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草根教师的粉笔生涯
一个草根教师的粉笔生涯
作者/胡明道
扎着两根小辫子，活跃在校内外文艺舞台，又深得数理老师宠爱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迈进语文教学的殿堂。1959年，校党总支书记的一次谈话，倍感恩宠的我就不无自豪地留在母校任教了。五十多年的粉笔生涯，并不全是鲜花坦途，五十多个寒暑春秋，并不都有夸奖赞扬，其间也不乏惶恐与困惑。因为不是科班，自然就常常为底气不足而惶恐；因为没系统学过教学法，自然就往往为害怕自己是否不符“章法”而困惑。惶恐是懦夫的同义语，而困惑则常常成为懒汉的托词。我于是拼命啃，拼命赶，学习了找得到的教育学、心理学读本，为的是充实底气，冲出困惑。同时，许是受了白居易就教子老妇人的启发，我开始向学生咨询，走路问，开会问，问哪节课你最懂，哪节课你过得最快活，哪种老师你最讨厌，哪种讲课方法你最喜欢。我想，要从做“不让人讨厌的老师”开始，要从体会学生的感觉开始。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开始琢磨每一节课的教法，琢磨如何让自己最受人欢迎，如何让学生最受益。备课时想，休息时也想，甚至睡觉、坐车、走路也念念有词，于是有人笑我是“教书疯子”，有人戏谑“着了魔”、“痴迷了”……
我确实着魔了，确实痴迷了。
有人曾戏言：你就是奋斗、再奋斗，直至成功的典型，但是，生活的色彩永远是丰富的，挫折与机遇并存，失落与鲜花同在。我也曾有过不该进“教门”的委屈，我也曾有过失意的痛苦、冷寂的孤独，我不敢妄言有前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但聊以自慰的是，我能经常以此为箴言，警策自己，鼓励自己。
对于“憧憬”，人们格外钟情，因为它绝对含着甜蜜；对于“回忆”，人们有时却不愿涉及，因为它可能带有苦涩。然而我想，甜蜜固然是前进的动力，苦涩也未必不是营养。有感于此，在全国上下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的今天，我对过去的日子进行了一下盘点，聊作青年朋友赶路时的谈资吧！
一、就这样，“一”变成了“十”、“百”
偌大的礼堂黑压压的一片，台上却光秃秃的一个伴也没有。5分钟前我突然接到来台上作20分钟发言的通知，虽然兜里装着在学校写好的文章；虽然从做学生起就是个“贼大胆”，多次参加过辩论、演讲，但不知怎么，此时心里仍像揣着个兔子：突突的，蹦蹦的！空气好像凝固了，大脑也一片空白，仅仅几秒钟，我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我心一横，怎么做的就怎么说！撇下了文稿，我一口气向台下的前辈及同行们汇报了我是如何与学生同读、同写，变着法提高他们的写作兴趣及水平的。“哗！”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我终于在全省的教学讲坛上第一次发了言。这是1981年，改革开放后省里召开的第一次教学研讨会。
说起这次发言，还颇有些戏剧性。开学时教导主任在施政演说中规定一学期每人要交一份总结，但到期末回应者寥寥。历来有不欠作业习惯的我按期交了一篇。新学期伊始，我忽然接到要去区里交流论文的通知，吓了一跳的我才知道是那篇作业“惹的祸”。就这样，我在区里把文章念了一遍，谁知被在场监听的老教授点名到了市里，接着又被在场的省教研室主任点名到了省里，成了武汉市出席全省大会两名正式代表中的一个。就这样，我第一次来到了省里，第一次登上了令我仰望的讲坛。
发言后，我的论文被与会搜集情报的山西师大及华中师大的记者一分为二。前者将我总结的后半段以“我是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世界名著的”为题，刊登于《语文教学通讯》1982年第4期；后者则取了我的中间段，以“我如何指导学生记日记”，刊登于《语文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后来，前一篇文章又被全国中语会会长张定远选入了《阅读教学论集》，我的名字不仅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而且忝列于诸位大师之中。
