。
在三星堆玉石礼器当中，以戈和璋（zhāng）的数量最多。“戈”本是一种兵器，但这些用玉石制作的戈，加工精细，器身极薄，不具备杀伤力，出土时刃部完整如新，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应该是用于仪仗的器物，在宗教仪式或表演活动中可以壮大声势，同时在祭祀祖先、吁请神灵降临的活动中用于驱邪镇魔。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并且将这一理念体现到了礼器中。这种外方内圆的琮，其主要用途是祭地。琮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出现在三星堆则说明两地很早便有了文化交往。
三星堆玉石器中圆形器物较多，分别是：璧、瑗、环。这些颇具中原文化色彩的器物说明当时的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联系已较为密切。这三种器物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璧，在古人心目中璧是天盖的象征。《周礼》中将璧列为“六器”之首，可见璧在中国古代祭仪中属于最重要的礼器之一。
这件是目前全国范围内发现形体最大的石璧，它的直径达70厘米，厚近7厘米，重达百斤以上，形似一面水井的盖子，这件石璧上有明显的管钻痕迹。
这组石璧，大的直径十多厘米，小的直径只有两三厘米，出土时发现它们在坑中从大到小叠置如石笋，象征着群峦山峰，可能有通天的含义。考古工作者发现有些纺轮之类的生活工具就是从石璧中间取下来的石芯加工而成的，可谓物尽其用。
“璋”是三星堆最有特色、数量最多的一种玉石器，三星堆的玉璋分为边璋和牙璋，前端分牙开叉的称为牙璋，斜边平口的称为边璋。这件牙璋，选料考究，通体乌黑发亮，长90.8厘米，厚仅5毫米，刃口部分虽薄却犀利如新，下端柄部两侧有加工精细的多齿形扉棱及镂空花纹，庄重典雅。
这是目前发现全国最大的璋，残长1.59米，估计原长应该在两米以上，两端刻有精美的纹饰，线条流畅，细若发丝。整件器物加工困难度相当高，仅就切割一块两米多长的玉料来说都是一件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事。
“鱼形玉璋”是三星堆文化特有的一种器物，因整体外形像一条鱼而得名。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大量鱼和鸟造型的器物，这可能和当时的图腾、自然崇拜有关，鱼形玉璋是和鱼凫王朝有密切关系的器物。
三星堆工艺精湛、种类繁多的玉石礼器足以证明三星堆古蜀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宗教祭祀制度。
第五单元 烈火熔金—三星堆冶炼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夏代的文物，而中国青铜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商周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器正属于这个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的器壁内侧发现了残留的泥芯，即内范，这一点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是采用范铸法浇铸成型的。
这件铜牌饰看似普通，实际很不平凡。因为这种铜牌饰曾经出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后来消失了，成为了一种流行时间短、特征明显的器物，在中国青铜器发展史和早期文明史研究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三星堆的这件饰与二里头文化的非常相似，它们之间或许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三星堆出土的铜铃共有40余件，有鹰形的、花形的、兽面形的等，极尽变化，造型美观，而且均有铃舌，能敲击出音；另外还有各种昆虫形的铜挂饰，估计是与铜铃配套悬挂的。
三星堆发现的铜戈，造型奇特，长20厘米左右，援呈细长的等腰三角形，两侧有锯齿，这种锯齿状的戈在全国还是首次见到。从这种戈呈薄片状、不大具备杀伤性这点来看，可能是仿同类实战兵器制成的礼仪用品。
这件造型奇特的铜璋仅见于三星堆，长13.5厘米。与一般牙璋造型最大的不同是它器身呈拐折状，一侧有弯钩，颇为罕见或许是三星堆某件人物雕塑手中执拿的物品。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金器100多件，它们大多属金银二元合金，金的含量一般在85%左右，另外的15％大多为银。三星堆金器的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方法淘洗沙金，再使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过人工锤打和碾压而成金带、金皮、金箔等，并运用了模压、粘贴、雕刻、镂空等技术。
戴金面罩的人头像是三星堆最引人注目的文物之一。金面罩采用金皮捶拓而成，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眼、眉处镂空。57件青铜人头像中为什么只有4件戴了金面罩，是表现不同的肤色还是不同的地位？其深沉含义又何在？在世界考古史上，古埃及、古希腊都曾出土有金面罩，三星堆与它们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
金杖，出自一号祭祀坑，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采用的是金皮包卷在木头上，出土时，金皮内还有碳化的木渣，金皮重约500克。在金杖的一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图案，下方为两个头戴五齿高冠、耳戴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为两头相向的鸟，上方是两背相对的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有学者推测，这段图案可能表现的是以鱼和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结盟，建立了三星堆古蜀国，渔猎曾作为当时的经济生活手段。也有学者认为那不是箭，而是“穗形物”，并估计当时农业已经有了水稻种植。
至于金杖的性质，学者们一般认为，金杖集神权、王权于一体，既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是大巫师手中的魔杖、法杖，是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
