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报告
ii）与基层法院的关系
我们常常看到关于法院主动提供法律服务的报道和学者对于这种司法能动主义的批评，但在农村基层，这种“送法下乡/上街/上门”现象虽然在表面上随着近年来司法消极性和中立性理念的渗入而略有减少，但有两个现象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其一，法院送法上门的动机十分复杂，利益驱动是主要因素。现在法院都是给法官下达了任务的，以前是下达给法官本人，现在是下达给法庭，要求他们每年完成多少任务，因为他们的工资分六块，其中四块由财政支付，其他两块就是靠自己来创收了，以前政府财政还明令法院每年向地方财政上缴多少诉讼费，法院就明令法官上交多少钱。因此，现在法官为了拉案源，也很讲究与当事人和律师及法律工作者的个人关系，靠他们给法院带来更多案源。有些法官直接到外面把案件拉回来，然后到立案庭一登记，这个案件就由他来承办了。立案审查标准也因此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 法官到外面拉案件时，实际上与一个普通的法律服务者差别不大，他和在法律服务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一样要考虑和当事人的关系。他背靠的是国家强制力，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参与进法律服务市场的圈地运动上来，虽然在形式上进入法院的案件要遵循特定的程序。法官也要在听取对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调解或判决，而不仅是向一方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但是无疑基于利害关系上的权衡，法官的断案自然会是偏向提供自己案件的一方，至少在情感上和某种法律许可的幅度内是如此，虽然这种事实的不公正并不必然带来法律上的不公正或显失公正，因此，对比而言，法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向自己提供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以判决或调解的方式解决其纠纷。同时也要权衡和其他法律服务者尤其是律师的关系。
其二，民事司法改革对于当事人、基层法院和法律工作者的影响。审判方式改革对于A市基层法院的影响主要是当事人举证责任明显增加了，这一变化相应增加了对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需求，而审前交换证据规则的实施更减少了当事人亲自诉讼的比例。虽然由于法官不再为了获取案情信息而走出法庭去接触当事人和证人，但法官们仍习惯于将当事人或律师传唤到法院来进行单方接触 ；虽然法官坐堂问案时也不再能动地替当事人说出那些他们似乎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然而这种变化对于当事人而言仅仅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支付双重成本，并不意味着法官的中立和结果的确定性。 在A市这样一个法律各界都依赖于案源生存的熟人社会里，名义上代表当事人的律师与名义上在当事人之间的保持超然地位的法官之间，基于相互照顾对方“生意”而形成一种与当事人本身没有多少关联的默契：他们必须在维护法官和律师双方的即时利益（比如照顾熟人一方的利益）的同时兼顾双方长远利益（为了维护个人信用而保持大致公平），但这种交易在法律服务市场中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变量：能够较稳定地提供案源的一方当事人和律师可以从法官那里获得更多偏向，又因此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案源（经常打赢官司的律师会获得更多客户）。所以，法律服务者与律师之间以及法律服务者相互之间的市场竞争能力主要取决于他们在法院的资源，而不主要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资源（专业水平）；而他们在法院的资源却又取决于他们在市场（客户和潜在客户）方面的资源。在社会基层中的强势群体往往在整个法律服务市场中占有优势。
二、四川省B市基层法律服务现状考察
B市法律服务所的体制和市场状况的情况与A市比较相近，但由于对B市的调查进路是司法局，调查方式主要是对司法局、法律服务所和律师所工作人员的座谈会和个别访谈，角度不全面，所获得的信息由于被调查者的角色和立场而不免带有倾向性和片面性（这是我们后来又选择由另一进路调查西部C县的一个原因），因而在信息的使用上，B市的情况可以作为实行同一体制的A市的一个注脚。与A市不同的是，B市是地级市，它以一个农村地区中的城市背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城乡交界地带基层法律服务市场发展状况的视角。
1、B市的基本背景和法律服务市场的基本构成
B市曾是典型的西部山区县城，于1985年建为地级市，总共有1.62万平方公里，人口共303万，全市有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人口占到百分之80%。目前B市开放形式比较好，但总体上讲面对的是广大的农村，所以当地干部特别强调发展和开放。开发区原来是2.75万平方米，共90多万平方米的区域。对于当地和B市众多的开发区来说，稳定也是他们最在意的价值目标，司法局是在发展和稳定两个意义上强调基层法律工作者价值的。同时，B市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劳务输出等方面的管理比较具有代表意义，比如B市外出打工人员大约是50多万人，每年挣回来的劳务费是几十亿。
B市当局对于基层法律服务系统的状况的基本评价是，财政支付的司法助理员编制太少，律师也不符合需求。全市369个乡镇，乡镇司法所街道办共72个，工作人员有169人，其中专职从事司法工作的有70多人（亦即平均每个所有一个专职司法助理员，其他都是一些兼职），法律服务所有94个（其中72个与司法所合一），法律工作者342人（系指司法助理员以外的招聘人员），其中80％在农村。该市一个县城或一个区二、三十万人，大县人口有七、八十万人，法律工作者40多人，有五、六十个乡镇达不到一个乡镇有一个司法助理员的标准。全市注册律师105人，其中60人在市区。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有2930多个，人民调解员是12000多。全市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总和与人口比例为1：20000，如果按照A市的计算方式，将政府财政编制的司法助理员计入在内，则比例为1：4919。不过由于律师主要集中在市区或者城区范围内，在县级的很少，县级以下的民间纠纷主要是靠基层法 《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报告(第10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822.html