带着“第一次”的兴奋，凭着与生俱来的热情，我开始对教学艺术、教学研究着迷了。我自己给自己提出专题，拟定方向，进行了原生态的教学科研。
1983年前我研究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及“如何运用多种途径提高学生写作水平”；1983年至1986年，我着迷于“如何艺术地教读小说”，归结了小说教学十法；1986年至1988年，我的专题则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及“如何进行单元教学”。我思考了在阅读教学中进行创新教育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概括了创造性课堂的标准：气氛的民主性，教法的多样性，思维的节奏性，应变的灵活性。
于是，这个“第一次”就变成了二，变成了十、百；于是，就有了1985年暑期在河南一连五天的讲学展示，就有了1986年7月在全省大会讲“如何艺术地教读小说”；也就有了1986年8月在曲阜杏坛全国研讨会上的掌声……
忆起二十多年前这些碎片，我重新领悟了“第一”这个序数词的含义，它可以等于“一”，也可以等于“十”、“百”乃至更多。耳旁经常听到“没碰到机遇”的抱怨声，我想，如果能将每次的“第一”都当作“机遇”——来前积极地等待，来时热情地拥抱，认真把握好每个“一”，它就可以变成“十”、“百”。反之，它当然就只能是“一”。
我想，当初如果我不与学生一起折腾，不带头写下水文章，不记下三言两语的“教后记”，我就完不成作业，也就不可能有后面的第一次发言、第一次发文了；如果我没上好第一次校外课，也就不会有后面数百次的市外课、省外课了。
二、原来，课题就藏在困惑之中
我怔住了！万没想到我精心准备的“设问”会引来如此非议！虽然，非议者声音极小，说完后还惴惴地望着我；虽然，不少“护师派”正用眼瞪着那些“异端”，以示对我的维护，对我的抚慰；我仍然怔住了！
这是发生在《简笔与繁笔》学习中的一幕。课前我自学了此篇课文，对作者为了辩证论理而将发论的针对性放在文末这一构思颇感兴趣，于是设了一问：“一般议论文总在开篇部分摆出社会现象以示议论的针对性，本文却在文末才出示，仔细读读全文，你认为这种构思妙不妙，为什么？”谁知话音刚落，就听到了不满的声音：“怎么又是妙？”“谁知写文章的人有没有构思？…‘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课，下了，尴尬也过去了，但这一幕却一直挥之不去，好奇的我想了很多，蒙咙中似乎感到课堂是活的，学生心理是变化的，还有很多待研究的问题。“这大概就是‘课堂心理’吧，对！就把这作为下一个研究专题！”为了给困惑找到答案，我找来了《课堂教育心理学》（美·林格伦）、《教育心理学——学与教的原理》（邵瑞珍）、《阅读心理学》（张必隐）等理论书籍，进行了专题阅读，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在教室里，学生们上课、上自习，我也“上课、上自习”。
经过大量的阅读及大量的调查研究，我大胆地对传统心理学中有关结论进行了质疑，提出“当代中学生是思而后信、思而后行的一代，他们不再在意成年人的评价，而更关注同伴的认可”。他们富有逆反精神，这一心态反映在语文课堂上则是“怀疑心态”及“饥渴心态”。为了把握课堂的心理流向，教师应在“课堂情境创设”、“课堂焦虑心理的调节”、“课堂问题行为的应对”等方面加以把握。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我总结了调节课堂心理的诸种策略。