遗址中还出土了数目众多、形式各异的青铜眼形器。这种菱形的眼睛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有的由四部分组成，有的由两部分组成，也有完整成型的，从这些数字几何等分上可以看出古蜀先民对数学和几何学已有一定的认识。这些眼形器，均有穿孔，应是绑附或钉挂在其他物体上使用的，其用途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第六单元 通天神树—古蜀人智慧和精神的象征
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中国共产党出土了大大小小8棵青铜神树。一号神树，虽顶部残断，高度仍达3.95米，这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现形体最大的古代单件青铜器。从现代美学角度看，神树造型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虽然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并采用了套铸、铆（mǎo）铸、嵌铸等工艺，但仍是一体浑然，称青铜铸造的精品。
神树由底座、树以及树上的龙组成。
树的底座呈穹窿形，三面镂空，象一座神山。树分三层，每层有三个树枝，树枝上有刀状的果叶、硕大的果实，在每颗朝上的果实上都站着一只鸟，全树一共有九只造型相同的鸟。树干上嵌铸了一条造型怪异的龙，龙头朝下，身体呈辫绳状，前爪匍匐在树座上，后爪象人手，身上还挂着刀状的羽翅。中国龙的造型从古到今千变万化，但像这样怪异的龙还是独此一见。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宝库中有很多关于神树的传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通过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建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是这三棵神树的复合体。
传说扶桑神树生长在东海的尽头一个名叫“汤谷”的地方，“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十个太阳轮流上天值班，有段时间，十个太阳失去了控制，一起跑到天上去了，以至于世间草木枯焦，民不聊生，于是便有了“后弈射日”的神话传说。
若木神树生长在西边，是太阳下山的地方，树上也有十个太阳，光华普照大地。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鸟是太阳的象征，三星堆神树上的九只鸟表现的就是九个太阳。至于树顶已经残端，是否还有一只鸟，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三星堆的神树表现了人们对鸟的崇拜，对太阳的崇拜，这棵树可以说是中国“十日神话”的实物标本。
传说中的建木神树生长在“都广之野”这个地方，它的位置恰好处在天地的正中央。树上有枝叶、花卉和果实，还有龙蛇等动物，一些叫做“众帝”的神人通过这棵树上天下地。三星堆神树的特点、地理位置都与 “建木”吻合，联系与神树同出一坑一大批代表巫师、神灵的青铜雕像群，这棵神树极有可能是古蜀人心目中沟通天地、连接人神的“登天之梯”，神树上的那条龙，可能就是巫师上天下地的“坐骑（ji4）”。
古代流行一种“盖天说”，古人认为大地是一块平面，天空好像弧形的盖子，从东边到西极，古代中国人就是以东方扶桑、中央建木、西方若木这三棵神树为座标，构塑了一个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宇宙观念。因此，三星堆的神树既是古人太阳崇拜的产物，又是古人心目中的“登天之梯”，同时也是代表古人宇宙观念的宇宙树。
Ⅱ号青铜神树，残高2米左右，结构与Ⅰ号神树相似，喇叭形的底座象征神山，三方各铸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有跪座人像，人像手呈抱握状，可能表现的是巫师祭祀神山、神树，作法登天的情景。树干（gan4）上套着“璧形器”，更强调了神树“通天”的功能。在树枝上还铸有很多铜环钮，可能用来悬挂各种造型的铜铃、铜挂饰等，那种辉煌壮美的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在我国西南地区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摇钱树，它们在造型和内涵上与三星堆的神树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继承了三星堆“神树”通天通神的思想。在我国其它地方出土的树形灯盏同样是树崇拜的思想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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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展馆 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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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2800年，总面积12平方公里，是目前四川境内发现面积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将古蜀历史的渊源从春秋战国时期向前推进了约2000年；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包围着的古城，北面是鸭子河，城区面积近4平方公里。3000多年前如此宏大规模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据考证这里曾经是古蜀国的国都所在地。狭义的三星堆特指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名，并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1929年的春天，当地农民燕（yan1）道成在自家院子附近挖水沟时偶然发现了400余件具有浓郁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石器，引起了中外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从30年代开始，几代考古学人便在此发幽探微。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相继发掘，上千件精美文物横空出世，广汉三星堆从此名扬天下。
