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恶孝为先》读后感
，以及今天的反儒反孝人士，反对吃人礼教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其反儒、反孔、反孝思想之偏激成分，则由于从小家庭生活之不幸成分，以及生活经历痛苦而刺激敏锐但过于敏感之神经，造成心灵阴影；或个人挫折痛苦经历刺激过敏，戕伤心性健康，导致心性创伤，恰逢社会巨变，极端不满遂发作极端思维，自名“革命”，自谓“进步”，确实能够煽动广泛的社会不满情绪，然其所谓“革命”、“进步”思想之发源与实际动机有欠端正，及其实际素质不成熟。鼓舞流风所及深远，遂对社会历史，终究只有产生并加剧动乱的破坏作用，无多建设之功。
在下依据子非鱼兄之文章次第，详细考据，系统列举新文化运动中之三位风云人物的生平事迹，即读其文，更识其人。可知吴虞、柳亚子事实上并不具备符合革命时代的真实的革新品格和健康人格，甚至缺乏起码的道德修养。他们自己的实际作为，就是吃人虚伪礼教、封建迷信的最佳代表。陈独秀作为领袖人物，虽有至为高尚之处，但其个性智识亦未脱专制气息，思想更未成熟，其晚年之彻底反省，亦无济于匡正其领袖一时风云之时而导致之社会乱象。化裁孔子之言来形容，正所谓“一言乱邦”。
五四以来沧桑百年，历史到今天已经证明，上述这些新文化的领军旗手人物的品格与思想，均不能使自己战胜旧时代的“局限”而“克明峻德”、革新进步，仅是口头上的号称革命。虽其文章貌似可取之处，奈何其人格道德品质、学术智识，不足鉴取。其德其智其能，即使一旦风云际会获得政治实权，亦不免特权专横的霸道与腐败。亦仅破坏有术，而建设无功。根本不能够成就真正的革命与新文化。
五、今日中国大陆反儒没有意义
中国大陆文革浩劫，早已成功击垮儒家文化，今天中国大陆人高层与基层的生活和政教思想，无多原典儒家和专制“孝文化”的味道。大陆社会生活中主导思想，不是原典孔孟儒家思想，也不是专制儒家文化，而是六十年内先后倡导的马恩列斯毛的“阶级斗争”、“超英赶美”、“两个凡是”“三面红旗”、“四个伟大”、“批林批孔批周公”、“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的种种“革命性”理念，再将今天中国社会种种腐败现象归咎于孔子或者“专制儒家文化”的种种，则是以诬蔑已经被打倒的先人及传统文化，来为今天中国人对大陆社会各种不理想现象之无能为力，作无聊开脱的滑稽笑谈。如果这种谬论也能坚持称为所谓“进步思想”，则已经不是了解不足那样简单，乃是如同自五四偏激思想和文革“批林批孔”一样无知以至于狂妄无耻的思想。
因此今天再谈“反孝”、“反儒”，不切实际。今天中国社会的不孝子也空前增多。原因就出在思想偏激造反过头，精擅破坏而建设无方之后遗症。是以必须大力提倡和谐。正是老子李耳所谓“大道废，有仁义”的客观需要。因此今天所必需的，是做建设的工作，而不是继续破坏。可以值得借鉴的，是台湾同胞的成就。
六、孙中山先生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原典精神
环顾世界，反孝、反儒、反传统的人们，大概不会认为自己对于中西文化的实际了解程度，不会认为自己的学力、眼界，和实际的人格修养，以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足以超越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吧？孙中山先生如何看待孔子思想呢？其认识的实际效果是如何呢？刻下谨从《三民主义》中系统次弟引据原文如下：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中说：“近年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
“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瞭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退步。”
“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说：“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讚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
“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们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麼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
“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知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知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可以做得到的。”
“民權發生至今還不甚久，世界許多國家還有用君權的。各國實行民權，也遭過了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民權言論的發生中國有了兩千多年，在歐美恢復民權不過一百五十年，現在風行一時。”
“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孙中山先生批评五四运动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与盲目崇洋、全盘西化的倾向，讲求恢复“国粹”，他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孙中山先生对“共和”的解释，阐发了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他指出：“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谓我国民无理想之资 《《百恶孝为先》读后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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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依据子非鱼兄之文章次第，详细考据，系统列举新文化运动中之三位风云人物的生平事迹，即读其文，更识其人。可知吴虞、柳亚子事实上并不具备符合革命时代的真实的革新品格和健康人格，甚至缺乏起码的道德修养。他们自己的实际作为，就是吃人虚伪礼教、封建迷信的最佳代表。陈独秀作为领袖人物，虽有至为高尚之处，但其个性智识亦未脱专制气息，思想更未成熟，其晚年之彻底反省，亦无济于匡正其领袖一时风云之时而导致之社会乱象。化裁孔子之言来形容，正所谓“一言乱邦”。
五四以来沧桑百年，历史到今天已经证明，上述这些新文化的领军旗手人物的品格与思想，均不能使自己战胜旧时代的“局限”而“克明峻德”、革新进步，仅是口头上的号称革命。虽其文章貌似可取之处，奈何其人格道德品质、学术智识，不足鉴取。其德其智其能，即使一旦风云际会获得政治实权，亦不免特权专横的霸道与腐败。亦仅破坏有术，而建设无功。根本不能够成就真正的革命与新文化。
五、今日中国大陆反儒没有意义
中国大陆文革浩劫，早已成功击垮儒家文化，今天中国大陆人高层与基层的生活和政教思想，无多原典儒家和专制“孝文化”的味道。大陆社会生活中主导思想，不是原典孔孟儒家思想，也不是专制儒家文化，而是六十年内先后倡导的马恩列斯毛的“阶级斗争”、“超英赶美”、“两个凡是”“三面红旗”、“四个伟大”、“批林批孔批周公”、“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的种种“革命性”理念，再将今天中国社会种种腐败现象归咎于孔子或者“专制儒家文化”的种种，则是以诬蔑已经被打倒的先人及传统文化，来为今天中国人对大陆社会各种不理想现象之无能为力，作无聊开脱的滑稽笑谈。如果这种谬论也能坚持称为所谓“进步思想”，则已经不是了解不足那样简单，乃是如同自五四偏激思想和文革“批林批孔”一样无知以至于狂妄无耻的思想。
因此今天再谈“反孝”、“反儒”，不切实际。今天中国社会的不孝子也空前增多。原因就出在思想偏激造反过头，精擅破坏而建设无方之后遗症。是以必须大力提倡和谐。正是老子李耳所谓“大道废，有仁义”的客观需要。因此今天所必需的，是做建设的工作，而不是继续破坏。可以值得借鉴的，是台湾同胞的成就。
六、孙中山先生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原典精神
环顾世界，反孝、反儒、反传统的人们，大概不会认为自己对于中西文化的实际了解程度，不会认为自己的学力、眼界，和实际的人格修养，以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足以超越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吧？孙中山先生如何看待孔子思想呢？其认识的实际效果是如何呢？刻下谨从《三民主义》中系统次弟引据原文如下：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中说：“近年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
“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瞭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退步。”
“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说：“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讚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
“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们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麼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
“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知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知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可以做得到的。”
“民權發生至今還不甚久，世界許多國家還有用君權的。各國實行民權，也遭過了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民權言論的發生中國有了兩千多年，在歐美恢復民權不過一百五十年，現在風行一時。”
“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孙中山先生批评五四运动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与盲目崇洋、全盘西化的倾向，讲求恢复“国粹”，他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孙中山先生对“共和”的解释，阐发了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他指出：“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谓我国民无理想之资 《《百恶孝为先》读后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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