1991年我完成了论文《课堂心理流向的把握》、《揿动课堂的旋钮》，1992年我带着前一篇论文出席了在旅顺召开的“全国中语会年会”并在大会上发了言。已故前中语会理事长张鸿苓在总结报告中说：“大会发言的内容很丰富，尤其是洪宗礼、胡明道等同志已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课堂内部，这些老师将来一定会成为出色的教育专家。”会后，陈金明教授给我发了红红的“全国中语会论文评比壹等奖”的获奖证书。以后，这篇论文又相继获得了省、市各级大奖6项。
正是不断直面困惑，不断产生好奇，不断探索对策，才使我能在世纪之交提出“学长式教学”，能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进行“预设与生成的和谐达成”、“三维目标的整合推进”、“学习方式的变革与倡导”、“生本教学价值观的确立与思考”等课题的研究，并归结出具有操作价值的教学策略。
三、有意思的“一日两江三地游”
右手抓牢扶手，左手护着书包，顾不得去擦满脸的汗水，我侧歪着，挤在公交车上的人缝中。虽然偏着的头、扭曲而立的身子很别扭，但我必须这样，否则就会分享到右边那个小伙热干面的美汁了。可是，左边的姑娘也不是能挨挤的，她不停地摆头，扭身，并频频送来白眼，以示对我侵占“领土、地盘”的抗议。“哎哟！”随着一阵猛刹，车厢里的“资源”好似又进行了一次重组，占据最佳位置的既得利益者伴随着惯性运动的压挤，给我挪出了一点空，我终于可以站直了。
这是我每天早起的第一门“功课”——乘公交车进行免导游的“一日两江（长江、汉水）三地（武昌、汉阳、汉口）游”，自从把家搬到武昌后，我就一直享受着这种“自导游”。虽然公交车车厢内拥挤、嘈杂，但我每天都眼巴巴地盼着它开来，祈祷着它在路上不坏，不罢工，不抛弃我。
有人奇怪，我何以如此执拗如此傻。有人认为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却能在清晨七点多出现在课堂简直不可思议。我却觉得这刚好是晨练，是思考的黄金时间。就是在车上，我无数次地反思自己的教学，记下突然迸发出来的火花（车上拟、想关键词，到校立马录、记）；就是在车上，我初拟了《语文学习100窍》的大部分“窍门”；就是在车上，我设计了80万字的《作文操作词典》的部分词条；就是在车上，我拿出了25万字的《听名师胡明道讲语文》的文本框架。
耳旁经常听到“教师真是太苦了”，“别人9时才上班，工资却是我们的3倍”，“每天都是这些事，一点刺激也没有”等哀叹声。是的，教师这份职业的确很苦，它需要不倦，需要甘守寂寞，有时甚至需要有自虐的勇气190年代初有朋友劝我，已经“成名”了，不要再到外省讲课了，而我不知为什么仍然坚持去了，而且还将课上到了湘鄂黔的山区！进入新世纪，又有人问我为何连轴转似地在天上飞、地下跑，讲学、听课、评课、爬格子，不觉玩命，反乐此不疲？我想，“执著中有快乐”可能就是答案吧！
自2001年，我开始参与新课程教师培训工作，直至现在成为“国培计划”专家库的一员。在培训现场，我与青年同行一起，解读新理念，畅谈新困惑，探索新思路，概括新策略、、我忽然发现，我的生命扩展了，延伸了。
人们常把教师比作“红烛”，誉为“春蚕”，其中蕴涵了悲壮的奉献精神、伟大的人生价值。然而，我却觉得自己并非仅仅是燃烧自己的“红烛”，贡献韧丝的“春蚕”，一方面，我燃烧着，奉献着；另一方面，我却又吮吸着，索取着。即使是“红烛”，我也在凭借改革的“圣火”燃烧、闪亮；纵然是“春蚕”，我也要仰赖教学的“绿桑”养育、成长。
搁笔凭栏：窗外，很好的太阳，视线尽极处，又是一片开阔地。
送给青年朋友的话——我对生命的感悟
生命属于你，它需要热情：
而机遇却不一定属于你，它拒绝冷漠、
职业属于你，它需要执著：
而事业却不一定属于你，它拒绝功利
大脑属于你，它需要敏锐：
而创新却不一定属于你，它拒绝墨守
成绩属于你，它需要平静：
而成功却不一定属于你，它拒绝骄躁。 《一个草根教师的粉笔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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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明道