第一单元 雄踞西南—古蜀2000年沧桑史
古史传说记载，蜀人的远祖出自黄帝，古蜀国有五代蜀王。第一代蜀王叫蚕丛，他最大的功绩是教民种桑养蚕；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关于他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只知道“柏灌”是一种水鸟；第三代蜀王叫鱼凫。“凫”就是鱼鹰，三星堆发现了大量鸟的造型，其中鱼鹰的形象最多，一般认为，与三星堆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鱼凫王。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杜宇就是杜鹃鸟。相传他“教民务农”，倍受爱戴，但却无力治理蜀地的水患，而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开明氏，由于治理了水患，受到人民的拥戴，取代了杜宇而成为第五代蜀王。推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是从夏朝至商末周初，杜宇估计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开明氏则是从春秋中叶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在北达汉水流域，东至荆江地区，西南迄大渡河，金沙江及今贵州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蜀文化的遗址和遗迹，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位于蜀文化圈的中心区域，是三四千年前是古蜀文化的中心。
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到2800年，延续了2000多年。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看，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这个时期的陶器以宽沿平底器、镂孔圈足器等为主，制作方法多为手制，生产工具以石制的斧、锛、凿为主，器型小，同时出现了玉璧、玉圭（guī）、玉环等小型礼仪用品。
遗址内发现了许多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多为干栏式建筑，其优点是材料易得，而且防风防潮性能良好。房屋面积一般为二、三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处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估计是公共性质的建筑。
1997年，在三星堆西城墙外的仁胜村发现了29座长方形土坑，坑中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其中，玉锥形器的形制、风格和江浙一带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墓葬中所出土的玉锥形器极为相似，说明了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很早就有了文化联系。
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非常广阔，特别是在成都平原发现了很多古城遗址，其中以新津龙马乡宝墩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崇州双河、紫竹村古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等的发现为大宗。这些古城的发现，说明在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已经有了大小城邦组织，其中只有三星堆脱颖而出，成为古蜀国的中心都邑。
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为代表，大约距今4000年至3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这是三星堆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一般认为属于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时期。在这个阶段极具地方特色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ba4）勺等陶器大量出现，并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
从二期开始，三星堆进入了文明时代。人们修建了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面积近4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也已建成，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宫殿区等。
一般认为，城市的建立、祭祀场所的设置、青铜器的产生、文字的出现等是古代文明和国家产生的标志。三星堆已经不是一般的聚落、村寨，而是雄踞在西南的早期城市、国家，特别是结合遗址中的出土文物来看，古蜀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zhāng）、陶盉（hé）、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了商末周初属于中原的铜觯（zhì）和铜尊，很可能是蜀国的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周王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中原甲骨文中也不乏有“征蜀”、“伐蜀”、“蜀射三百”等记载……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开放精神的。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3200～2800年左右。
四期的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在这个时期，某种因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2001年初，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古蜀国的踪迹才显清晰。金沙遗址的时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学者们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至此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元 物华天府—三星堆的农业与商贸
