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琦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报告（文字实录）

◇为了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 郑　琦 各位领导、同志们、同学们： 　　我叫郑琦，是湖北宜昌当阳市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今年65岁。1958年7月，我从当阳师范毕业，到当阳最偏僻的陈院乡王家?小学教书，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曾经在6所乡村小学工作过。从参加工作起，我一直从事语文和音乐教学，并兼任少先队辅导员。退休后，我还担任着5所学校的志愿辅导员。 　　从当教师的那天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职业，工作的时间越长，爱得越深。小时候，我的母亲就教导我，做人要有仁爱之心，做事要踏实执著，要看到美好，要同情弱者，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老人家也是一名小学教师，特别疼爱孩子。在学生面前，她既是严师，又是慈母。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姐姐也做了老师。她跟母亲一样，深受学生爱戴。母亲和姐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从小就感受到做教师的光荣和神圣，我一直向往，长大后也要像她们一样做一个好老师。 　　在我47年的教育生涯中，有过心酸，有过困惑，有过艰辛，也有过坎坷，但我收获最多的还是做一名教师的快乐，我感到最满足的是做一名教师的成就感。 　　在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叫于建明的同学，是学校有名的“小调皮”，老师和家长提到他就直摇头，他自己也破罐子破摔。看到他这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有一个信念：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未尽责的老师。我找到小建明的父母，说：“让他跟我住吧！”有同事劝我：“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孩子哪还教得好！”我暗下决心：“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它焐热！” 　　我把于建明接过来，细心地照料他的生活，晚上耐心地帮他补习功课，家访时也把他带着，跟他聊天、讲故事。开始，他并不理解，有一天晚上，趁我开会时偷偷跑了。我赶了10多里路，硬是把他从竹林里拽了回来。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弄了一身的泥巴。于建明终于被感动了。慢慢地，他改掉了贪玩、打架的坏毛病，学习成绩逐渐上升，还成了学校的“优秀少先队员”。 　　这件事让周围的人知道了我教“调皮”学生有爱心，还有些办法，于是，家长们常把管不了的孩子送到我这儿来。我也很乐意，孩子们的每一点进步都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我只要听说哪个孩子比较调皮、哪个孩子没人管、哪个孩子上学太远，我都要把他们接到我这儿来。时间长了，我这里总有一群孩子围在身边，有的住一两个星期，有的一住几年。孩子们成了我生活中的小伙伴。和他们在一起，我也保持了一颗不泯的童心，他们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从事教师职业：辛劳之后有欢乐，付出之后是幸福。 　　我觉得，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每一个建设者都成为有文化的人。在农村，有些家长因为家里困难，或者认为孩子读了书也没什么用，使有的孩子没能受完义务教育就辍学了。我觉得，作为教师，有责任让这些孩子回到学校。这么多年来，只要听说谁家的孩子辍了学，不管是不是我教的，也不管路有多远，我都要上门做工作。曾经有个学生在新学期开学时没来报到，下午一放学，我步行了几十里山路，找到她家。可她的家长一见到我就说，家里没钱再供孩子上学了，孩子也不愿意读书了。我费尽口舌，反复劝说，直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有了转变。后来，他们把孩子送回了学校。我几乎每学期都要劝十来个孩子重返学校，并积极向学校反映，为困难学生减免学费。让我欣慰的是，我劝回来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再失学。 　　我所教的孩子有的上了大学，但更多的是回到农村，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对他们给予了更多的关爱和帮助，我希望每一个孩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岗位工作，都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想：做一名教师，就应该全身心地播洒爱的雨露，就应该让每一片绿叶都充分享受阳光！ 　　1963年，雷锋的事迹报道以后，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和雷锋是同龄人，他的事迹很平凡，也很伟大，我想，他能做到的，我通过努力也能做到。我专门买来笔记本，抄雷锋日记，写学习心得。我把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珍藏起来，还将雷锋的照片贴在自己的房间里。从那以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一直激励着我。 　　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不可能像前线的英雄战士那样接受血与火的洗礼，也不能像著名的科学家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我可以为教好孩子付出一颗爱心，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作出我的奉献。 　　每当我看到学生胸前的红领巾时，我心里总会涌现出一种神圣的感觉，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我们肩负的是祖国的希望。我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红领巾事业中，组建了“红领巾义务投递站”，创办了“校外少年之家”，设立了“井岗小学红领巾事业基金”。