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立秘书学史料学的几点思考

　　对建立秘书学史料学的几点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现代秘书学的教学与研究肇兴，到2011年秘书学专业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秘书学的发展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了。30年来，秘书学的学科发展、秘书工作实践、秘书学专业建设与秘书人才培养等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譬如，学科体系不完善、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不清楚、教学研究团队不稳定、专业美誉度不高等。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在秘书学研究中尚缺少深入细致、科学有效地对学科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
　　
　　判断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史料建设的完善程度。在秘书学研究的早期，秘书学研究存在着“整体水平偏低，现象描述偏多，理论概括较少”等现象。即使当前，秘书学研究也存在着大量“炒冷饭”与“煮夹生饭”的现象，缺少深度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这种现象，固然与学科在初创期的体系不完善有关，但学科史料学尚未建立也是重要原因。当然，也有学界前辈发现秘书学史料的重要性，在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做出了积极与重要的贡献。常崇宜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持续地对秘书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做综述，对秘书学著作出版情况的史料收集、整理与分析用力尤甚：他的仁十世纪的一百本秘书学科书籍》。精挑细选108本秘书学相关书籍，系统介绍了基本情况与创新特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外，他还编著了《新世纪前后秘书论著摘介》《新世纪部分秘书论著简介》。娄山关、董继超等学者在秘书学教学与研究参考资料的汇编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2000年至2008年，钱世荣连续对当年的秘书学研究做成绩与问题、基本态势、发展路向、创新点等方面的综述，在期刊与专著研究方面下了大量功夫。何宝梅在对秘书学基础理论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的理论思考与探索，指出问题并提供相应对策②。基于秘书学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学科特点，方国雄、杨锋、黄桐华等学者做了秘书工作案例的整理与分析，为秘书工作实践及秘书学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大量实践材料。眭达明有大量秘书史话著作，史料翔实，叙述生动，通俗易懂。
　　
　　基于此，已有学者认识到建立秘书学史料学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这也反映了学界对秘书学史料工作重要性认识的加强，更彰显了秘书学史料研究自觉意识的增强， “秘书学史料学”的建立呼之欲出。
　　
　　一、建立秘书学史料学的一些问题
　　
　　1.建立秘书学史料学的必要性
　　
　　秘书学的学科性质，是秘书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学界对秘书学学科性质的理解虽然还有争议，但基本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一般认为，秘书学是研究秘书工作与秘书活动规律的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秘书学还与管理学、行政学、领导学有着诸多联系。基于此种学科性质，秘书学研究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传统的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比较、理论联系实际等；一种是现代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管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尽可能地占有充足的史料才是最基础的工作。没有完整的史料，就相当于建筑没有稳固的地基，只能是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在秘书学建立之初，娄山关就认识到学科史料的重要性。他指出，“秘书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研究秘书学的方法，就只能按照社会科学的特点，对社会上各级领导机构的秘书工作进行全面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只有周密地调查研究秘书工作的现状，考察秘书工作的历史（并指出关键是掌握可靠的史料），明了秘书工作存在的社会条件，才能通过综合研究与分析研究，得出秘书工作的规律，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秘书工作的实践。”根据公务秘书学的学科对象、性质，董继超认为研究方法有事实积累法、经验分析法、案例研究法与实验证实法。不管是调查秘书工作现状、考察秘书工作历史，还是事实积累、经验分析与案例研究，其实都表明了秘书学研究中史料整理、分析与研究的重要意义。没有完整的史料积累，就难以借鉴现代管理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2.秘书学的学科体系看秘书学史料学的建立
　　