目前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形体硕大的陶盆、陶缸、陶罐等，有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它们器型多、体量大，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家畜饲养，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及猪、羊、马、鸡等动物造型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家禽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也很丰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粮食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已经有了剩余部分用于酿酒，在这些酒器中，以陶盉和瓶形杯最具特色。
陶盉（hé）——一般认为它是温酒器，大多高三四十厘米。陶盉下部的三只中空袋状足既可以加大陶盉容量，又可生火加温，设计极为合理。在遗址的一个土坑中，曾发现一件陶盉与20多件瓶形杯放置一处，可见这些酒器是配套使用的。
瓶形杯——被做成喇叭口、细瓶颈、圆平底，有的颈部还有纹饰，看起来质朴美观，由于这种器型瓶颈较小，有学者推测当时的酒应可能是去了“酒滓（zǐ）”的清酒。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共出土80多枚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的门齿。学者们认为它们是统治阶级财富的象征。至于象牙的来源，有可能当时本地出产大象也有可能是蜀地与周邻国家甚至更远地区商贸交易的结果。
古蜀地处内陆，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却出土了近5000枚海贝。按一般的解释，海贝是文明社会初期从事商品交换的原始货币，可见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商贸往来的频繁。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了4枚仿海贝而成的铜贝，这种铜贝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到，它是否是我国最早的一种金属货币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蜀地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有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据考证，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了以成都平原为起点，连接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古代蜀人在崎岖的山道上究竟走了多久，但是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古蜀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毅力。正是这种精神与毅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
第三单元 化土成器—三星堆陶器
陶器取材容易，制作简便，具有不透水，而且可以经受高温烧烤，因此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生活用品。三星堆古蜀国的制陶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小平底和尖底的罐、钵、杯、盏等，它们是蜀地陶器的典型器物。这种尖底器，底部小到呈圆锥状，根本放不稳，遗址中出土了一种类似器座的器物，估计是和尖底器搭配使用的。
高柄豆上面是盘状体，主要用于盛（cheng2）放食物，下部是喇叭形圈足，连接二者的是管状的豆把（ba4），有的豆把残长竟达70多厘米，这是席地而坐的古人们为方便生活而设计的一种很巧妙实用的生活用具。这件高柄豆的器座上还刻有一只眼睛，眼睛图形在三星堆文物上出现较多，必定有深刻的寓意。
三足炊器可能是古人蒸煮食物的器具，三足呈鼎立之势，足下可以生火加温，三足均为中空，与口部相通，容水量很大，宽大的盘面可以用于盛（cheng2）水或放置食物，其硕大的形体及独特的造型非常罕见。
三星堆出土的陶盖纽造型惟妙惟肖、生动可爱，从造型上讲，有莲蓬状的，鸡冠花状的，有的还像清真寺的屋顶，盖的部分是轮制而成的，纽的部分则用手工捏塑，充分显示了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
遗址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鸟头把（ba4）勺”，勺体部分大多损坏，只剩下有鸟头造型的“勺把（ba4）”。鸟弯弯的勾喙与鱼鹰极为相似。学术界认为三星堆古蜀国可能与传说中第三代蜀王鱼凫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大批鸟头勺把就是非常重要的依据之一。
三星堆的陶器以朴实无华的特质，再现了古蜀人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并对三星堆遗址年代的测定及三星堆文化的分期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四单元 以玉通神—三星堆玉石器
玉石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我国的制玉业就很发达，这一时期以良渚文化玉石器为代表，至商代则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最为著名，而三星堆蔚为壮观的玉石器群，又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
古人认为“美石为玉”，这几块出自遗址北面鸭子河的石料都是古人用来制作玉石器的原料。三星堆玉石器的石料大部分来自四川茂县、汶川至都江堰一带。
