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先进事迹报告材料

　　我想起了姥姥常念叨的一件事。那是在一个冬天，外面下着雪，大人们上班去了，姥姥发现我煤气中毒，抱着我就冲出家门。姥姥是小脚啊！怀里的我不省人事，被吓坏的姐姐紧紧拽着她衣角，祖孙3人艰难蹒跚在结满冰凌的雪地里。幸亏遇到一位拉板车的师傅，他不由分说，把我们抱上车就向医院方向跑去。送到医院，他又消失在雪地里……医生说，再晚一点，我的命就难保了。40多年过去了，这个不知姓名的救命恩人一直在我心里最神圣的位置，他教会我感恩，教我懂得：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别人通过付出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对他人的帮助应怀有感激之心。从此我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亲情，更加珍惜友情。我要用自己的所能回报社会。

　　我也想到了导师李佩先生。她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也是我国“两弹一星”功臣郭永怀先生的夫人。为了建设新中国举家回国。她的丈夫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著名科学家，也是中科院力学所第一任所长，为我国成功研制“两弹一星”殚精竭虑，献出了生命。在飞机失事的那一瞬间，他和警卫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将生命至之度外的壮举和抉择，就是这一举动，夹在两人身体之间的绝密资料完好无损，但两人的身体却无法分开，只能合葬。唯一的女儿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一家3口只留下李老师一个人。但是，她还在教学，还在义务为学生补课。我一毕业她就带着我一道去北大芍园参加阅卷工作，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博士生的CUSPEA项目选拔人才。我想：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导师崇高信念和人格风范，给我带来巨大勇气和力量。

　　我别无选择，只有面对现实，选择坚强，从头再来！

　　我像个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下，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用盲杖探路，走着走着，竟把自己给绊倒了。用吸管喝饮料，一低头，却戳伤了眼睛。现在大家看着我戴着眼镜，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防止眼睛再受外伤。可我从不戴墨镜，那是因为我还想留驻昨天，留驻和大家交流的目光。我不肯告别阅读，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是，30岁的我，盲校不收，只好通过电话向黄加尼老师请教，从 ABC摸起。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就连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cabbage，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每个字母c-a-b-b-a-g-e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义。一个英语教授竟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过去的我，可是一目十行啊！

　　我有一个梦，我还想教书。可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行路难。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失明19年，6000多个日日夜夜，冬去春来，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有几次在地铁换乘站上车时，由于人多拥挤，一不留神，我一脚踩空，陷进了站台和车箱的空档，腿磕破了一大块。父亲慌忙将我拽起，连声问到：伤着没有？我强忍着疼摇了摇头说：没事，没事……

　　早上8点，我准时在教室迎接我的学生们。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不迟到，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出门赶路了。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学生们不会知道，我紧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着尺寸。我采用多媒体教学，学生们也不会知道，操作台的触摸屏上被我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新学期上第一堂课时，我总要尽量多提问，学生们更不会知道那是我在用心记住他们的声音。当他们从报纸上电视里得知我的情况时，简直不敢相信……，再次面对我，学生们潸然泪下。在教学评估中，博士生们给我打了98分。他们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我们无法用恰当的言辞来形容您的风采。您的内涵如此丰富，您的授课如此生动，在获取知识外，我们获得了乐趣和做人的道理……。作家刘恒在报告文学《小杨教书》中写到：“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优美的语调，优美的手势，优美的笑容，让平凡的教室洒满了圣洁之光”！

　　我还想写书。我开始尝试新的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书一本本地出版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我的导师李佩先生亲自做序，并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我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新世纪里，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提出了创建“国际知名、亚洲一流”的发展目标，我又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我还想读书，而且目标十分明确，要读就读最好的大学，要学就学最新的专业。2000年，我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师从于院长《软实力》一书的作者、全球化理论权威约瑟夫?奈。

　　哈佛老师上课很活，采用案例教学，而且喜欢借助于图像讲解。记得微观经济学第一堂课，老师一上来就挂了两张图：这是里根时期的经济，这是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大家看了一目了然，可对我来说却是一片茫然，只好课后加班。由于哈佛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学生全凭笔记。我用学校提供的一台特殊键盘，每上一门课就按下一个开关键，等身边的同学帮我确认工作键的灯亮了后，我就随着老师的讲课熟练地打起字来。一堂课下来，同学们说，杨佳的笔记就是一篇完整的讲义。

　　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量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不够了。因为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一页扫进电脑，再通过特殊的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样一来，时间全没了，只能靠拼速度了。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每分钟听400个，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有人问我哈佛一年苦不苦，累不累？可想而知，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 paipe，还要参加许许多多的学术活动，我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甚至通宵达旦，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一种信念：学成后报效祖国。就这样，我不仅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3门课。

　　在哈佛我追随大师。我发现最具有国际化的肯尼迪学院的权威课程“领导艺术”里，竟然没有我们中国领导人的身影。这不行，卓越的领导人，你们西方国家有，我们中国也有。可是，要让哈佛教授把目光投向中国绝非易事。因为哈佛着眼于本国总统，更何况任课教师不是别人，正是30岁便入白宫，曾效力于尼克松、福特、里根、克林顿等四位美国总统的哈佛顶尖教授大卫?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