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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考察报告


万”,就是恶意的误导。

85岁的老党员、老报人羊老(解放前在《新华日报》工作,解放后在《四川日报》工作)要我们转告王宏斌,“凡是不合事实的,要追究‘滥报’的责任。要告到法院打官司,要他道歉,赔偿名誉和经济损失。凡转载的报刊,也要负责赔偿名誉损失。”

“南报”造谣,不少主流媒体很快转载。我们辟谣,投稿都不发表。因此,只有依靠网友同志们团结战斗,奋力辟谣,学习南街村,支持南街村,保卫南街村!

请看第四篇:《外来工问题真相》

 

外 来 工 问 题 真 相

——南街村考察报告(第2页)(之四)

文 / 南荣民 图 / 谢明康

 

南街村集团方便面厂

 

南街村集团麦恩食品有限公司

 

南街村集团调味品厂

 

谈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南街村环卫工人心里乐开了花

南街村848户,3100多人。农工商一体,集体经济逐年壮大,村办企业逐步发展到20多家。为了扩大再生产,人手不够,大量招聘外来工,近年达到万人左右。

聘用外来工,南街村受到“左”、右两方面的非议。左边的人指责,你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你就不能雇工剥削;右边的人说,南街村的经济增长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外来工只能拿低工资。

提出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两边都在有意无意间承认马克思资本论学说,资本剥削剩余价值客观存在,谁也无法回避。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过时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剥削。讳言“阶级”和“剥削”,这是自欺欺人。我们认为:阶级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掩盖不了。现在中国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加起来以百万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大量雇工,剥削剩余价值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真搞社会主义,必须逐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左”边的人想在一个早晨完全干净地消灭剥削,太性急了。要彻底消灭阶级剥削,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不能过急,过急要翻车。相反,右边的人不承认资本家剥削劳工,认为是资本家养活工人,即使是剥削,也是“剥削有理,剥削有功”。

奇怪的是:同样聘用劳工,“南诸报”及其同伙对私有制的企业雇用劳工评功摆好,不讳言剥削,大讲劳资两利,劳资和谐。而对公有制的南街村聘用劳工横加指责,大喊大叫“南街村剥削外来工”,更不顾事实,恶意造谣说:南街村剥削外来工,每月“只能拿低工资150~300元”。

我们调查结果,实际情况是:① 南街村集体企业为近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② 外来工受到南街人的尊重,亲如一家。绝对没有南方某些老板任意打骂体罚工人的现象,更没有北方黑砖窑、黑煤矿黑心老板那种虐待工人、压低工资、雇用打手强迫劳动的行为;③ 没有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资的事;④ 在南街,外来工人的待遇丝毫不比私营老板雇的农民工差;⑤ 外来工中有普通工、技术工、高级员工,层次不同,工资有高有低。我们问过一位拿最低工资的外来工,他说他家离南街不远,干的普通工,工资不高,每月只有四百多元,但可以照顾家庭,他很满意。工资高的几千元,个别上万元。绝非“只能拿150~300元的月工资”。也绝非“南报”所说不能享受南街村的福利。我们访问了去年才从北京印刷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李延甫,24岁,是本村人,现在南街印刷厂工作,每月工资500元。我们说,象你这样的大学生在北京可以挣二、三千元一月,你为什么不在外面挣大钱呢?他说,各有各的长短,在外面挣钱多,但不稳定;回村工资少些,但福利多,工作稳定。他还没有结婚,婚后生了小孩还可以分得二室一厅的新房。我们问他外来工每月工资多少?他说普通工少些,四、五百元都有,技术工比我们高,与我同一个厂的外来工高小伟,30岁左右,开机车,月工资2000元,比我多得多。足以证明“南报”所谓外来工“只能拿150~300元月工资”是瞎编乱说,严重失实。

 

这位拿最低工资的外来工说,我家离南街不远,干的普通工,工资不高,每月只有四百多元,但可以照顾家庭,我很满意。

 


在大学毕业生李延甫家中访问

2008年3月初,《河南工人日报》记者罗文深入南街村采访后,写了一篇《南街村为外来务工者营造温馨家园》,作了客观、详实的报道:“在南街村,外来务工人员的吃和住都是免费的。住的是标准集体公寓,……内设卫生间,彩电、空调、电话、被褥等一应俱全……专设职工浴池,随时可用。”工人“到这里工作后,南街村立即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除此之外,南街村对那些优秀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一项特殊奖励,就是把他们作为荣誉村民进行安置,享受南街村村民待遇,分配住房,生活实行供给制,入学、就医全部免费,与南街村民没有两样。”“南街村的高工资主要向外来务工人员倾斜,向一线工作岗位倾斜,向技术人才倾斜。”我们实地调查,亲眼所见,与《河南工人日报》记者罗文的报道一样。为什么“南报”对南街村实际用工情况一句好话也没有?倒还虚构编造外来工月工资“只有150~300元”,这不是明显的欺骗读者、恶意误导吗?