我们常常看到关于法院主动提供法律服务的报道和学者对于这种司法能动主义的批评，但在农村基层，这种“送法下乡/上街/上门”现象虽然在表面上随着近年来司法消极性和中立性理念的渗入而略有减少，但有两个现象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其一，法院送法上门的动机十分复杂，利益驱动是主要因素。现在法院都是给法官下达了任务的，以前是下达给法官本人，现在是下达给法庭，要求他们每年完成多少任务，因为他们的工资分六块，其中四块由财政支付，其他两块就是靠自己来创收了，以前政府财政还明令法院每年向地方财政上缴多少诉讼费，法院就明令法官上交多少钱。因此，现在法官为了拉案源，也很讲究与当事人和律师及法律工作者的个人关系，靠他们给法院带来更多案源。有些法官直接到外面把案件拉回来，然后到立案庭一登记，这个案件就由他来承办了。立案审查标准也因此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 法官到外面拉案件时，实际上与一个普通的法律服务者差别不大，他和在法律服务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一样要考虑和当事人的关系。他背靠的是国家强制力，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参与进法律服务市场的圈地运动上来，虽然在形式上进入法院的案件要遵循特定的程序。法官也要在听取对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调解或判决，而不仅是向一方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但是无疑基于利害关系上的权衡，法官的断案自然会是偏向提供自己案件的一方，至少在情感上和某种法律许可的幅度内是如此，虽然这种事实的不公正并不必然带来法律上的不公正或显失公正，因此，对比而言，法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向自己提供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以判决或调解的方式解决其纠纷。同时也要权衡和其他法律服务者尤其是律师的关系。
其二，民事司法改革对于当事人、基层法院和法律工作者的影响。审判方式改革对于A市基层法院的影响主要是当事人举证责任明显增加了，这一变化相应增加了对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需求，而审前交换证据规则的实施更减少了当事人亲自诉讼的比例。虽然由于法官不再为了获取案情信息而走出法庭去接触当事人和证人，但法官们仍习惯于将当事人或律师传唤到法院来进行单方接触 ；虽然法官坐堂问案时也不再能动地替当事人说出那些他们似乎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然而这种变化对于当事人而言仅仅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支付双重成本，并不意味着法官的中立和结果的确定性。 在A市这样一个法律各界都依赖于案源生存的熟人社会里，名义上代表当事人的律师与名义上在当事人之间的保持超然地位的法官之间，基于相互照顾对方“生意”而形成一种与当事人本身没有多少关联的默契：他们必须在维护法官和律师双方的即时利益（比如照顾熟人一方的利益）的同时兼顾双方长远利益（为了维护个人信用而保持大致公平），但这种交易在法律服务市场中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变量：能够较稳定地提供案源的一方当事人和律师可以从法官那里获得更多偏向，又因此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案源（经常打赢官司的律师会获得更多客户）。所以，法律服务者与律师之间以及法律服务者相互之间的市场竞争能力主要取决于他们在法院的资源，而不主要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资源（专业水平）；而他们在法院的资源却又取决于他们在市场（客户和潜在客户）方面的资源。在社会基层中的强势群体往往在整个法律服务市场中占有优势。
二、四川省B市基层法律服务现状考察
B市法律服务所的体制和市场状况的情况与A市比较相近，但由于对B市的调查进路是司法局，调查方式主要是对司法局、法律服务所和律师所工作人员的座谈会和个别访谈，角度不全面，所获得的信息由于被调查者的角色和立场而不免带有倾向性和片面性（这是我们后来又选择由另一进路调查西部C县的一个原因），因而在信息的使用上，B市的情况可以作为实行同一体制的A市的一个注脚。与A市不同的是，B市是地级市，它以一个农村地区中的城市背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城乡交界地带基层法律服务市场发展状况的视角。
1、B市的基本背景和法律服务市场的基本构成
B市曾是典型的西部山区县城，于1985年建为地级市，总共有1.62万平方公里，人口共303万，全市有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人口占到百分之80%。目前B市开放形式比较好，但总体上讲面对的是广大的农村，所以当地干部特别强调发展和开放。开发区原来是2.75万平方米，共90多万平方米的区域。对于当地和B市众多的开发区来说，稳定也是他们最在意的价值目标，司法局是在发展和稳定两个意义上强调基层法律工作者价值的。同时，B市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劳务输出等方面的管理比较具有代表意义，比如B市外出打工人员大约是50多万人，每年挣回来的劳务费是几十亿。
B市当局对于基层法律服务系统的状况的基本评价是，财政支付的司法助理员编制太少，律师也不符合需求。全市369个乡镇，乡镇司法所街道办共72个，工作人员有169人，其中专职从事司法工作的有70多人（亦即平均每个所有一个专职司法助理员，其他都是一些兼职），法律服务所有94个（其中72个与司法所合一），法律工作者342人（系指司法助理员以外的招聘人员），其中80％在农村。该市一个县城或一个区二、三十万人，大县人口有七、八十万人，法律工作者40多人，有五、六十个乡镇达不到一个乡镇有一个司法助理员的标准。全市注册律师105人，其中60人在市区。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有2930多个，人民调解员是12000多。全市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总和与人口比例为1：20000，如果按照A市的计算方式，将政府财政编制的司法助理员计入在内，则比例为1：4919。不过由于律师主要集中在市区或者城区范围内，在县级的很少，县级以下的民间纠纷主要是靠基层法 《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报告(第10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