　　虽确定了秘书学史料学建立的必要性，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秘书学史料学的内容指向哪些范畴？笔者认为，可以从秘书学的学科体系人手，来看秘书学史料学的内容指向。凡秘书学科体系之内的，皆可列入秘书学史料学的指向范畴；反之，则可以根据其与秘书学科的关系紧密程度及效用来分析，紧密的及效用强的视为边缘史料，不紧密及无效的则选择放弃。
　　
　　然而，秘书学科创建三十年来，秘书学科体系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尚未形成定论，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秘书学科“体系尚未成型”。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有：混淆了秘书学学科体系与秘书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关系，将某些不属于学科体系却属于课程体系的项目置入学科体系之中；或者混淆了“秘书学”“秘书学概论”与“秘书实务”的关系，把三种概念杂糅在一起。基于前述问题，有学者提出确立“大秘书”的概念，从论、史、应用三方面加以构建。笔者费同此观点，在“大秘书” （即学科体系）的框架下，明确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界限，促进秘书学科的发展与完善。不仅秘书史学需要史料的搜集、整理、分析与运用，秘书理论与秘书实务同样需要建立在完善史料的分析与运用之上。
　　
　　3.如何处理史料学层面上秘书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秘书学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应用学科，与应用写作学、文书学、社会学、管理学、信访学、领导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礼仪学等诸多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不属于秘书学科体系，却与秘书学发生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科，可视为秘书学的相关学科。
　　
　　笔者认为，从秘书工作与活动的规律来看，秘书学可以与这些相关学科交叉，形成秘书写作、秘书公关、秘书礼仪、秘书社会学、秘书心理学等交叉学科，作为秘书论、史、应用下的三级学科。如此，在秘书学史料学的内容指向上，可从秘书学的角度出发，来辨别与运用这些交叉学科的史料。如常崇宜在编选《二十世纪的一百本秘书学科书籍》时指出，档案、公文写作、文书处理、公共关系等自成体系的书籍，除个别与秘书学科发展关系密切者外，一般均未纳入。
　　
　　4.秘书学史料学的基本概念
　　
　　史料学是一门分析和运用史料的知识方法和研究某些领域具体史料的学科。分析史料是指确认史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运用史料是指恰如其分地选择史料证明你的论述。另外，史料有原始史料和非原始史料、核心史料和非核心史料、边缘史料和关键史料之分。因此，大量非原始、非核心、非关键的史料也不一定有用。 秘书学史料学可以借鉴一般史料学及古代文学史料学、现代文学史料学等其他专业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并从自身综合性应用学科的特征出发，来建构系统化、理论化、学科化的秘书学史料学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
　　
　　二、建立秘书学史料学的路径
　　
　　秘书学学科的成熟，需要构建完备的秘书学史料学体系。丰富与准确的史料，是提高秘书学研究学术水平的重要保证，也可以克服从前秘书学研究缺少史料支撑的弊端。
　　
　　李良玉认为，史料大致可以分为八种：文献，档案，报刊，回忆录，前人著述，声像资料，遗址、遗迹与器物，口碑资料与乡例民俗。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此8种路径来构建秘书学史料学，但要根据秘书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来辨别与确认。
　　
　　1.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档案是：“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对于秘书学史料学而言，档案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史料。首先，档案管理是秘书工作的重要内容。其次，关于秘书工作、秘书活动、秘书机构、秘书人员的档案，是秘书学史料的重要构成。在这些档案中，关于文书工作的档案又占很大一部分。1984年娄山关等编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秘书法规汇编》与1993年董继超编著的《秘书学教程参考资料》，收集了大量秘书工作档案。
　　
　　2.报刊
　　
　　秘书学的研究阵地主要以期刊为主，也有少量文章在报纸发表。
　　
　　30年来，国内各地先后创办了多种秘书类专业期刊，最多时全国公开或内部出版的秘书类专业期刊有30多家。迄今为止，由于各种原因，多数秘书类专业期刊已经停办。现在公开出版的有： 《秘书》 （上海大学）、《秘书之友》 （兰州大学》、 《秘书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办公室业务》 （国家档案局创办，现改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内部刊物主要有： 《当代秘书论坛》 （原名《当代秘书》，湖南省委办公厅和省秘书学会）、《秘书战线》 （石家庄市委办公厅、市秘书协会）、《办公室工作》 （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 《北京秘书工作通讯》 （北京市秘书学会）、 《现代文秘》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和山东大学）。曾经出版或内部印行的有：《秘书届》（成都市秘书学会）、《广东秘书工作》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工作质量研究》 （广东省质量管理协会、秘书工作质量研究会），《秘书学研究》 （江汉大学）、《秘书理论与实践》 （河南省现代秘书科学研究院）、《秘书学刊》 （郑州秘书专科学校）、《办公室工作研究》 （青岛市办公室工作研究会）、《厂长与秘书》、《企业秘书》、《文秘》等。另外，《成都大学学报》 《长沙大学学报》《上海大学学报》《江汉大学学报 》 《乐山师院学报》《达川师专学报》等高校学报及各级政府部门主办的政报也开设有秘书专栏。还有《：应用写作》 《：兰台世界》等杂志，虽然不属于秘书类期刊，但其中的“公文写作”“档案工作”等栏目与秘书学有着密切关系。