资本家使用廉价劳动力是为私牟利。工人为私人劳动,成果归老板享受。劳动者被榨干血汗,得不偿失,受到严重的剥削。

南街村招用村外人员务工,是为公造福。工人为公劳动,成果归公,劳动成果大家享受。剩余劳动价值完全用于公共积累,发展公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搭桥铺路。村内外员工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理想而奉献自己的力量,不是主仆关系,不是资本家与工奴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共同创造的财富是集体经济稳定增长和发展的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南街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才能享受到比周边地区更优越的待遇,也才能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外来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南街功不可没。村民与外来工情同手足,团结,和谐。“南报”的谎言是恶意误导,只能骗那些不了解实情的外地人,在南街村内外已成笑柄。不少外来工说:我们是自愿到南街工作的,来去自由。我们比南街村民的工资还高些,在这里生活很愉快。

 

南街村档案馆接待留言簿掠影

请看第五篇:《2000万的鬼话》

 

2000万 的 鬼 话

——南街村考察报告(第2页)(之五)

文/南荣民 图/谢明康

“南报”标题《“月薪250元”真相曝光》说“2003年5月,南街村村委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然死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我们调查,王金忠因劳成疾,死于心肌梗塞。所谓发现“至少2000万现金”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中,严重失实。当时的在场人都说没有这回事,子虚乌有。王宏斌说“是无稽之谈”。经常到王金忠办公室的村干部说,没见过有能装2000万现金那么大的保险柜。王金忠的办公室有个小保险柜是用于装重要文件和票据的,最多只能装100万元人民币。雷德全说他的办公室离王金忠很近,王金忠去世前后的情况他都了解。2000万元人民币,100元一张的要20个王金忠办公室里那种保险柜才装得下。2000万元人民币有几百斤重,体积有多大,大家用百元一张的钞票称算一下,堆起来一看就知道了。

 

我们将“南报”关于“2000万现金”的报道给老党员井洪欣同志看,

他扪嘴一笑,“没有的事。王金忠生前就在这座办公楼(上图)上班,

我经常去他的办公室,只看见有一个很小的保险柜”

 

南街村档案馆负责人不屑一顾“南报”关于“2000万现金”的报道

“南报”编造的“真相”,白纸黑字,谁也改变不了。到底是“真相”还是“假象”?到底“曝光”了谁?明眼人一看就清楚。

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对准“二百五”的。

据当地人说,“二百五”是河南古老的一句骂人的话。古时的小铜钱,外圆内方,文人叫它“孔方兄”,中间有孔,用绳穿孔,五百枚一串,称一吊钱。“二百五”是“半吊子”,对傻瓜、憨包、笨蛋、智商不足的人叫做“二百五”。王宏斌不当工人回乡当农民,别人讥笑他是“二百五”。他回乡后与王金忠一起,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带领党员到火车站打工,搬运货物,干了一个冬天,挣得3万多元,全部奉献给村里做发展基金,“聪明人”笑他们都是“二百五”。不久,村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提出“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努力奋斗”,王宏斌、郭全忠、王金忠等村干部把自己的月工资定为“二百五”(不高于工人的工资,符合巴黎公社精神),全村群众都被他们这种真干实干、乐于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南街村的干部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人称“二百五”干部,贬义词变成褒义词,村干部引以为荣。从党内到党外,全村展开了学习“二百五”精神,争当“二百五”活动。一学“二百五”不怕吃亏,乐于奉献的傻劲;二学“二百五”认准方向不回头,艰苦奋斗创大业的干劲;三学“二百五”不干好事业决不罢休的认真和韧劲。发扬“二百五”精神,为人民服务成为南街的主旋律。他们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怕任何人冷嘲热讽,不睬“机灵人”的白眼。他们在墙上贴出“傻子种瓜,种出傻瓜,惟有傻瓜,救得中华——陶行知”,在东方红广场前面请人画了大傻子张思德、白求恩、焦裕禄、雷锋、王铁人……的巨幅画像。下面写着“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南街人的人生价值不是用金钱多少来衡量的,而是用他对社会的奉献来衡量的。从外地走进南街的人,被这种精神震撼,有的人迷惑不解,也有人反感:“啊!什么时代了,还有这种傻子?”“‘二百五’精神是真是假?是不是作秀啊!”“这跟市场经济价值不合吧?”老实说,我们未能免俗,七年前到南街村就当面问过王宏斌:“你现在每月多少工资?”“二百五。”“我们知道几年前你们村领导人的工资都是二百五。现在还拿二百五,太少了吧。我看你拿1000元也不算多。”他淡然一笑:“我们除了工资还有福利,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什么都不愁,我们满足了。”今年我们第三次进南街村,调查外来工的月工资高的超过2000元,内地工500~1000元的都有,问雷德全同志村干部月工资多少,回答还是“二百五”!我不禁叫道:“不合理,太少了!应该提高。”他心平气和地说,村里住房、水、电、气都不要钱,上学、就医全公费,加上肉、油、面粉等免费供应,再加一百多元现金福利券,再加二百五,也不少啦。领导干部开会、吃饭、坐车,都是公费,算起来不比村民低多少。我们无言。