扎着两根小辫子，活跃在校内外文艺舞台，又深得数理老师宠爱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迈进语文教学的殿堂。1959年，校党总支书记的一次谈话，倍感恩宠的我就不无自豪地留在母校任教了。五十多年的粉笔生涯，并不全是鲜花坦途，五十多个寒暑春秋，并不都有夸奖赞扬，其间也不乏惶恐与困惑。因为不是科班，自然就常常为底气不足而惶恐；因为没系统学过教学法，自然就往往为害怕自己是否不符“章法”而困惑。惶恐是懦夫的同义语，而困惑则常常成为懒汉的托词。我于是拼命啃，拼命赶，学习了找得到的教育学、心理学读本，为的是充实底气，冲出困惑。同时，许是受了白居易就教子老妇人的启发，我开始向学生咨询，走路问，开会问，问哪节课你最懂，哪节课你过得最快活，哪种老师你最讨厌，哪种讲课方法你最喜欢。我想，要从做“不让人讨厌的老师”开始，要从体会学生的感觉开始。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开始琢磨每一节课的教法，琢磨如何让自己最受人欢迎，如何让学生最受益。备课时想，休息时也想，甚至睡觉、坐车、走路也念念有词，于是有人笑我是“教书疯子”，有人戏谑“着了魔”、“痴迷了”……
我确实着魔了，确实痴迷了。
有人曾戏言：你就是奋斗、再奋斗，直至成功的典型，但是，生活的色彩永远是丰富的，挫折与机遇并存，失落与鲜花同在。我也曾有过不该进“教门”的委屈，我也曾有过失意的痛苦、冷寂的孤独，我不敢妄言有前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但聊以自慰的是，我能经常以此为箴言，警策自己，鼓励自己。
对于“憧憬”，人们格外钟情，因为它绝对含着甜蜜；对于“回忆”，人们有时却不愿涉及，因为它可能带有苦涩。然而我想，甜蜜固然是前进的动力，苦涩也未必不是营养。有感于此，在全国上下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的今天，我对过去的日子进行了一下盘点，聊作青年朋友赶路时的谈资吧！
一、就这样，“一”变成了“十”、“百”
偌大的礼堂黑压压的一片，台上却光秃秃的一个伴也没有。5分钟前我突然接到来台上作20分钟发言的通知，虽然兜里装着在学校写好的文章；虽然从做学生起就是个“贼大胆”，多次参加过辩论、演讲，但不知怎么，此时心里仍像揣着个兔子：突突的，蹦蹦的！空气好像凝固了，大脑也一片空白，仅仅几秒钟，我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我心一横，怎么做的就怎么说！撇下了文稿，我一口气向台下的前辈及同行们汇报了我是如何与学生同读、同写，变着法提高他们的写作兴趣及水平的。“哗！”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我终于在全省的教学讲坛上第一次发了言。这是1981年，改革开放后省里召开的第一次教学研讨会。
说起这次发言，还颇有些戏剧性。开学时教导主任在施政演说中规定一学期每人要交一份总结，但到期末回应者寥寥。历来有不欠作业习惯的我按期交了一篇。新学期伊始，我忽然接到要去区里交流论文的通知，吓了一跳的我才知道是那篇作业“惹的祸”。就这样，我在区里把文章念了一遍，谁知被在场监听的老教授点名到了市里，接着又被在场的省教研室主任点名到了省里，成了武汉市出席全省大会两名正式代表中的一个。就这样，我第一次来到了省里，第一次登上了令我仰望的讲坛。
发言后，我的论文被与会搜集情报的山西师大及华中师大的记者一分为二。前者将我总结的后半段以“我是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世界名著的”为题，刊登于《语文教学通讯》1982年第4期；后者则取了我的中间段，以“我如何指导学生记日记”，刊登于《语文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后来，前一篇文章又被全国中语会会长张定远选入了《阅读教学论集》，我的名字不仅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而且忝列于诸位大师之中。