　　
　　这些期刊，栏目设置并非完全一致，却都在关注秘书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秘书实务、秘书史话、秘书学专业建设等，为我国秘书学教学、研究及秘书工作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与材料支撑。
　　
　　在期刊研究中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报刊通常受到政治的制约，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管束较强的某些时期，要注意报刊的政治性与客观性。其次，秘书期刊栏目设置更突出综合性特征，要注意辨别与确认。如《秘书》的“文化广场”“艺术长廊”栏目、 《秘书工作》的“博览”“文艺”等栏目，主要考虑的是秘书人员的文化及美学修养，在秘书学史料学的整理中可以选择放弃。
　　
　　3.前人著述
　　
　　前人著述主要指前人关于秘书学（论、史、应用）的教材、史话与学术著作，其中以教材为主。3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000余部秘书学专著问世。大致经历了两代：第一代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宽容者称之为集专业教材、学术著作、工作手册三位一体的连体婴儿，批评者斥之为难以做教材、不成工作手册、远非学术著作；第二代出版于21世纪初，将秘书学内容。分为论、史、应用三部分，初步形成了秘书学的学科体系，但还存在一定问题。从内容上，前人著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秘书学理论，主要指关于秘书工作、秘书活动或秘书学自身理性认识的成果。主要由秘书学基础理论、专门秘书学、交叉秘书学三部分构成。秘书学基础理论，或称《秘书学概论》《秘书学原理》，是秘书学的自身理论。专门秘书学，主要指适用于不同行业、部门的秘书学，如《务秘书学》 《乡镇秘书学》 《商务秘书学》《企业秘书学》 《金融秘书学》《军事秘书》《公安秘书等》《涉外秘书学》等。交叉秘书学，指秘书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形成的新型学科或交叉学科。此处，要注意的是，早期的秘书学教材经常把秘书学、秘书学概论、秘书实务混淆在一起，要认真分析与辨别。
　　
　　（2）秘书史，是研究古今中外秘书活动现象与规律的专门史，如《中国秘书史》 《中国秘书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秘书工作简史》《外国秘书工作概况》。
　　
　　（3）秘书实务，主要研究秘书人员及秘书工作机构的专业工作。新世纪以来，单独出版的《秘书实务》越来越多，可以看出秘书教学与科研机构对秘书学科体系理解的深入。
　　
　　（4）秘书手册、辞典、指南、大全、百科类工具书，在秘书工作实践中有极强的实用性。如《韦氏秘书手册》 （安娜·埃克丝蕾、安娜·约翰逊，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 《秘书词典》（翁世荣、王千弓，档案出版社，1989年）、《办公室工作规范》 （李欣，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等。
　　
　　（5）秘书史话，主要指以叙述故事的形式写成的秘书题材的通俗读物。眭达明在秘书史话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相继出版了《文牍趣话》《秘书生活》《秘书政治》《秘书生态》《清朝秘书政治》等史话类读物。
　　
　　（6）幕学研究专著。幕学，是幕友佐官为治所必备的行政知识与技术，与现代秘书学有着密切关系。幕学的代表性成果有万枫江著的《幕学举要》，汪辉祖著的《匠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 《学治续谢，王阴庭著的协案要略》 《刑幕要略》等。幕学研究专著有《绍兴师爷汪辉祖研究》 （鲍永军，人民出版社，2006年）、《官府、幕友与书生：“紹兴师爷”研究》（郭润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
　　
　　（7）其他秘书研究专著，主要是研究者根据个人学术兴趣写成的学术专著。如《中国古代秘书通论》 （潘林杉，安徽人民出版社，199D年）、《管理参谋原理与参谋艺术》 （常崇宜、方国雄、罗金轩，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秘书系统：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 （钱世荣，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 （邱惠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田家英秘书工作研究：兼及预防党政秘书腐败》 （王茜，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秘书学基础理论探究》 （何宝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
　　
　　4.工作案例
　　
　　工作案例，是指在秘书工作与秘书活动中形成的典型的富有多种意义的事件陈述，一般有真实案例与虚拟案例两种。从秘书研究与秘书工作的角度讲，只要是符合秘书工作与秘书活动逻辑的案例，都具备可资借鉴与研究的“真实性”。方国雄、黄桐华、王守福等学者编有多种《秘书工作案例与分析》。
　　
　　5.日记、回忆录与传记
　　
　　这一类史料主要指古今中外秘书人员的日记、回忆录与传记。通过这些史料，可以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岗位秘书人员在秘书工作中“真实”的经验体会与心路历程，从而为秘书研究与秘书工作提供借鉴。
