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风流及明清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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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朝潮过潮又起，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来到了明清，这就完全是一个狂士的乐园了。高启狂完方孝孺狂，方孝孺狂罢前七子狂，前七子狂后归有光接着狂，此后公安派、唐宋派、后七子、复社粉墨登场，李贽、徐渭再领风骚，明亡之时唐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顺着路儿一狂到底。
　　
　　这个时期是一个复杂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封建专制不断走向鼎盛，一方面又是各类政治文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们说两汉魏晋隋唐宋元以来的狂士大都是在儒家教义下的“儒狂”，还处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束缚之下，而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文人们已经嗅到了封建王朝的腐烂气息，并开始从制度方面进行思考反省，像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的“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等等。这虽不能说是一场完全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的思想仍有许多局限性，像唐甄，张溥就有“英明君主救世”之说，但在专制盛行的时代，有这些论点，的确已难能可贵了。
　　
　　当代著名学者刘梦溪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狂士精神及其消退》中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了明清的狂士风采，他把王阳明的“圣狂”定义为最高等的狂，袁宏道的“龙德之狂”其次，方孝孺的“寄道之狂”也可圈可点。的确，此三子应集明清癫狂之大成。
　　
　　王阳明的“圣狂”表现在他对“点也狂”的参悟，这个点不是点线面的“点”，而是孔子的学生曾皙，据说这个曾点在孔子授课时不好好回答老师问题，自顾自地在一旁鼓瑟，他独特的举动，构成了“点也狂”的典故来源。但孔子似乎喜欢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吾党之小生狂简”里面，大约也包括了曾点这个特长生。历史上对“点也狂”的研究论述有很多，但王阳明却不同，他在《传习录》里写到：
　　
　　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可以看出，王阳明对这个曾点尊敬得很，两人可以说“狂”气相投。在王阳明嘉靖三年的诗歌《月夜二首》也可看出：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最后两句更是带点得意，认为自己和“点也狂”一样，不拘礼数，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看透世间万象，“已心生万象”，其观点也可见一斑。
　　
　　袁宏道的狂也就相对复杂了，刘梦溪先生称赞其为“狂之醒者”，认为其狂得有分寸，更有种忏悔之意。宏道对“狂”有一番具体的分析“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释，有普化焉。”，他说要是他的朋友癫狂了，他就“北面而视之”，俯首称臣了。可见在他看来，癫狂简直是对人至高无上的称赞了。就像方孝孺说的那样“果以予言为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亦即如果认为他的文章是狂者之言，那么随便好了，“你说老子癫狂，老子就癫狂好了。”癫狂已不是骂语了，反而令人受宠若惊啊！而袁宏道的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他提出了“道不足以治天下，无益之学也；狂不足与共天下，无用之人也！”即在他看来，如果自己的学问不与国事相结合就是“无用之学”，自己的狂不用于治国安邦，则为“无用之人”一袁宏道的狂，的确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狂了。
　　
　　明朝的狂是从何而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确对癫狂之士的出现打下了经济基础。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因素。明朝的政治是腐败的，始终处于宦官与官僚的半战斗与战斗相混杂的状态，这导致了国力的大衰退，据说明末时的疆域已萎缩到不到四百万平方公里，只有如今中国的三分之一。这时候的士人癫狂，自然有些“带泪的微笑”了。李贽就写道“乱言之以愤世耳，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为什么乱说乱作，就因为现实世界有太多束缚人创造精神的枷锁，特别是人性的丑恶带给人的种种限制，佯狂只是暂时给自己一点慰藉，同时也是他们活在乱世的一种手段。这与魏晋的风流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像李贽、张溥、袁宏道最后还是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这也是士人之哀。
　　
　　魏晋与明清的狂者精神与乱世情结很值得当今社会去思考。我认为，不是要人人去学做狂士，举国皆狂只会带来更惨重的教训。我们要做的，就是给狂士一个发发牢骚的机会，那狂士自然就不会拉着别人一起狂了。但总之，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我们的社会在牢骚中也能不断地进步，要不然，老夫子们牢骚发的再多，只是当当饭后纳凉的笑话罢了。
　　
　

《论魏晋风流及明清癫狂(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