带着“第一次”的兴奋，凭着与生俱来的热情，我开始对教学艺术、教学研究着迷了。我自己给自己提出专题，拟定方向，进行了原生态的教学科研。
1983年前我研究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及“如何运用多种途径提高学生写作水平”；1983年至1986年，我着迷于“如何艺术地教读小说”，归结了小说教学十法；1986年至1988年，我的专题则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及“如何进行单元教学”。我思考了在阅读教学中进行创新教育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概括了创造性课堂的标准：气氛的民主性，教法的多样性，思维的节奏性，应变的灵活性。
于是，这个“第一次”就变成了二，变成了十、百；于是，就有了1985年暑期在河南一连五天的讲学展示，就有了1986年7月在全省大会讲“如何艺术地教读小说”；也就有了1986年8月在曲阜杏坛全国研讨会上的掌声……
忆起二十多年前这些碎片，我重新领悟了“第一”这个序数词的含义，它可以等于“一”，也可以等于“十”、“百”乃至更多。耳旁经常听到“没碰到机遇”的抱怨声，我想，如果能将每次的“第一”都当作“机遇”——来前积极地等待，来时热情地拥抱，认真把握好每个“一”，它就可以变成“十”、“百”。反之，它当然就只能是“一”。
我想，当初如果我不与学生一起折腾，不带头写下水文章，不记下三言两语的“教后记”，我就完不成作业，也就不可能有后面的第一次发言、第一次发文了；如果我没上好第一次校外课，也就不会有后面数百次的市外课、省外课了。
二、原来，课题就藏在困惑之中
我怔住了！万没想到我精心准备的“设问”会引来如此非议！虽然，非议者声音极小，说完后还惴惴地望着我；虽然，不少“护师派”正用眼瞪着那些“异端”，以示对我的维护，对我的抚慰；我仍然怔住了！
这是发生在《简笔与繁笔》学习中的一幕。课前我自学了此篇课文，对作者为了辩证论理而将发论的针对性放在文末这一构思颇感兴趣，于是设了一问：“一般议论文总在开篇部分摆出社会现象以示议论的针对性，本文却在文末才出示，仔细读读全文，你认为这种构思妙不妙，为什么？”谁知话音刚落，就听到了不满的声音：“怎么又是妙？”“谁知写文章的人有没有构思？…‘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课，下了，尴尬也过去了，但这一幕却一直挥之不去，好奇的我想了很多，蒙咙中似乎感到课堂是活的，学生心理是变化的，还有很多待研究的问题。“这大概就是‘课堂心理’吧，对！就把这作为下一个研究专题！”为了给困惑找到答案，我找来了《课堂教育心理学》（美·林格伦）、《教育心理学——学与教的原理》（邵瑞珍）、《阅读心理学》（张必隐）等理论书籍，进行了专题阅读，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在教室里，学生们上课、上自习，我也“上课、上自习”。
经过大量的阅读及大量的调查研究，我大胆地对传统心理学中有关结论进行了质疑，提出“当代中学生是思而后信、思而后行的一代，他们不再在意成年人的评价，而更关注同伴的认可”。他们富有逆反精神，这一心态反映在语文课堂上则是“怀疑心态”及“饥渴心态”。为了把握课堂的心理流向，教师应在“课堂情境创设”、“课堂焦虑心理的调节”、“课堂问题行为的应对”等方面加以把握。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我总结了调节课堂心理的诸种策略。