　　
　　日记，即历史当事人的记述，历来是历史研究者立论的依据。历史当事人当时的记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信度较高，有助于接近历史的真相。然而，日记文本内部“隐身听者”的永远在场及其普遍的文饰倾向使得日记的真实性和自由度相对有限；日记出版时，历史当事人或版权所有者基于多种考虑，也会进行文饰与修改。秘书日记有很多，如《李锐日记》。
　　
　　回忆录，主要指历史当事人对亲身经历或者其他人的回忆，能提供大量历史材料。它的本质特性是追忆，因而其“真实性”更加值得商榷。秘书回忆录如《叶子龙回忆录》 《陈布雷回忆录》等。传记，此处主要以秘书人员为传主，围绕秘书人员与领导的关系来写作。如《田家英传》 《陈伯达传》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中央一支笔》等。
　　
　　从某种程度上讲，要辩证地看待这些史料，不能采取“孤证”，而要从不同版本、层面来“互证”，认真细致地分析与辨别，采取更可信的史料。
　　
　　6.秘书类文艺作品
　　
　　这主要指以秘书人员、秘书工作或秘书活动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有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形式（影视类也可置入声像资料的范畴）。如杨川庆著的《省长秘书》 （小说）、大卫·弗兰科尔导演的《时尚女魔头》 （电影）与《杜拉拉升职记》系列文艺作品。在分析与运用此类文艺作品时，要关注其是否符合秘书工作与秘书活动的逻辑。只要具备“文艺真实性”，就能提供某种意义上的借鉴，也可以作为秘书学教学与研究的材料。
　　
　　7.声像资料与口述史料
　　
　　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秘书学声像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如关于高级领导秘书与秘书学者的采访、专业教学录像、秘书工作录像等；另一方面，亟需对一些年事已高的高级领导秘书、秘书学者进行访问与调查，以挖掘、整理与研究口述史料。
　　
　　8.其他史料
　　
　　此外，可以收集整理各级各类秘书工作机构、秘书学会、秘书院校等多种层面的秘书机构的资料，还可以与高等院校秘书专业建设（资源库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三、秘书学史料学的研究方法
　　
　　一般认为，学术研究的起点应为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简要的脉络性综述。这样，才不会“炒冷饭” “煮夹生饭”“挤牙膏”，才能站在前人研究的肩膀之上，厚积薄发，进行“泉水型”学术研究与写作。那么，秘书学史料该如何收集、整理与运用，秘书学史料学又该如何建构呢？
　　
　　1.秘书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可以借鉴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文献学是以文献整理的各方面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首先要研究文献本身。即要研究每一个体文献的材料来源、编著过程、体裁、体例、内容及其价值；还要揭示文献这一文化实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过程，研究各个时期文献的特点及文献的继承性。其次要研究文献整理的内容和方法。一是文献的实证，有辨伪、版本、校勘、辑佚等；二是文献的解释，有标点、注释、翻译等；三是根据实际需要，将文献按一定规则和类例编成书目，把一些分散的资料、论文，或一书或几本书中的相关内容编成索引。@
　　
　　常崇宜编著仁十世纪的一百本秘书学科书籍》，即是秘书学史料收集与整理的一种良好方法。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按照秘书工作实践、秘书学专业教学与秘书学研究的具体需要分门别类，对秘书学文献进行编目与索引。对于在秘书学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影响力与创新意义的文献，进行介绍与评述；对于重复建设的文献，只要编目即可。
　　
　　2.秘书学史料的阅读与鉴定
　　
　　尽可能地占有完整的史料，但并非所有史料都具有应用价值。要具备阅读与鉴别史料的能力，进行史料的辨伪与校勘。要掌握各种史料自证与互证的方法：通过史料自身资质证明，不同版本对照，同类史料互证，史料与研究成果的互证等。
　　
　　杨剑字在《中国秘书史》中指出，在一些书籍和秘书史话类文章中，时有将古代秘书官署和官员的界定扩大或移位的现象。从现代秘书学的概念与特征来看，历代秘书工作机构与人员大多并未冠以“秘书”二字。所以，在中国秘书史的研究中，要从纷繁的古代文献中收集有关史料，通过多种途径与方法加以考证与辨别，以免歪曲秘书史的研究对象。
　　
　　3.秘书学史料的运用
　　
　　从科学规范的角度出发，何宝梅认为“要发展秘书学，就必须注重秘书学研究的规范化，这种规范化既表现在研究内容上（规范秘书学学术概念），也表现在研究形式上仂求统一规范）”。早期的秘书学研究论文，因为史料匮乏，注释与引用较少或不规范，普遍为学界所诟病。学术研究不能自说自话，必然要在继承中发展和创新。秘书学的发展与成熟也必然需要秘书学界的学术研究规范。
　　
　　4.秘书学史料学的建立
　　
　　只有建立秘书学史料学，才能更好地推进史料的研究和建设。理论化体系化的秘书学史料学的建立，有助于秘书学史料工作的有序推进。建立秘书学史料学，一方面随着更多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可以厘清学界内外对秘书学的误解，从而提高秘书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新的史料及观念的出现，也有助于秘书学观念上的更新与发展。比如，长期以来，虽然秘书学一直依托于中文学科，但少有人从秘书文艺作品的角度来考察秘书学在学界外的形象与影响。将秘书文艺作品引入秘书学史料中，可以一窥社会上对秘书形象与秘书工作的认知偏差，从而为秘书工作的开展提供“局外人”意义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