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

仔细一想,南街村内村外恍若隔世。村内在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体脑、城乡、贫富差别),认真走共同富裕、大家幸福之路;村外在扩大三个差别(脑力精英年工资十万、百万、千万元的都有了,体力劳动者800~1200元的居多。老板与工人年收入相差几十到百倍。豪华的都市与18世纪的农村同在),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人们的观念随经济地位而变化,各有各的“理”。有些“老总”、有些“长”,年薪几十万、上百万也不满足,他们要跟美国人比,觉得他的收入少了,“不合理”,还应该升高。相反,他们说劳工从事的是简单劳动,现有工资是“合理”的。合什么理?合资产阶级法权之理。一面高唱自由、民主、平等,一面把劳动人民踩在脚下,敲骨吸髓,为所欲为,这难道不是老爷的虚伪?!

“南报”诋毁和亵渎“二百五”精神,造出在“办公室保险柜搜出王金忠贪污2000万元”的谣言,依此证明南街村干部月薪“二百五”是假象,贪污是真象。退一万步说,即使村干部中出了一个贪污犯,也不能说“二百五”是假象,因为王宏斌等村干部迄今还是“二百五”。他们过着十分清廉的生活,不管“南报”怎样挖苦、诽谤、打击,依然我行我素,忠诚执着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不管“南报”怎么抹黑,“二百五”干部还是受人尊敬的。南街村起初只有13个“二百五”,后来增加到二十几个,今年我们访问,越来越多。不但村干部甘当“二百五”,外来的大学生还申请当“二百五”呢!前有山东来的大学生袁婧,后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研究生顾毅,主动要求成为南街荣誉村民,志愿拿“二百五”的工资(虽然我们并不赞成他们永远拿250元月工资,应该水涨船高,拿上1000元或者更多一些,不高于工人最高工资,也是“二百五”精神)。不少青年人追随王宏斌热爱毛泽东、信仰毛泽东思想,为崇高的理想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他们有他们的理想、自由,你“南报”管得着吗?!

我们访问的第一位南街村民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2000万现金的问题”

南 街 村 是 独 立 王 国 吗?

——南街村考察报告(第2页)(之六)

南荣民 谢明康

“南报”炮制的《共产主义神话终结》第三段诬陷王宏斌“建立毛主席共和国”,罪行是“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塑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说这个“小国家”“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然后,诬王宏斌是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专制独裁,“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一个人说了算”。

我们在南街村考察,对照“南报”,又好气又好笑!

一、毛主席是开国元首,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人民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南街人翻身不忘毛主席,他们怀念毛主席,向往毛主席,自己筹款在东方红广场上竖立了毛主席像,正面刻着“为人民服务”,侧面刻着“摸过夜路的人,最知光明的珍贵。受过饥寒的人,深知毛主席最亲!”后面刻着王宏斌撰写的“饮水思源”碑记。南街人每年“9.9”、“12.26”都要在这里纪念毛主席;平时,热爱毛主席,参观南街村的人都向毛主席鞠躬致敬。2008年4月15日,我们还看见一群青年学生在广场恭恭敬敬向毛主席敬礼。“南报”为何冷嘲热讽,横加莫须有的罪名?!

二、为了方便群众,银行在南街村开设了窗口。全国不少农村都有农业银行,由总行直接领导。在“南报”的笔下,变成南街村独立王国“拥有财政(银行)”。派出所是直属公安局的,武装部、民兵营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全民皆兵、寓兵于民组织起来并得到上级批准的。法庭是县人民法院为基层服务派驻的。怎么把这些都写成了南街村独立王国所“拥有”?!你们这样任意罗织罪名,真不怕天下耻笑吗?更有甚者,“南报”把“村规民约”也说成是“小王国”的“法律”?“工业部门、农业部门”也是“小王国”的证据,这么荒唐、这么低级的莫须有的罪名,竟登在报纸上,向全国发行,好象说:啊呀呀,不得了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出了个小独立王国,快派兵镇压吧!其黑心黑肠,昭然若揭!