石料表面平整光滑的切割痕迹，很可能就是几千年前老祖先留下的手迹。玉石的硬度大、成型过程也较为复杂，在三星堆遗址中，我们尚未发现制作玉石器留下的工具，那么在青铜时代古蜀人究竟是用什么工具来加工玉石器的呢？
三星堆成组成套精美绝伦的玉石器充分说明了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技艺、极大的耐心与毅力，商代古蜀国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器加工作坊。
《周礼》中有“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黄琮（cóng）礼地；以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以白琥（hǔ）礼西方，玄璜（huáng）礼北方”的记载，可见玉石器在中国古代广泛用于祭神（shen2）祇（qi2）、拜天地。三星堆的玉石器大多是具有浓厚宗教祭祀色彩的礼仪用品。
凿，本是一种工具，而三星堆的玉凿选料考究，加工精美，没有使用过的痕迹，特别是二号坑中的“凿”出土时均是放在铜罍（léi）中，证明这些玉制的工具是祭祀中奉献给神灵的礼器。
遗址中出土大量加工精细的工具和兵器，包括矛、斤、斧、刀、剑等器物也同样不具备实用价值，出土时刃部犀利如新，并多出于祭祀坑中，应该也作为礼器。礼仪化的玉石兵器、工具是三星堆玉石文化的重要特征。
这件玉剑尽管前锋残断，仍很珍贵。古代四川地区流行一种青铜短剑，因形似柳叶而称作“柳叶剑”。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它流行的时代晚，来源于其他地区，但三星堆这件玉剑的出土，证明了柳叶剑很有可能起源于蜀地。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见解：认为“柳叶剑”尽管叫了许多年，但它正确的名称应该叫“竹叶剑”。凭心而论，就这种剑的形状看，较之柳叶更像竹叶，以四川地区遍地茂盛竹林来看，也许古蜀先民造这种剑就是仿照竹叶的样子制成的。
在三星堆玉石礼器当中，以戈和璋（zhāng）的数量最多。“戈”本是一种兵器，但这些用玉石制作的戈，加工精细，器身极薄，不具备杀伤力，出土时刃部完整如新，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应该是用于仪仗的器物，在宗教仪式或表演活动中可以壮大声势，同时在祭祀祖先、吁请神灵降临的活动中用于驱邪镇魔。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并且将这一理念体现到了礼器中。这种外方内圆的琮，其主要用途是祭地。琮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出现在三星堆则说明两地很早便有了文化交往。
三星堆玉石器中圆形器物较多，分别是：璧、瑗、环。这些颇具中原文化色彩的器物说明当时的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联系已较为密切。这三种器物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璧，在古人心目中璧是天盖的象征。《周礼》中将璧列为“六器”之首，可见璧在中国古代祭仪中属于最重要的礼器之一。
这件是目前全国范围内发现形体最大的石璧，它的直径达70厘米，厚近7厘米，重达百斤以上，形似一面水井的盖子，这件石璧上有明显的管钻痕迹。
这组石璧，大的直径十多厘米，小的直径只有两三厘米，出土时发现它们在坑中从大到小叠置如石笋，象征着群峦山峰，可能有通天的含义。考古工作者发现有些纺轮之类的生活工具就是从石璧中间取下来的石芯加工而成的，可谓物尽其用。
“璋”是三星堆最有特色、数量最多的一种玉石器，三星堆的玉璋分为边璋和牙璋，前端分牙开叉的称为牙璋，斜边平口的称为边璋。这件牙璋，选料考究，通体乌黑发亮，长90.8厘米，厚仅5毫米，刃口部分虽薄却犀利如新，下端柄部两侧有加工精细的多齿形扉棱及镂空花纹，庄重典雅。
这是目前发现全国最大的璋，残长1.59米，估计原长应该在两米以上，两端刻有精美的纹饰，线条流畅，细若发丝。整件器物加工困难度相当高，仅就切割一块两米多长的玉料来说都是一件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事。
“鱼形玉璋”是三星堆文化特有的一种器物，因整体外形像一条鱼而得名。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大量鱼和鸟造型的器物，这可能和当时的图腾、自然崇拜有关，鱼形玉璋是和鱼凫王朝有密切关系的器物。
三星堆工艺精湛、种类繁多的玉石礼器足以证明三星堆古蜀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宗教祭祀制度。
第五单元 烈火熔金—三星堆冶炼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夏代的文物，而中国青铜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商周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器正属于这个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的器壁内侧发现了残留的泥芯，即内范，这一点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是采用范铸法浇铸成型的。
这件铜牌饰看似普通，实际很不平凡。因为这种铜牌饰曾经出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后来消失了，成为了一种流行时间短、特征明显的器物，在中国青铜器发展史和早期文明史研究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三星堆的这件饰与二里头文化的非常相似，它们之间或许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三星堆出土的铜铃共有40余件，有鹰形的、花形的、兽面形的等，极尽变化，造型美观，而且均有铃舌，能敲击出音；另外还有各种昆虫形的铜挂饰，估计是与铜铃配套悬挂的。
三星堆发现的铜戈，造型奇特，长20厘米左右，援呈细长的等腰三角形，两侧有锯齿，这种锯齿状的戈在全国还是首次见到。从这种戈呈薄片状、不大具备杀伤性这点来看，可能是仿同类实战兵器制成的礼仪用品。
这件造型奇特的铜璋仅见于三星堆，长13.5厘米。与一般牙璋造型最大的不同是它器身呈拐折状，一侧有弯钩，颇为罕见或许是三星堆某件人物雕塑手中执拿的物品。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金器100多件，它们大多属金银二元合金，金的含量一般在85%左右，另外的15％大多为银。三星堆金器的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方法淘洗沙金，再使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过人工锤打和碾压而成金带、金皮、金箔等，并运用了模压、粘贴、雕刻、镂空等技术。
