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挡在保障体系之外的工伤农民工

定书，但黎相树所在公司不服，于是向劳动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成都市劳动局）提出行政复议，复议结果认为，黎相树与公司之间事实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主要事实不清，责令当地劳动局重新做出认定。结果，劳动局在随后出具的几份工伤认定书上认定黎相树不是工伤，而且自相矛盾。于是，黎相树又只好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认为劳动局关于黎相树不是工伤的认定存在矛盾，事实不清，责成他们重新做出认定。就这样，同一起摔伤事故，同一个劳动部门，反反复复地工伤认定，使得他直到目前仍没有领到补偿金。自从2002年6月12日摔伤，黎相树躺在床上已经一年多，生活十分艰苦。 　　障碍四：厂方利用种种手段压制工友对工伤者的帮助支持 　　在维权过程中获得来自工友的支持和帮助对工伤者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如果工人使用假身份证而遭遇工伤认定障碍，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由工友提供证明；如果劳动局认为工人申请劳动仲裁时已经超过时效，一旦有工友证明工伤者确实与厂方发生了争议，就会增加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可能性；如果工厂拒绝提供工资表，工友的证明也将起到很大作用。但是，这种来自工友的可能的支持却受到厂方种种手段的压制，在劳动力市场绝对供大于求的前提下，工友们很难将支持进行到底。 　　“左手受伤后，我申请工伤认定，但由于我进厂用的是假身份证，厂里就说没有这个人。有人建议我找几个同工厂工作的老乡，或者工友什么的，写个证明，证明我是这个厂的工人。我找过他们，但是他们都不敢答应。”一位24岁的锣机工这样讲述自己的经历。当我们为他的遭遇愤愤不平时，他却说：“唉，其实我也理解他们，他们要是给我作证的话，工厂就会把他们开了，这还是好的，说不定还找人报复他们，我们那里又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就听说有些人给其他人作证被老板开了，有的还是老板的老乡什么的。”         遭遇保险骗局   　　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经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保险骗局，而这些骗局往往是在他们受了工伤，需要保险时才会意识到。即使是工伤者已经上了保险，他们如愿获取保险赔偿也将面临重重阻碍。 　　由于商业保险的缴费率低，且没有强制性，因此许多企业都购买商业保险，故意告诉工人这就是工伤保险，并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保险费。而工人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很难将两者区分。同时，很多企业购买的是“雇主责任险”，其受益人为雇主，而不是工人。一旦事故发生，企业就将商业保险中对意外事故的赔偿部分用作对工人的工伤赔偿，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这样一来，就出现工人出钱买保险老板受益的情况。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用工成本，一些工厂甚至采取了部分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办法，例如，只给本厂10％的员工上工伤保险。在工伤发生后，就按照已投保的员工名单，让工伤者以假名住院骗取保险赔偿，并明确告诉工伤者，只有这样，厂方才会支付医疗费，逼迫工人“配合”。工伤者面对急需治疗的状况，一般都会接受厂方的要求。但问题在于，一旦以假名住院，在今后的工伤认定、伤残评级及工伤索赔过程中，由于诊断书上的名字不符，给工伤者索赔造成很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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