三、“南报”还造谣说,南街村“小王国”内,有个冷酷的“西北利亚”,是“流放政治犯之地”。我们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一个“政治犯”。问村民,都回答“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政治犯’”。在新楼下有所旧房,老村民告诉我们,是当年拆掉旧房统一建设新南街村时,有意保存的,是为了让下一代知道,老南街象什么样子。这里从来没有关过什么“流放政治犯”,南街全村村民可以作证。“南报”无中生有,太厉害了,太可怕了,若评选“造谣冠军”,当然非“南报”莫属!

四、“南报”指责王宏斌“人治”、“一个人说了算”,并找了三个典型人物:耿宏、耿富杰、陈书欣,为他们鸣冤叫屈,借以控诉王宏斌“小毛主席”的残暴。但事实是:

耿宏负责的食品工厂卫生工作不合格,1999年被撤了职。这是村党委会经过研究依纪依法作出的决定。南街村以加工生产农业绿色食品方便面、啤酒……等为主,对食品卫生要求很严格,为了对消费者负责,决不容许负责卫生工作的人失职,因此,对其撤职处分是正确的。难道要包庇他,掩盖他的错误才是正确的么?!

耿富杰是南街村集团的总经理,他“向南街模式挑战”的实情是这样的:耿富杰原来与王宏斌合作很好(否则不会当上总经理)。后来在不良气候的影响下,想要让南街改制。(大家知道,股份化、私有化改制收益最大的是老总,吃亏的是工人。在车上,常州XXX厂的一位中层干部对我们说:我们常州那里好多企业改制,当权派一夜之间暴发,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书记变成资本家,老总都肥了,贫富差距拉大了。)如果改制私有化,对王宏斌也大有好处,一夜之间就会变成千万富翁。但王宏斌不愿占老百姓的便宜,坚持改革不改向,“千变万变,信仰不能变;坚持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不能变”。于是两人发生矛盾。耿富杰辞职离开南街,到外面寻求个人发财之路,结果是“运气不好”,上当受骗,空手而归。“班长”宽宏大量,欢迎他回村,仍当上了一个项目的副经理。

陈书欣,原是南街调味品厂厂长,涉嫌贪污犯罪,现已“双规”,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南街村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廉洁的。在市场经济香风迷雾的包围中,个别人被糖衣炮弹打中,有腐败行为,“班长”毫不姑息,迅速果断依法处理,“南报”为陈书欣叫屈,指责“班长”专制,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为谁说话,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五、“南报”记者没有到过南街村吧?竟说王宏斌“模仿毛(泽东),深居简出”。村民们都说,“班长”是全村最忙最辛苦的人,他经常到企业、下车间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每年农忙时节,他带头参加农业劳动,驾驶拖拉机在闷热的驾驶室一干就是一天,决不是蜻蜓点水对镜头作秀。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意见。虚心接受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冕”。 南街村党委和三套班子的干部,每月都要过几次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王宏斌在村党委会上带头作诚恳的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在“永动机”问题上,他听了“专家”的“新理论”,要打破老教条突破不可能“永动”的禁区,创新永动机可以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对社会和南街村都大有益处。于是冒险投资造成重大损失。王宏斌多次在党内做自我批评,并且开大会向全村检讨:“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言辞恳切,毫不推卸责任,大家原谅了他。村民选举、党内选举,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他都高票当选。王宏斌并不专制,南街村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

为了防止干部腐败和特殊化,南街村党委采取了各种措施:① 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② 接受老干部监督;③ 坚持过民主生活会;④ 加强法制,严格管理(例如干部直系亲属不能管财务,干部和亲属都不能特殊化。王宏斌的爱人七年前在宾馆洗衣房工作,这次我们到南街考察,她还在洗衣房做事);⑤ 抓根本,预防腐败,关口前移,特别注重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坚持学习“老五篇”,弘扬共产主义道德。南街村党风端正民风好,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授予南街村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民政部授予“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称号。王宏斌是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七大代表。“南报”妖魔化王宏斌,同时影射和攻击毛主席,连李讷到南街村捐助10万元也受到奚落。

乌云遮不住太阳,狂犬吠日无损于太阳的光辉。“南报”的谰言,不值一驳!