戴金面罩的人头像是三星堆最引人注目的文物之一。金面罩采用金皮捶拓而成，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眼、眉处镂空。57件青铜人头像中为什么只有4件戴了金面罩，是表现不同的肤色还是不同的地位？其深沉含义又何在？在世界考古史上，古埃及、古希腊都曾出土有金面罩，三星堆与它们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
金杖，出自一号祭祀坑，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采用的是金皮包卷在木头上，出土时，金皮内还有碳化的木渣，金皮重约500克。在金杖的一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图案，下方为两个头戴五齿高冠、耳戴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为两头相向的鸟，上方是两背相对的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有学者推测，这段图案可能表现的是以鱼和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结盟，建立了三星堆古蜀国，渔猎曾作为当时的经济生活手段。也有学者认为那不是箭，而是“穗形物”，并估计当时农业已经有了水稻种植。
至于金杖的性质，学者们一般认为，金杖集神权、王权于一体，既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是大巫师手中的魔杖、法杖，是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
遗址中还出土了数目众多、形式各异的青铜眼形器。这种菱形的眼睛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有的由四部分组成，有的由两部分组成，也有完整成型的，从这些数字几何等分上可以看出古蜀先民对数学和几何学已有一定的认识。这些眼形器，均有穿孔，应是绑附或钉挂在其他物体上使用的，其用途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第六单元 通天神树—古蜀人智慧和精神的象征
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中国共产党出土了大大小小8棵青铜神树。一号神树，虽顶部残断，高度仍达3.95米，这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现形体最大的古代单件青铜器。从现代美学角度看，神树造型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虽然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并采用了套铸、铆（mǎo）铸、嵌铸等工艺，但仍是一体浑然，称青铜铸造的精品。
神树由底座、树以及树上的龙组成。
树的底座呈穹窿形，三面镂空，象一座神山。树分三层，每层有三个树枝，树枝上有刀状的果叶、硕大的果实，在每颗朝上的果实上都站着一只鸟，全树一共有九只造型相同的鸟。树干上嵌铸了一条造型怪异的龙，龙头朝下，身体呈辫绳状，前爪匍匐在树座上，后爪象人手，身上还挂着刀状的羽翅。中国龙的造型从古到今千变万化，但像这样怪异的龙还是独此一见。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宝库中有很多关于神树的传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通过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建木、若木的特点和功能，是这三棵神树的复合体。
传说扶桑神树生长在东海的尽头一个名叫“汤谷”的地方，“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十个太阳轮流上天值班，有段时间，十个太阳失去了控制，一起跑到天上去了，以至于世间草木枯焦，民不聊生，于是便有了“后弈射日”的神话传说。
若木神树生长在西边，是太阳下山的地方，树上也有十个太阳，光华普照大地。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鸟是太阳的象征，三星堆神树上的九只鸟表现的就是九个太阳。至于树顶已经残端，是否还有一只鸟，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三星堆的神树表现了人们对鸟的崇拜，对太阳的崇拜，这棵树可以说是中国“十日神话”的实物标本。
传说中的建木神树生长在“都广之野”这个地方，它的位置恰好处在天地的正中央。树上有枝叶、花卉和果实，还有龙蛇等动物，一些叫做“众帝”的神人通过这棵树上天下地。三星堆神树的特点、地理位置都与 “建木”吻合，联系与神树同出一坑一大批代表巫师、神灵的青铜雕像群，这棵神树极有可能是古蜀人心目中沟通天地、连接人神的“登天之梯”，神树上的那条龙，可能就是巫师上天下地的“坐骑（ji4）”。
古代流行一种“盖天说”，古人认为大地是一块平面，天空好像弧形的盖子，从东边到西极，古代中国人就是以东方扶桑、中央建木、西方若木这三棵神树为座标，构塑了一个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宇宙观念。因此，三星堆的神树既是古人太阳崇拜的产物，又是古人心目中的“登天之梯”，同时也是代表古人宇宙观念的宇宙树。
Ⅱ号青铜神树，残高2米左右，结构与Ⅰ号神树相似，喇叭形的底座象征神山，三方各铸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有跪座人像，人像手呈抱握状，可能表现的是巫师祭祀神山、神树，作法登天的情景。树干（gan4）上套着“璧形器”，更强调了神树“通天”的功能。在树枝上还铸有很多铜环钮，可能用来悬挂各种造型的铜铃、铜挂饰等，那种辉煌壮美的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在我国西南地区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摇钱树，它们在造型和内涵上与三星堆的神树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继承了三星堆“神树”通天通神的思想。在我国其它地方出土的树形灯盏同样是树崇拜的思想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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