1984年，因为我在红领巾事业中做出了一点成绩，被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光荣称号，并出席了全国首届少代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叮嘱我们：“红领巾事业是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那次北京之行，让我更加坚定了把终生献给红领巾事业的决心。 　　就在那一年，我庄重地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是党的教育让我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所从事的红领巾事业也是党的事业，所以，我要做党的人。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追求。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的誓言。这一直是支撑我前进的强大动力。在党的83周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终于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几十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终于可以自豪地说，我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2000年，我退休前夕了，三个儿女都要我和老伴到城里去住。一想到我就要离开心爱的讲台和可爱的孩子们，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留恋和失落。我就这样离开吗？我真的舍不得。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在学校附近买间房子，建个可以让学生看书、活动的场所，让那些放学后没人管的孩子们多个好去处。于是，我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卖了，找儿女们凑了些钱，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处农舍，教育局很支持，把这个活动场所命名为“井岗小学校外辅导站”,后来发展成现在的“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 　　2002年春天，我听说我们村14岁的柳月和继母关系不好，离家出走，辍了学，我和她爸爸跑到城里，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她，我把她带到自己家，让老伴为她梳洗，缝制新衣服，慢慢开导她；我又找到她的继母，耐心劝导，母女关系渐渐缓和了,柳月终于开口叫了妈妈。现在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 　　我记不清究竟帮助过多少个孩子，有人帮我算了一下，近5年来，我关爱、帮助的未成年人有260多人，到活动中心参加活动的学生有1万5千多人次。我想，这些数字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能为教育多做点事，能给孩子多一点爱，这一直是我的心愿。 　　现在，我的门口已经挂了7块牌子，有“青少年活动中心”、“关爱帮扶青少年工作站”、“文化科技中心户”等等。我想，这每一块牌子都饱含着组织的重托、孩子们的期望，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我虽然退休了，但并不寂寞。因为有了这个活动中心，我仍然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有了这些孩子，我过得充实而快乐；因为有了这些充实而快乐的工作，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和满足。这个活动中心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这个活动中心。在这里，我继续做着关爱未成年人的工作，延伸着我的教师梦！ 　　我真诚地感谢党的教育和培养，感谢所有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领导、同事和父老乡亲，感谢我的家人，我特别要感谢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我将永远铭记胡锦涛同志语重心长的嘱托,为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奋斗一辈子！ 　　谢谢大家！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杨　静 各位领导、同志们、同学们： 　　我叫杨静，是湖北宜昌当阳市的一名小学教师。十年前，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同时也选择了音乐教师这个岗位。我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那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是特别投入，特别动情。因为我30年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真实故事。 　　我的童年时期是在井岗小学这个难忘的地方度过的。八十年代初期的井岗小学，设备简陋，没有专门的音乐教室，也没有音乐教材，只有一台破旧的脚踏风琴。每当上音乐课时，我们就把这台皮带上打了补丁的风琴抬到教室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围着郑老师，听他教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些经典的少儿歌曲。有一次，郑老师向我招招手，让我单独唱一遍。我有些紧张，他却已经弹起过门，对我点点头，微笑着，期待着。顿时一股暖流弥漫了全身，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牵引着，我放开嗓门大声地唱了起来。等我唱完，我听到了小伙伴们热烈的掌声，也看到了郑老师那双异常兴奋的眼睛。 　　从此，郑老师把音乐的种子悄悄地种在了我的心底，把我带入了奇妙的音乐世界。在他的辅导下，我进步非常快，而且对音乐越来越着迷。 　　有一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建议妈妈给我买一台电子琴。妈妈不知道电子琴是什么，有点不情愿。郑老师耐心解释说：“杨静这孩子有音乐天赋，乐感特别强。不仅歌唱得好，弹风琴还一学就会。孩子是块学音乐的料，要好好培养！”妈妈还是不放心地问：“农村孩子学音乐有用吗？”郑老师有些激动了：“农村孩子怎么了！只要是块料，我们这些做老师、做家长的就不能耽误了她！”妈妈想了一会儿，说：“音乐和电子琴我们都不懂，但我就信你郑老师。只要你说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支持！” 　　不久，妈妈真的托人给我买了一台电子琴，淡绿色的，好漂