请看第七篇:《毛泽东的好学生王宏斌》

 


毛 主 席 的 好 学 生 王 宏 斌

——南街村考察报告(第2页)(之七)


被“南报”诬为“最后一个动物园”的“牧羊人”、“土皇帝”的王宏斌,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南街村民最了解。
他,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人,1951年出生在一个劳动人民家庭。老人们说,“俺斌从小就是好娃子”,“热爱劳动”,“尊敬老人”。合作化时期,他还是一个孩子,空时收集蒿杆玉米叶、打草垫,打了百多个。别人以为他打来卖哩,他没卖,挨家挨户送给老人们作坐垫。大家都夸他是好孩子!
他小学毕业那年,学习邢燕子,志愿回乡务农。锻炼几年,样样活路都能干。平素不说空话,干活有股牛劲。老队长见他是个好苗子,推荐他当了生产队长。他办事认真,处世公道。有天母亲误工,迟到10多分钟,他执行队规,当场扣了母亲的工分。
他事事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干的,自己率先干好。带头干重活,克服困难,很快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大家齐心合力搞生产。两年时间,这个队的粮食增产量居全县第一。他被评为先进生产队长。
1976年的一个大雾天,王宏斌带领社员下地锄草。对面一人挥锄下来,砸在他的头上,顿时鲜血长流,送到医院救治。县委刁书记赶忙来看望,安慰他说:“宏斌,你安心好好养伤,我已经让公安局把阶级敌人抓起来了。”“啥阶级敌人?”“就是用锄头砸你那个人。”王宏斌急忙解释,“我们锄草,他从对面锄过来,不小心碰伤了我的头,他不是故意的。刁书记,请你赶忙放了他。冤枉了好人,叫我今后咋当生产队长?”刁书记才知是误会,立即放了那人。王宏斌就是这么宽容大度、实事求是。
他的父亲在县供销社工作,要了一个招工指标,让他进城在县农机公司当上了工人。城里一个漂亮姑娘看上了他,成了他的未婚妻。
他进城以后,队里干部顶不起,歪风邪气上升,粮食产量下降,先进队变成落后队。老支书带着社员坐上拖拉机,敲锣打鼓进城把他“抢”了回来。他难却乡亲们的情意,又当上了生产队长。
不当工人当农民,放弃铁饭碗去端土饭碗。未婚妻嫌他太傻,一气退了婚。
于是,他第一次得了“二百五”的绰号。
他回乡带领乡亲实干苦干加巧干,很快又把生产搞上去,亩产上千斤,成了全县的一面红旗。他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早在1975年,他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实践论》、《矛盾论》是他认识世界的“显微镜”、“望远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老五篇”使他思想升华,立志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从社会主义一步步走向共产主义,是他终身奋斗的目标和行动指南。
为了集资办砖厂,他卖了家里的东西,凑足5000元,带动了干部和村民集体投资。
资金不足,他和党员们一起到火车站打工,挣工钱3万多元,全部投入基本建设。
扩建机砖厂,银行不贷款。他设妙计“指山卖磨”,预售机砖(每块由3分5厘降到2分5厘),筹集资金35万元,购买设备,办起了机砖厂。
建面厂,向银行贷款,行长不借,说南街不够贷款条件。他多次恳求,行长不胜其烦,不让他进办公室。他和村主任只得到行长家门口等候。这天黄昏,行长下班回家,远远瞧见他们,就打电话给妻子,说“今晚有事不回家”,掉头就走。第二天,行长以为他们吃了闭门羹,不会再来了。晚上回家,远远望见他们还在寒风中守侯。行长被他们一心为村民办事的执着精神感动,破例贷了10万元给他们(后来南街村出了名,成了利税大户,信誉很高,才逐渐获得大额贷款)。
为打开产品销路,他装了一车面粉,与王金忠一起到北京销售。一路上饿了啃干馍,渴了喝凉水,几天几夜东奔西走,卖不出去。王金忠说:“哥,天气这么冷,我们回去吧。”王宏斌说:“再试试吧!”凭一股牛劲,他终于在一家糕点厂门口拦住了下班的厂长,“……这车面粉不要钱,送给你们,请帮我们化验一下,看质量合不合格?合格才卖给你们。”检验结果,南街村的面粉比该厂原用的面粉质量好,价格低。于是北京糕点厂与南街村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从此打开了销路。
1981年,土地承包到户,两个村办企业也承包给了私人。折腾了几年,部分土地撂荒,两个承包人腰包满了,该交集体的钱赖着不交,“个人捞了钱,集体受了骗,党支部落了赖。”不知实情的群众告王宏斌与个体户勾结坑害集体。他果断决

《南街村考察报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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