1991年我完成了论文《课堂心理流向的把握》、《揿动课堂的旋钮》，1992年我带着前一篇论文出席了在旅顺召开的“全国中语会年会”并在大会上发了言。已故前中语会理事长张鸿苓在总结报告中说：“大会发言的内容很丰富，尤其是洪宗礼、胡明道等同志已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课堂内部，这些老师将来一定会成为出色的教育专家。”会后，陈金明教授给我发了红红的“全国中语会论文评比壹等奖”的获奖证书。以后，这篇论文又相继获得了省、市各级大奖6项。
正是不断直面困惑，不断产生好奇，不断探索对策，才使我能在世纪之交提出“学长式教学”，能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进行“预设与生成的和谐达成”、“三维目标的整合推进”、“学习方式的变革与倡导”、“生本教学价值观的确立与思考”等课题的研究，并归结出具有操作价值的教学策略。
三、有意思的“一日两江三地游”
右手抓牢扶手，左手护着书包，顾不得去擦满脸的汗水，我侧歪着，挤在公交车上的人缝中。虽然偏着的头、扭曲而立的身子很别扭，但我必须这样，否则就会分享到右边那个小伙热干面的美汁了。可是，左边的姑娘也不是能挨挤的，她不停地摆头，扭身，并频频送来白眼，以示对我侵占“领土、地盘”的抗议。“哎哟！”随着一阵猛刹，车厢里的“资源”好似又进行了一次重组，占据最佳位置的既得利益者伴随着惯性运动的压挤，给我挪出了一点空，我终于可以站直了。
这是我每天早起的第一门“功课”——乘公交车进行免导游的“一日两江（长江、汉水）三地（武昌、汉阳、汉口）游”，自从把家搬到武昌后，我就一直享受着这种“自导游”。虽然公交车车厢内拥挤、嘈杂，但我每天都眼巴巴地盼着它开来，祈祷着它在路上不坏，不罢工，不抛弃我。
有人奇怪，我何以如此执拗如此傻。有人认为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却能在清晨七点多出现在课堂简直不可思议。我却觉得这刚好是晨练，是思考的黄金时间。就是在车上，我无数次地反思自己的教学，记下突然迸发出来的火花（车上拟、想关键词，到校立马录、记）；就是在车上，我初拟了《语文学习100窍》的大部分“窍门”；就是在车上，我设计了80万字的《作文操作词典》的部分词条；就是在车上，我拿出了25万字的《听名师胡明道讲语文》的文本框架。
耳旁经常听到“教师真是太苦了”，“别人9时才上班，工资却是我们的3倍”，“每天都是这些事，一点刺激也没有”等哀叹声。是的，教师这份职业的确很苦，它需要不倦，需要甘守寂寞，有时甚至需要有自虐的勇气190年代初有朋友劝我，已经“成名”了，不要再到外省讲课了，而我不知为什么仍然坚持去了，而且还将课上到了湘鄂黔的山区！进入新世纪，又有人问我为何连轴转似地在天上飞、地下跑，讲学、听课、评课、爬格子，不觉玩命，反乐此不疲？我想，“执著中有快乐”可能就是答案吧！
自2001年，我开始参与新课程教师培训工作，直至现在成为“国培计划”专家库的一员。在培训现场，我与青年同行一起，解读新理念，畅谈新困惑，探索新思路，概括新策略、、我忽然发现，我的生命扩展了，延伸了。
人们常把教师比作“红烛”，誉为“春蚕”，其中蕴涵了悲壮的奉献精神、伟大的人生价值。然而，我却觉得自己并非仅仅是燃烧自己的“红烛”，贡献韧丝的“春蚕”，一方面，我燃烧着，奉献着；另一方面，我却又吮吸着，索取着。即使是“红烛”，我也在凭借改革的“圣火”燃烧、闪亮；纵然是“春蚕”，我也要仰赖教学的“绿桑”养育、成长。
搁笔凭栏：窗外，很好的太阳，视线尽极处，又是一片开阔地。
送给青年朋友的话——我对生命的感悟
生命属于你，它需要热情：
而机遇却不一定属于你，它拒绝冷漠、
职业属于你，它需要执著：
而事业却不一定属于你，它拒绝功利
大脑属于你，它需要敏锐：
而创新却不一定属于你，它拒绝墨守
成绩属于你，它需要平静：
而成功却不一定属于你，它拒绝骄躁。 《一个草根教师的粉笔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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