亮啊！我十分珍惜，像着了魔似的爱上了它。疯狂地练了一段时间后，我的确进步不小，但过了不久，不知怎么又停滞不前。这时，郑老师又及时地出现了。他兴奋地对我说：“暑假期间，育溪镇上要举办一个电子琴培训班，是城里来的专业老师上课，你想不想去？”我连忙点了点头，说：想去！可妈妈会同意吗？我又有些担心。郑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胸有成竹地说：“只要你愿意学，其余的事情我来办，我去跟你妈妈做工作。”于是我坐上郑老师的自行车回了家。这一次他只是说：“乡里的孩子能到城里享受同等的教育，进步自然就会更快。”妈妈也看到我学琴后像变了个人似的，所以十分支持，可是一想到育溪镇离我家30里路，每天接送很不方便，当时又有些犹豫。郑老师似乎早就想好了解决办法，他说：“到育溪镇我家要近一半的路，就让孩子到我家住，我来接送！” 　　就这样，我带着心爱的电子琴住进了郑老师家。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早上，他骑着自行车送我到镇上学琴；晚上，再骑10多里山路把我接回来。培训班的同学都一直以为他就是我爸爸。一天下午，我正在上课，一场暴雨倾盆而下，直到放学时还下个不停。眼看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非常着急，眼巴巴地等着郑老师。天快黑了，可他还没来，我急得快哭了。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我高兴极了，不顾一切扑了过去。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郑老师全身湿透，一身泥水。原来，他刚出门就摔了一跤，车也摔坏了，他是推着车步行了10多里泥泞的山路来的啊！郑老师一边给我穿上雨衣，把我抱上自行车，一边说：“等急了吧？走，回家去！”那天，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着郑老师躬着身子吃力地推着车，不知怎么，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就在那年，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却在一片惊叹声中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培训班的考试。此后的几年暑假，郑老师又给我报了舞蹈班和声乐班，我依然住在他家。 　　后来，我也成了一名老师，一个闲谈的机会，我向郑老师问起了他当时的想法，他很平静地说：“如果发现了一块玉而不去雕琢它，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因材施教，这是一个教师应尽的责任。” 　　不仅如此，郑老师还鼓励我们拿出勇气，放飞梦想。有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在他的宿舍里看到了一本《辅导员》杂志，封底是男孩子身穿海军裤、女孩子身穿宽宽的荷叶边裙子的图片。郑老师介绍说：“这是校服，虽然我们乡下没见过，但城里的许多孩子都有。”我们羡慕地用手抚摸着美丽的图片，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没想到郑老师却说：“喜欢吗？只要我们想办法，也能穿上这样漂亮的校服！”从此，我们开始了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历程。郑老师带着我们开垦山上的荒地，种花生、点黄豆，师生一起勤工俭学。劳动非常辛苦，为手上的血泡我们没少疼得流泪。丰收后，郑老师高高兴兴地给我们量尺码，寄出了汇款单，不久，在周围农村小学还不知道校服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井岗小学的孩子们却已经穿上了从北京定做的新校服。穿上新校服，更增添了我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我永远记得全校学生第一次穿上新校服的那年“六一”，那天的庆祝仪式举行得格外庄严，清晨的阳光下，郑老师像往常一样戴着红领巾高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也站得笔直，用比平时更响亮的声音回答：“时刻准备着！”仪式结束后，我才发现，我们都已流下了眼泪。这是什么样的眼泪呀，这是一群农村孩子战胜困难，实现梦想之后喜悦的眼泪！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井岗小学的少先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参加过郑老师组织的夏令营，近的到过当阳玉泉寺、关陵庙，远的游览过长江三峡、屈原故里。我们还到军营里体验过集体生活，做过村里的小小投递员、红领巾广播室的播音员。有一次登山比赛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早上5点钟我们就起床，分成几个小组爬山。一人到达不算数，全组登上才算胜。比赛开始了，我们大孩子拉着小孩子走，拉不动了就背，背不动了再拉，水壶都交给几个男孩子，全组艰难地行进。突然，前面出现了一根红布条，上面还写着字：“请到树下看一看！”一个男孩子在树下的草丛中，居然找到了一个文具盒。我们高兴极了，疲劳一扫而光。此后每隔一段路，我们都会发现红布条，要么是学习用品，要么是小玩具，有时也会是一句话：“累了吧？不要怕，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最后，我们组第一个将红旗插上了山顶。现在回想起来，郑老师安排得这么精巧，该花了多少心思呀！我们从这些寓教于乐的活动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小学毕业后，我离开了井岗小学，也离开了郑老师，但他教给我的这些知识，他的教师形象却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脑海里。初中毕业时，以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读重点高中，可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当阳师范音乐专业－－因为我想做一个像郑老师那样的老师！ 　　三年后，我毕业分配到河溶镇前华小学，但在那儿我却差点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这所学校建在坟场上，荒草比我的个头还高，阴暗潮湿的宿舍里时常有蜈蚣、蜘蛛、老鼠光顾。有一回，我晒在操场边的棉被上竟然盘着一条一尺多长的毒蛇！当时我就吓得尖叫起来。整整一个星期，我蜷在一张破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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